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王宇哲
“人類從歷史中獲得的唯一教訓，就是從不吸取任何教訓。” 2020年3月底，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超過80萬人，共203個國家/地區出現病例。從疫情演化看，在空間上，全球並不存在疫情孤島，在時間上，一旦沒有及時乾預只有感染時差之分。考慮到疫情的衝擊力度不同、對應區域的經濟重要性有別，我們以經GDP權重調整的新增確診人數直觀衡量疫情潛在的經濟影響：從1月中旬至2月中旬，在中國疫情爆發的高峰時期經濟影響乘數大約為平均意義上的5倍；從2月中旬到3月中旬，新增確診人數的相對經濟影響有所下降，乘數甚至低於1；3月中旬以後，經濟影響乘數重新回到2以上，尤其是歐美疫情惡化令全球經濟衝擊仍在非線性加劇。覆巢之下無完卵，沒有任何的經濟體、企業或個人可以獨善其身，集體戰疫成為必然之選。在3月26日的G20峰會上，主要經濟體領導人對於集體戰疫做出了積極承諾，包括啟動超過5兆美元的財政刺激，加強合作提供保障醫療，努力化解供應鏈中斷風險等。我們認為，全球性的政策協同是應對公共衛生危機和經濟衰退風險組合的關鍵，主要經濟體政策制定者應通過有效的防控舉措避免疫情二次爆發，同時警惕“實體-金融-實體”形成自我強化的危機傳導閉環。
海外疫情繼續惡化，經濟影響乘數不容忽視。截至3月底，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超過80萬，共203個國家地區出現病例。自新冠肺炎被世衛組織定義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以來，其對全球經濟影響的程度和持續性引發了各界的持續關注。當前，新增確診人數被認為是跟蹤疫情走勢最主要的指標之一，但由於疫情對不同區域的影響程度不同以及相應區域的經濟重要性有別，簡單參照人數指標衡量新冠疫情的經濟影響存在偏差。在當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環境中，儘管不同的經濟體採用了不同的防控模式，但總體而言，以隔離為最主要方式的行動成為抑製經濟活動的關鍵原因。考慮到疫情演化過程中的經濟影響存在顯著的區域依賴性，我們以約佔全球GDP比重75%的G20經濟體作為分析對象，通過經GDP權重調整的新增確診人數，以直觀的感受疫情經濟衝擊的數量級（詳見附圖）：從1月中旬至2月中旬，新冠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國內地，新增確診人數經歷了初期急劇攀升，到有效隔離和其他相關政策大力介入後穩步下滑。由於以PPP計算的中國GDP接近全球20%，其他出現疫情的也為日、韓、美等重要經濟體，故用GDP權重調整的經濟影響乘數大約為平均意義上的5倍。從2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國的疫情明顯緩解，而海外的疫情開始惡化，部分亞、歐經濟體新增確診人數開始明顯上升。但從經濟影響來看，由於疫情新擴散區域的平均經濟體量遠小於中國，所以經濟影響乘數呈現下降的趨勢，甚至低於1。3月中旬以後，隨著疫情在歐、美主要經濟體的大面積爆發，不僅新增確診人數迅速攀升，經濟影響乘數也重新回到2以上，尤其是隨著G2中另一個經濟體美國成為全球累計確診最多的國家，疫情的經濟衝擊還在非線性加劇。
集體戰疫必然之選，政策協同力度有待提高。從過去2個多月的疫情演化可以明顯看出，在空間上，全球並不存在疫情孤島，在時間上，一旦沒有及時乾預不同經濟體也只有感染時差之別。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相對體量增長了超過3倍），僅在中國出現疫情時對於全球經濟的拖累與2003年的SARS就原不可同日而語。另一方面，當前海外疫情的發展，也超出了特定區域孤立公共衛生危機的範疇，在不可避免的全球衰退面前，覆巢之下沒有完卵。3月26日，在G20峰會上，主要經濟體領導人對於集體戰疫做出了積極承諾，其中關鍵的舉措之一就是啟動超過5兆美元的財政刺激。自2014年歐債危機度過尖峰以來，歐元區、美國、中國、日本（G4）歷年的整體經濟增速均高於其他經濟體，是全球經濟名副其實的主動輪，其消費、投資、政策走向在過去十年也是驅動全球經濟周期的關鍵因素。從3月以來G4經濟體的主要政策舉措看（詳見附表），美、日和歐洲主要國家的財政刺激力度均超過GDP的10%，而中國也在政治局會議之後，明確了財政發力的重要信號。除了財政刺激外，其他領域的政策協同也十分必要，比如，在貨幣政策方面，全球新一輪寬鬆大潮已至，今年以來，全球央行累計降息近70次，將部分緩衝總需求的下滑；在保障全球供應鏈方面，也需避免在生產相互依賴的重要環節中出現明顯的“堵點”，確保關鍵物品和緊急物品（比如呼吸機）的供給不受阻礙。
風險共振隱憂猶存，警惕“實體-金融”惡性循環。2月以來，隨著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蔓延，國際金融市場一系列堪稱“史詩級”的巨震頻繁出現，引發高度恐慌。其中，美、歐、亞太等主要股指年內累計下挫一度接近或超過30%，引發了罕見的全球市場快速回調。尤其是3月以來，疫情影響加劇與地緣政治風險形成共振，恐慌指數（VIX）一度攀升至85以上，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的歷史高位，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跌破0.8%，創下歷史新低。在此期間，美元指數劇烈震蕩，並在流動性風險的驅動下十天內從約94躥升至103，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接連遭遇重挫，傳統的避險資產黃金也曾出現單日超過3%的跌幅。應該警惕的是，隨著新冠疫情繼續演化，金融鄰域伴生風險已經兌現，時空疊加可能造成多市場風險共振。比如，受到疫情蔓延和大宗商品暴跌的衝擊，相關的高收益債市場出現利差急劇攀升的現象，由此開啟的金融風險與實體疲弱自我強化，疊加非金融風險的持續期延展，將增加實體企業部門的違約風險，從而形成“實體-金融-實體”自我強化的危機傳導閉環。因此，我們認為，一方面主要經濟體政策制定者應通過有效的防控舉措避免疫情二次爆發，為金融市場留出修複調整的機會，另一方面如何避免全球性金融風險仍是主要金融當局2020年的重大使命。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