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應試文化，不可能僅靠教育內部改革

應試文化，並不來源於考試，而來源於教育的社會功能；要克服，不可能單純靠教育內部的改革。

程介明香港大學榮休教授

新加坡教育部近日宣布，在今後三年裡，將逐步取消小學三年級與五年級、中學一年級與三年級的年中考試。明年開始，小學一、二年級將取消全部考試。

筆者在 2016 年為美國亞洲協會（紐約）做過一項五個教育體系的調查——涉及中國香港、台灣地區以及新加坡、韓國、日本。這些體系，都洞悉新時代社會的挑戰，積極推進教育改革，都把學生的學習放在中心地位，而且都回歸教育傳統，注重德育。但是，這些教育體系，又都遇到同樣的改革瓶頸——考試。

這種應試文化，也反映在國際比較裡面。在教育界都熟悉的 OECD 主持的 PISA 當中，這些“筷子文化”的教育體系，學生知識與能力都非常強，其他地方難以匹敵。但是也都有同樣的毛病：學生學習興趣低，學習動力差，壓力大，憂慮多，不愉快。這也就是“應試”文化。

這與相傳一千多年的“科舉”影響，一脈相承。重視了學習的獎勵（功名、分數），而忽視了真正的學問；重視了競爭，而忘記了內涵；重視了後天的努力，而忽略了人際的差異……優良的教育傳統，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疾病，所謂“文憑病”（Diploma Disease）。

進入工業社會，這些“筷子社會”的教育，帶來了日本與“四小龍”的經濟崛起，也可以說是中國近 40 年經濟起飛的文化動力。但是當社會逐漸走出明細格局的工業社會，當學習的內涵成為面對多元多變社會的必需，當學習成為生活的常態，現代的功名（學歷）就變得不足夠。傳統的考試成為了學習的障礙，應試文化就成為了教育向前發展必須解決的社會病症。

這道理，大家都懂。我們會不斷看到華、日、韓社會人們對應試文化不斷的、深刻的、精確的批評、攻擊、抱怨。但是如何改變現狀？沒有多少人能夠提出方向。原因也許很簡單：應試文化，並不來源於考試，而來源於教育的社會功能；要克服，不可能單純靠教育內部的改革。這就要靠政府，靠統觀社會各部門的政府。

韓國教育部早在 2015 年就要求全國的初中在三年六個學期中，起碼有一個學期不考試——“無試學期”。這次新加坡就大膽得多，指出“這是一連串努力的一部分，為了擺脫狹窄地專注分數，也讓孩子尋找學習的樂趣（按英文意 譯 ）。”

還有意味深長的改革：中小學的成績報告表，不再允許載入全班的名次，或者是全年級的名次。新加坡教育部認為，“學習不是攀比（competition）”。同理，初中的成績表，也不再登出總體平均分；同樣是不讓學生之間攀比。還有，不允許標明不合格的科目（如加紅線或者加黃線）。

新加坡教育部還指出，“要尋找學習樂趣與教育達標之間的平衡”。理由是，新加坡在國際比較中已經節節領先，教育（體系）有相當高的嚴謹性，因此可以松開（unwind）一點，而不致影響教育體系的表現。

為什麽選了小學三與五年級、初中一與三年級？理由是這些年級的“過度性”比較明顯，或則科目增加，或則要求更加嚴謹，因而學生需要更長的“跑道”。新加坡年前已經不再宣傳小學畢業試的“狀元”，2021 年更會全面改革小學畢業試。目前的考試改革，是整個教育改革的一部分。新階段的教育，可稱為“為生活而學習”（或者“為生命而學習”，未看到官方中譯本），“是一種價值觀、態度、能力”。

看得出，新加坡的教育，正在不暇地向前發展。從 20 世紀 70 年代的幾乎純粹擇優的精英制度，到 20 世紀 80 年代兼顧精英與大眾，到後來的改造薄弱學校，營造新型的初級學院（Junior College）與理工學院（polytechnic），而且明確為每一位國民創造機會。這也許本來就是每一個政府都應該做的。

在香港，就制度來說，上一輪改革，把三個統考——小六、中五、中七——減成中六一個，已屬非常罕見。但到了學校層面，就不容易取得共識，也很難一刀切。不過教師、校長以及辦學團體，都比較有想法，也有活力去變革。事實上，例如考試不再排名次，在香港許多學校已經實行多年。只要理念通了，教師會很快想出新辦法。

類似的變革，當然還要取得家長的支持。即使是新加坡，也馬上有家長表示憂慮：“沒有比較，我怎麽知道我的孩子表現如何？”這是典型的“筷子文化”——以名次高低代替表現好壞。對於不少家長來說，喜樂完全在於分數高低，孩子學了些什麽，其實也許一點都不知道。考試的變革，最關鍵還是大學招生。大學若是只看考試成績，下面的中學也只好為考試操練題目，中小學的應試文化就難以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