文 | 李鐵
涉及幾乎所有城市、覆蓋全民的疫情總動員，對我們的城市治理提出了嚴峻考驗。從部門，到社區，甚至每一幢樓房，各種防疫措施都沿襲了農業社會村莊土圍子的方式，各自為戰。
城市、社區、企業以及村莊各自為戰，在體現出總動員的能力和效果的同時，也耗費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智慧城市系統為何失靈
在各地抗疫成果和經驗中，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地方利用現代化手段。例如充分發揮互聯網和手機信令的優勢，大大提高了各自為戰的戰術效果。再比如，社區出入的二維碼，利用手機信令和APP使用記錄來確認14天內的行動軌跡。還有，各種以互聯網社交工具為依托的社區與居民、物業與業主的溝通網絡，利用大數據對從疫區返回人員的全面監測和追蹤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企業和機構紛紛利用互聯網開會和辦公，在線教育迅速擴張等，都充分顯示了信息社會的優勢。
可是我們也有疑問，各級政府乃至於社區在這之前巨額投資建設的所謂雲平台和大數據中心，包括所謂的智慧城市項目和網格化管理項目，對這次疫情防控到底發揮了多少作用？
不可否認，少數社區的網格化管理可能會起到一些作用，但是更多與智慧城市有關的設施，在如此重大的防疫戰爭中，卻可能處於癱瘓狀態。因為這些數據中心、雲平台和網格化管理等智慧化管理設施，從設計到投入建設的那天開始，就已經注定了未來可能會喪失作用，原因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封閉的數據系統已經不適應越來越開放的社會信息體系。政府部門內部上報數據的傳統數據統計體系，已無法應對開放的社區或城市的人口變動狀態。
二是數據規模不夠導致應用的效果越來越差。為什麽幾乎所有的用戶都要選擇騰訊或阿里的應用平台，原因在於它們數據應用的廣泛性，以及可以支撐用戶的雲計算後台管理系統。一個封閉的城市和社區，可能會投資建設一個信息平台，但是沒有規模數據支撐的後台管理和運行，一旦要面對一些突發性事件引發的巨大信息流量，顯然就會捉襟見肘。
三是政府投入的資金很少考慮運營成本。近些年各地已經投入了各類智慧城市平台和大數據中心，包括網格化管理項目。對於一個城市來說，智慧平台和大數據中心的投入多則幾千萬元，少則幾百萬元。網格化社區項目花費一般都在十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全算下來，一個城市要建設這些所謂智慧城市項目，一般都要投入幾千萬甚至數億元。項目資金投進去了，項目也建成了，但往往只是局限於政府辦公系統的服務，不可能有收益來源，必然會導致後期運營維護資金嚴重不足，有的只能成為上級領導參觀的擺設。
四是針對智慧城市和大數據中心的研發項目，如果在脫離了市場，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和人力投入來支撐。因為更為廣泛的社會應用和需求包括激烈的市場競爭，會迫使企業不得不提高研發的投入，改進技術，提升競爭力，而沉澱在政府內部的平台和應用則無法做到一點。技術研發和更多投入，需要更大規模的用戶和市場空間來支撐。但局限在政府部門和基層社區的智慧系統，由於應用的範圍不大，利用效率低下，很難產生收益，也就難以維持日常的系統維護和運營，更不用說增加投入以滿足更多需求了。因此在投入設建之後不久，就會變成落後的技術系統，這也是在現實中普遍存在的情況。
之所以目前采取的各種抗疫措施大多是運用傳統的手段，說明了一個問題：在疫情大災面前，這麽多智慧城市項目失靈，原因在於投入建設的初始階段，就沒有考慮到未來應用如何與市場接軌，以及該如何維持這些雲平台、數據中心以及網格化管理平台所需的管理成本和運營費用，並進一步提高運營效率。
更重要的是，從基層政府的角度出發，並沒有把為城市各類居民開展服務作為建立相關平台的基本宗旨。這些服務本來就不應該被壟斷在政府辦公系統的範圍內，應該將與信息化有關的服務交還給市場。如此既可以節省大量政府公共資源，同時也可以通過市場來服務更廣泛的人口。
城市治理如何真正智慧化
疫情期間，在與信息化有關的各種智慧應用和數據服務方面，我們看到市場化平台發揮了很好地作用。無論是疫情涉及人員的軌跡追蹤，還是大規模人口流動的範圍和規模以及相關信息的搜集，包括現在社區出入的二維碼，還有一些企業和機構在家辦公使用的網絡平台，基本來源於幾家著名的網絡公司和大部分市場化服務平台。
例如，企業和機構在家辦公的網絡工具多數使用騰訊和阿里的QQ、微信和釘釘；網絡在線教育利用的是各種市場化的互聯網平台；而在解決居民足不出戶在家隔離封閉的各類生活需求方面，各種依托於互聯網運營的外賣和快遞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如果完全用政府主導的傳統社區服務方式，很難滿足如此巨量的商業化和社會化的需求。
很多學者通過疫情得出對未來的判斷，互聯網和大數據的市場化應用將會在疫情之後出現難得的繁榮期和紅利期。對於絕大部分身在互聯網產業的人來說，這次的機遇也是對互聯網供給模式的檢驗。
未來的在線平台，比如在線教育、在線醫療服務、在線會議和辦公系統將會通過這次機遇，迅速進入和佔領市場，改變中國城市經濟的傳統運行模式。
這次疫情的防控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那就是政府的一些抗疫需求，也不得不開始借助互聯網的優勢，把自己的各種服務內容交給市場平台去運營。這或許意味著，今後傳統的由政府單方投入和壟斷運營的智慧城市平台、大數據中心以及網格化管理體系將面臨著運營的危機，被迫調整自己過度依賴政府的運營和經營的理念，放棄相對封閉的數據平台體系，轉變為更為開放並與市場化企業更為緊密合作的系統。
未來城市治理的智慧化和數據化可能實現的轉變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更多地依賴於市場化的運營主體，依賴於更大規模的數據公司，而不是政府獨自投入和小規模封閉運營的所謂智慧城市平台系統和大數據中心。
二是數據來源更多依賴手機信令和最大規模的互聯網公司，而不是政府內部的上報數據信息。
三是政府在智慧城市和數據方面的投入將從自主投資轉化為購買服務，根據市場規模和技術水準選擇最好的、規模化的公司提供服務。
四是互聯網公司也會通過這次疫情提供的機會，放大自己的市場服務空間，在傳統業務模塊中尋求更廣泛的市場機會。
五是對過去各自為戰的城市智慧平台和數據系統，下一步的發展是與互聯網公司開展合作，共同投資開發新的公共服務和市場化服務系統。
六是疫情會加大數據和智慧服務的研發深度和廣度，無論是公共衛生和疫情防控體系，還是在線教育和會議服務等方面，各種新的服務模式將會通過疫情引發的需求而產生。在這個基礎上的城市智慧化，將會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和機遇。
七是通過疫情的數據應用，我們會開始重視互聯網數據和手機信令數據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更大規模的數據。如何維護和保存這些數據作為未來信息社會時代的數據庫和資料庫，需要各級政府和企業提供更多投入來增加存儲資源。這些數據無論對政府還是對社會都是極為珍貴的資源。
雖然疫情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痛苦和損失，但是對中國的互聯網信息產業發展，對於城市治理的真正智慧化，對於社會治理中的大數據應用，都是一次重要的發展契機。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編輯：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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