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經常被我國網民掛在嘴邊的名詞，或者應該說是形容詞：玩手遊運氣不好時的一種稱謂；夏天試圖逃回老家躲避高溫的黑哥哥；疑問表情包；帶種族天賦的rapper...... 但我們對非洲的認知也僅僅停留於此。
自娛自樂之外，非洲也常常出現在嚴肅新聞裡，這片廣闊的大陸既熟悉又陌生。了解一段歷史並不難，但從何種角度了解，是選擇的關鍵。上世紀，老牌殖民主義國家葡萄牙經過500年，在非洲西部和東南部佔有“葡屬幾內亞”（今幾內亞比紹）、安哥拉、葡屬東非（今莫三鼻克）等較大的殖民地。
20世紀60年代以後，在非洲民族解放鬥爭高漲，大多數國家已獲得獨立的形勢下，葡萄牙總理薩拉查法西斯獨裁政權仍堅持殖民政策，1956年，安哥拉和幾內亞比紹首先成立民族主義政黨“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和“幾內亞和佛得角非洲獨立黨”。轟轟烈烈的殖民地獨立戰爭打響，非洲遊擊隊與白人為主的鎮壓軍隊殘酷對峙。一個出生於歐洲但在非洲長大的白人女孩，目睹了這一切，她的父母姐妹、家裡的農場、農場裡的奶牛以及各種黑皮膚的鄰居都被卷入動亂中。
他們是白人，卻生活在“黑”土地上，戰爭讓他們左右為難，一面提防隨時出現的遊擊隊，一面還要操心自家的奶牛和狗不要被傳染病與毒蛇奪走性命，生死大事共一地雞毛。
作者用孩童的視角，真實還原了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命運故事，這是一本回憶錄，也是一本歷史日記，關於少數中的少數人的故事。
解放戰爭，1974年
那是1974年，我5歲了。
那一年，在鄰國莫三鼻克，莫三鼻克解放陣線軍隊與葡萄牙殖民者長達十年的內戰剛剛結束（成立了以解放陣線為主體的過渡政府），而抵抗運動軍隊與解放陣線政府之間的新內戰卻即將展開。
從我們住的房子，能看到莫三鼻克山。我們的農場延伸至莫三鼻克山山腳下。
1974年，羅得西亞的內戰已進行到了第八個年頭。新的解放政府 親近遊擊隊，在他們的支持下，黑人遊擊隊員如潮水般湧入羅得西亞，安裝夜視雷達，埋布地雷，據說，他們還會割掉白人小孩的耳朵、嘴唇和眼皮。
“你覺得疼嗎？”
“什麽？”
“割掉你的嘴唇。”
“為什麽要割掉嘴唇？”
我聳了聳肩。
“誰要割你的嘴唇？這是誰告訴你的？”
“大家都知道如果被遊擊隊員抓住就要割掉嘴唇的啊。”
姐姐和我都有著厚厚的嘴唇。其他孩子把這叫“輪胎唇”。非洲人也有長著輪胎唇的。我常常試著抿嘴，尤其是照相的時候，以免其他人誤認為我有非洲蒙圖人的血統。我並不介意割掉嘴唇，或者至少可以削薄一兩個尺碼，那樣其他孩子就不會取笑我了。
“你長著輪胎唇，像是個蒙圖人。”
“我沒有。”我趕緊抿住嘴唇。
“你在抿嘴。”
“我沒有！”
“這不是輪胎唇，是豐滿的厚嘴唇。”媽媽說，“碧姬·芭鐸也是厚嘴唇。”
“她是蒙圖人嗎？”
“不，她當然不是。她非常迷人，是一個法國人。”
但我並不關心法國人或者迷人的碧姬·芭鐸長什麽樣，她不是取笑我嘴唇的人。
凡妮莎說：“割嘴唇會很疼的，肯定會特別疼。” 當然，會很疼。
“我不會哭的。” “你肯定會哭。” “不會的。”
凡妮莎雙手抓住我的一隻手腕，輕輕地向不同的方向扭我的皮膚。我留著及臂的長髮，向後梳的頭髮沾上了胳膊上擦的鼻涕。鼻涕在金色的頭髮裡拉出一條綠色的長線。
“哎呀！”
“疼嗎？”
“啊，啊，疼！”我哭了出來。
“你看，會疼是不是？”
“嗯。”
“好了，別哭了。”
“好。”我邊說邊揚起胳膊擦鼻涕。
“不要把鼻涕擦在胳膊上，咦。”
我哭得更厲害了。
“割掉嘴唇比那還要疼。”
“噢。”
“那你會哭嗎？”
“嗯，嗯，我會哭。”
我們的農場叫羅班迪，這個名字是原農場主的兩個兒子——羅博和安迪——起的。這幾乎是一個非洲詞了。像是洛奇語中的“班納尼”，是“他們有”的意思。又像是東加語中的“恩迪利”，是“我是”的意思。也像是齊切瓦語中的“皮塔尼”，是“到……”的意思。
我們搬家了，媽媽和爸爸，以及兩個孩子，幾隻貓，三條狗，還有一匹馬，一起搬到了羅得西亞內戰的中心，搬到了剛剛爆發的莫三鼻克內戰的發源地。除了這個山谷，我們無處可去。我們借錢買的農場，而這些錢我們可能永遠都還不起。誰又會從我們手裡買走農場呢？誰會買下我們的農場，定居在內戰中心呢？我們被困在這裡了。
我們在屋子周圍豎了一大圈籬笆，籬笆上面還有向後傾斜的帶刺鐵絲網。另外，媽媽還在籬笆內側栽上了毛裡求斯荊棘，勾刺前後生長，密密麻麻。我們從烏姆塔利動物保護協會收養了一群大狗，後來又收養了很多農民在內戰逃亡時遺棄的狗。我們發現這些狗時，它們正被拴在樹旁，滿懷希望地凝視著平坦的車道，靜靜等著它們再也不會回來的主人。而它們的主人，已經在半夜時分，去往南非、澳大利亞、加拿大、英格蘭。我們將這種現象稱為懦夫的逃亡，或者說叫豁出去了，可豁出去了的他們卻遺棄了自己的寵物。
一天，爸爸對媽媽說：“要麽我走，要麽讓這些凶殘的狗走。” “但是它們無處可去。”
爸爸一怒之下，朝著一群狗踢去，可這些狗高興地跳躍著，吐著舌頭，擺出一副“來和我一起玩”的姿態。媽媽說：“看見沒？多可愛。” “尼古拉，我是認真的。”
因此，這些狗一直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直到不幸的死亡將我們分開。
在我們的農場，狗的預期壽命並不長。它們可能死於狒狒、野豬、蛇的攻擊，或是鋼絲圈的傷害，或是互相攻擊。一些狗因為吃了穀倉裡的老鼠藥而被毒死了。又或者是吃了牛糞，而牛糞裡早已鑽進了扁虱，它們最後就會全身痙攣，口吐白沫——它們感染了虱熱，導致心髒衰竭。越來越多的狗死去，一個個墓穴在房子下方的地裡鼓成一個個小墳包。
我們買了一輛1967年產的防雷路虎汽車，還帶著警笛。我們叫它露西。叫露西，是為了圖個吉利。
“為什麽我們的車上有警笛？”
“為了嚇唬那些遊擊隊員。”
然而，爸爸媽媽從未用過警笛，除了在聚會的時候鳴笛宣布他們的抵達。
通往山谷外的路有兩條。我們驅車翻越文巴高地向北出谷，或者穿過讚木亞部落的轄地向東出谷。這兩條路都沒有鋪砌，所以路上很容易埋布地雷。我們去鎮裡的時候，都得由護衛隊專門護送才行。
所謂護衛隊，先是一輛布奇牌的探雷車，這樣的車就算是從火柴盒上開過去，也不會將它壓扁。布奇車裡有特殊的裝置，要是探測到金屬，就會發出嗶嗶的響聲。地雷外層便是由金屬包裹的。隨後是兩三輛長長的、鱷魚一樣的卡車，車上的羅得西亞士兵手持FN步槍， 槍頭向外指向車兩側，如果遇到埋伏，他們隨時準備反擊。走在最後的，才是我們。
農民和他們的孩子坐在普通車輛裡，或者防雷路虎車裡。去往鎮裡的時候，我們都穿著最好的衣服，手裡拿著自己的槍指向車窗外。如果我們遭遇埋伏或者中了地雷而死，我們穿著的也是乾淨的衣服，最美麗的裙子，還有用幸運角豆樹劇毒的種子做成的紅色或黑色的項鏈，我們打扮漂亮地離開，死後也會坐在聖父的左手邊。
對於普通的外出而言，第三條出谷路線現在極其凶險。戰爭之前，人們尚且能夠翻越大山，沿著設有海關防守關卡的小道去莫三鼻克。而如今，地雷沿著國界線四處遍布，人們也就封鎖了這些秘密的小道。幾乎每一天，通常是在晚上，都會有地雷在某隻狒狒或者某個人的腳下爆炸——踩中地雷的人或是從莫三鼻克魚群豐富的大壩歸來的漁民，或是黑人遊擊隊裡計程車兵。聽到那地雷爆炸發出的令人心驚膽戰的巨響，我們卻歡呼雀躍。又有非洲人或是狒狒因此傷亡了。“一百隻狒狒在雷區玩耍，一百隻狒狒在雷區玩耍，一旦一隻不慎踩到了地雷，就只剩九十九隻狒狒在雷區玩耍。”
曾有一個警察到我們學校跟我們講有關地雷的事情。那時我正吮著大拇指，凡妮莎說警察已經來了，要剁掉我的大拇指。我趕緊把大拇指握進了拳頭，然而警察站在禮堂的台子上來回踱步，發出吱吱的響聲，他的視線始終在我們的頭頂之上，並沒朝我的大拇指看哪怕一眼。
“地雷往往就藏在蛋糕盒或餅乾盒裡。”他向我們展示了一些盒子。那些盒子光亮美麗，上面畫著玫瑰，或是畫著臉頰紅撲撲的小孩，穿著老式冬裝在冰雪覆蓋的樹後奔跑，又或是畫著櫻桃夾心的黃油酥餅。
“你們誰來打開這個盒子？”
一些小朋友爭先恐後地舉起了手。
“你們這些小孩，打開盒子，就會被炸成碎片。”
我們幾個貪婪而愚蠢的人又很快放下了手。
警察給我們看了幾張地雷坑的圖片。
一個小孩指著圖問道：“那個坑裡的地雷炸死過小孩嗎？”
在是要嚇得我們靈魂出竅，還是要保護我們無邪的童心這兩者之間，警察猶豫了一下。“這個地雷倒沒有，但我們時刻保持警惕，有錯嗎？”
我們鄭重其事地搖了搖頭。
“地雷也可能埋在地裡，你永遠都不知道它們會在哪裡。”
禮堂裡傳來一個微弱的聲音：“甚至車道上也會有？”
“哦，是的。哦，是的。”
這話激起了聽眾的恐懼，台下一陣唏噓。老師們看起來百無聊賴，抱著雙臂，翹著二郎腿，警惕地看著我們，要是我們當中有誰舉止不當的話，他們就要把我們拘留起來。
我知道一些人在地雷爆炸之中喪生。
有一個在烏姆塔利上中學的姑娘，踩中了地雷，炸掉了雙腿，但她活了下來。她勇敢而美麗，事故發生多年後，她在南非結婚了，《窈窕淑女》雜誌對她做了大幅報導，照片裡的她，穿著白色的泡泡裙，戴著長長的白色面紗，拄著拐杖，正由伴娘攙扶著，從教堂的側廊走下來。
法尼·福斯特，一個緬甸谷裡的農民，也曾踩中地雷，但他的腿並沒被炸掉。如果炸掉了腿，受他傷害的孩子們或許有機會逃離他的魔爪。當孩子們的爸爸媽媽在廚房裡同他骨瘦如柴鼻青臉腫的妻子一起喝咖啡的時候，他把孩子們關在他的空臥室裡，用自己肥碩的剛剛生出灰色毛發的肚子把他們壓在單人床上。法尼·福斯特雖然踩中了地雷，但他甚至連頭疼都沒感受到，因為他正坐在一輛防雷路虎車裡。車子的後邊被炸掉了，可駕駛室完整無缺，絲毫未損。他坐在路邊抽了根煙，等待救援到來。
這故事只是說明，所有的禱告都未得到回應。
曾有一次，媽媽帶著我和凡妮莎參加了一場聖誕晚會，驅車回家途中，一輛觸發了地雷的非洲公共汽車擋在了我們前邊。路中間炸出了一個公共汽車大小的洞，公共汽車翻倒在一旁，像一隻四腳朝天死去的瞎眼蟲子。媽媽說：“低下頭！不要看！”於是，在我們車子駛過的時候，我低下頭緊緊閉上雙眼，而凡妮莎卻看著窗外。她說，那些非洲人的四肢和身體掛在樹上和灌木叢裡，就像黑色和紅色的聖誕裝飾品。凡妮莎告訴我，一些乘客並沒有死，只是渾身是血地坐在路邊，雙腿伸直。
她說：“你看了嗎？”
我回答：“哎，我才不看。”
一次，我在警察局看見一些士兵從一輛皮卡車後邊往下搬卸屍體，屍體裝在黑塑膠袋裡，撞擊地面的時候，發出沉重而死寂的聲音。
我告訴媽媽我看見了遊擊隊員的屍體。她說：“別那麽誇張。”
“我真的看見了，他們裝在袋子裡。”
“那你看見的只是裝屍袋，”她說，“不是屍體。”
那就是死屍在我腦海中的印象——裝在長長的黑色袋子裡，袋子一頭整齊地打著結。在我看來，地雷爆炸後掛在樹上的死屍就像是一條條正在風乾的鹹肉，雖然關於死屍的描述我隻從凡妮莎口中聽到過。
我們開車行經部落轄地前往鎮裡，那些非洲人的敵意就像是鏡子裡陽光一樣，投射在我們臉上，無法忽視。年輕的非洲人沒精打采地靠在酒館的牆上，我們匆忙駛過的時候，他們的眼睛一直追隨著我們，我們也盯著他們，直到他們淹沒在車輛卷起的漫天塵埃裡。在我們的武裝護衛隊的探雷布奇車後面，還有一條蜿蜒的隊伍——那是去鎮裡賣青椒、玉米、煙草和牛奶的農民。
一家非洲用品商店門外（滿是彈坑的廣告牌上寫著幾則廣告：卡非諾爾——治療頭痛，伊諾斯治肝鹽——治療消化不良，可樂——增添活力）的樹上，掛著一面鑼。當我們的護衛隊雷鳴一樣經過時，蹲在樹蔭下的一個老婦人吃力地站起來，用驚人的活力使勁敲鑼。
鑼聲在乾燥平坦的部落轄區久久回蕩，聲音碰到邊界處的遠山又折返回來。任何宿營在這重重山丘隱秘處的人，或是蜷伏在路邊岩石後的人，都聽得到這象徵警告的鑼聲。我們知道有人在監視我們。山中的岩石上有望遠鏡的光閃了一下。本是無風的氣象，及腰的草卻在不正常地擺動。搖晃的樹葉看起來就像是樹枝掉落後又重新接回去的。
媽媽坐回了座位，慢慢將烏茲衝鋒槍伸出了窗外。她說：“女兒們，準備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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