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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彈專家2》重新詮釋警匪片 香港電影再現活力

原標題:《拆彈專家2》:煥發香港電影新活力



內地香港合拍片從21世紀初的嘗試開始,歷經磨礪、調試,已經從“水土不服”呈現出融合成熟的態勢。然而,很多合拍片為了迎合內地口味,大多會減少或者抽去香港的地域空間標簽與文化符號,於是我們看到了以內地新聞事件為題材的《中國合夥人》《親愛的》;粘合了內地與香港的城市標簽的《春嬌與志明》(2012)和《一代宗師》(2013);模糊掉空間標簽,抽離故事發生地,建構想象空間的《美人魚》(2016)《西遊降魔篇》(2013)。


因疫情影響,2020年上映的內地香港合拍片很有限,仍有以中國女排為原型的《奪冠》以及表現中國海上救援隊的《緊急救援》等。正在熱映的《拆彈專家2》(2020)延續了2017年《拆彈專家》的故事,並在此基礎上,重拾香港電影久違的活力,也讓觀眾看到“港味”美學煥發新的生機。



香港警匪片的重新詮釋


觀眾可能對導演邱禮濤有些陌生,但這個“非知名”香港導演已經執導了130多部影片。他的電影類型龐雜、題材多樣,涵蓋了恐怖、喜劇、功夫、警匪、社會、勵志等許多類型,水準也良莠不齊。


邱禮濤不是典型的警匪片導演,常在典型的類型電影中獨辟蹊徑,在敘事中加入一條社會良知與剖析人性的路線,在通俗的類型框架下寫人寫情。在警匪片《黑白道》(2006)中,他對臥底警察的關注點更多地放在了他們結束臥底生活、回歸警隊之後的內心狀態。可以看出,邱禮濤在警匪片的創作中往往融入對個體的體恤與對社會的思考。


“你信我,你就是警察,你不信我,你就是恐怖分子。”《拆彈專家2》中這句台詞解構了經典香港警匪片正邪二元對立的格局,比如《英雄本色》(1986)在警匪對立中表現江湖道義與英雄氣概,也打破了類似《無間道》中兩個深陷“無間地獄”的臥底相互交纏、尋找出路的身份焦慮,在為警察設置多變身份的基礎上,重新詮釋了警匪之間反轉與互通的關係,增加了戲劇的張力。


影片《拆彈專家2》跳出了第一部《拆彈專家》“拆彈——遇難——排難”的簡單敘事,注入了明顯的自省意識。這樣的自省,主要體現在影片中角色身份的反轉上。不像《黑白道》《laughing gor之變節》等影片中,主人公清楚知道自己臥底身份,並為自己特殊的身份糾結痛苦,在《拆彈專家2》中,主人公潘乘風在身份謎題中加入了“失憶”和“植入記憶”的情節,讓其在身份翻轉的過程多了幾重敘事屏障,在黃色濾鏡後的真實回憶與綠色濾鏡後的建構回憶之間來回跳切。將明確身份這樣的情節點複雜化,不僅將觀眾帶入懸念的旋渦中,同時放大了潘乘風作為一個警察的的理性與自省。



“表演狂”的進階與救贖


在邱禮濤的電影中,主人公們常常是“表演狂”。他們受環境重壓,被命運捉弄,性格出現較大轉變,開始憤怒、叛逆呈現癲狂式的表演性狀態。比如《人肉叉燒包》《計程車判官》《伊波拉病毒》等影片,將社會的殘酷本質投射在了一個具體的人物身上:在外界環境的重壓下,個體的獸性、魔化被激發出來,用一種近乎“表演狂”的演繹方式,表現對社會的不滿與憤怒。


在邱禮濤的創作序列中,“表演狂”常常是一個失敗男士,而在《拆彈專家2》中,潘乘風所承擔的“表演狂”角色實現了進階與救贖。他擁有殘缺的身體,被建構的記憶,經歷了異常艱難的四個階段的明顯變化:勇敢有愛的拆彈專家、失去左腿放棄工作的落魄警員、因憤怒失去理智的犯罪分子、被植入記憶重新恢復理智後的臥底探員。最終,仍然能夠通過捨棄與犧牲實現救贖與自我救贖。


失憶的潘乘風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動接收了記憶的移植與重塑,從生理上來說,他成為一個失去自主的、被建構出來的主體。與此同時,影片還將表演放置於一個奇觀展覽式的裝置中,香港國際機場、地鐵,以及影片結尾處青馬大橋的炸毀,震撼而炫目。這些刻意擴大了的表演空間,使潘乘風的警察形象多了一分傳奇與悲愴。


《拆彈專家2》不僅重現了香港電影頑強的生命韌性,更能清楚地看到香港電影涅槃重生般的決心與可能性。這部帶有明顯時代印痕的香港電影,用勢不可擋的氣勢表現出香港電影可以起死回生的決心、勇氣及能力。影片對於香港警匪片的重新詮釋,複原了這個城市的殊異性,然而“表演狂”的進階與救贖所呈現出的個體內省,又使這種殊異性擁有可以被理解、被共情的可能。(作者:康寧,系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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