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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員潮”與“就業荒”:從業者的出路究竟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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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年底開始,不少大型互聯網企業都傳出了裁員風聲,但也心照不宣地選擇了回避。直至今天,這波裁員潮仍未徹底退去,與此同時,更多就業困境也在各方輿論中不斷發酵——長期無節製的加班、每日擁擠的通勤、嚴格的考核、難以上升的工資……無論是失業者、應聘者還是在辦公室仍保有一席之地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感到了憂慮:我們究竟為何工作?我們所做的還是一直以來期盼的、努力爭取的、不願失去的那份工作嗎?

諷刺的是,假如回顧從19世紀開始的人類辦公史,我們就會發現,最先帶給人們烏邦托式美好工作願景的正是以創新為名的科技公司。相比早期傳統辦公室那種以高效辦公、集中管理為根本訴求的封閉式格局,現代人的辦公空間明顯更為人性化。尤其在進入21世紀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這些科技公司也在不斷尋求更為靈活、開放和多元的空間載體。谷歌的開放式辦公空間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國作家尼基爾?薩瓦爾在《隔間》中描述了他在參觀了谷歌公司總部後的體會:“人們根本不需要離開園區去做什麽事;事實上,在享用不盡的小吃和跑步機辦公桌的陪伴下,你幾乎無須挪窩就可以活下去。”除了良好的設施之外,這裡還有自由的工作模式、豐富的社交渠道以及卓越的企業文化。

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世界曾一度使從業者嚮往,進入互聯網公司工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享受工作”的另一種表達。然而,到今天人們卻發現,許多企業在辦公模式上的效仿之舉早就走了樣——它們打造了一個如家一般舒適自在的環境吸引你進來工作,目的卻是進一步迫使你將工作等同於生活,並理所應當地要求你做得更好。

也有不少人因此開始嚮往另一種從業模式:自由職業。沒有合約的束縛,沒有固定的工作場地,既不需要打卡也不用被迫加班,累了還可以隨時給自己放個假……聽起來,這似乎會是下一個理想的出路。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在未來,辦公室是否會就此終結?我們又該如何想象一個完美的工作環境?在《隔間》一書中,尼基爾?薩瓦爾通過分析美國辦公室在近150年間的發展和變化,為我們展現了雇員階層搖擺不定的命運走向,同時,他也對目前“知識階層”的前途和辦公室的未來做出了新的展望。經出版社授權,我們將其中部分內容呈現於此,以期為上述問題提供解答。

《隔間》

[美] 尼基爾?薩瓦爾 著 呂宇珺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05辦公隔間已死

股市崩盤之後,舊金山的閣樓和倉庫都空了,頃刻間侵蝕了網絡公司原本毫無摩擦、雲端般夢幻的美好。又一次白領衰退潮襲來,辦公室也回歸到它那個被人憎恨的角色。

很少有其他文化作品比電影《辦公空間》更能表現出這種對辦公室的厭惡情緒了。這部電影上映於投資氛圍最為濃厚的1999年。電影票房有點糟糕,不過回過頭來想,這樣一部黑暗、令人不適的作品會被新千年來臨之際人們的瘋狂和喜悅情緒所淹沒,這不是再正常不過的嗎?沒完沒了的訂書機梗、放錯地方的備忘錄、“夏威夷襯衫日”(Hawaiian Shirt Day),以及那縈繞在心頭的擔憂——會不會就這樣一輩子毫無目的、毫無出路地耗在這個令人鬱悶的破科技公司。

《辦公空間》裡的這些情節對於那個興奮得忘乎所以的時代來講,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辦公空間》裡的那種幽默也不是那個時代歡欣雀躍的人們所能體會的。再說了,辦公隔間已死,不是嗎?隨後是互聯網泡沫的破裂。人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員工股票期權已化為烏有。辦公室裡的懶人沙發不見了,人們又被塞進了辦公隔間,或者甚至已經沒了工作,正在拚命尋找一個能夠安身的辦公隔間。《辦公空間》這部片子在小螢幕上獲得新生,這種看片方式也符合該片描繪的辦公者的生活方式:上班的時候在公司的電腦前趴上漫長的一天,下班後筋疲力盡地癱在家裡的沙發中盯著電視看一晚。

《上班一條蟲》(又名《辦公空間》)劇照

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一名網站管理員還創建了一個名為“爛工作”(Bullshit Job)的網頁。網頁既是對電影的致敬,又是一個發泄場所,在這裡人們可以掛出他們老闆發來的粗魯無禮的備忘和郵件。換句話說,《辦公空間》以及隨後的那些充滿辦公室諷刺作品慣有的兄弟會氣息的作品,都在幫助辦公者意識到一件事:他們是從屬某個特定群體的。此種意識是辦公室此前一直否認的:一直以來,人們總是被灌輸著一種理念,那就是無論你現處辦公室之中的何等位置,未來定是在公司階梯的更高之處。電影傑出之處還在於,從頭到尾,影片都在告訴我們,這些工作之所以是爛工作,不僅僅是因為辦公者受到了壓迫,它們從本質上就是糟糕環境中的糟糕工作啊。

同樣地,英國電視劇《辦公室》和前幾年關於辦公室生活的美國小說《然後我們走到了盡頭》和《個人時間》也關注了裁員的事情。丟工作的擔憂加速了個人危機:這種擔憂使你看清了誰是真正的朋友,搞明白了什麽是自己真正值得付出的,意識到了自己的工作究竟是什麽。

《Then We Came to the End》

Joshua Ferris

Penguin 2008-01

有了《辦公空間》裡的那些感受之後,辦公室還能得到人們的寬恕嗎?辦公室完全沒能帶給人們其許諾的理想世界。在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人們怎麽可能假裝什麽都沒發生呢?對許多人來說,這個問題是虛誇的:他們已經沒了工作,正在努力地東打一份臨工、西打一份臨工地湊活著過日子。但對於其他人來講,一種想要更加美好的辦公室的渴求依然存在。他們的渴求,形式上不盡相同:有些人認為科技還是提供了一種將工作帶離辦公室,然後帶到更廣泛的社交空間的途徑;另一些人覺得辦公室需要更加人性化,更加體諒這些越來越對工作打不起精神的辦公者。這兩種形式有著同樣的訴求:讓工作更為愉悅,讓辦公室工作重回單純和簡單。

這種單純和簡單在幾代辦公場所的層層錯誤之下已變得混沌。社會學家馬克思· 韋伯曾經用了一個既引人注目又黯淡的詞——“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來描繪合理化以及科學去神秘化帶來的結果。類似的情況發生在辦公室工作之上:辦公室作為逃離工廠勞作等體力活的玫瑰色希望之光,作為那若有若無的中產階級未來之冀,已經遭遇了太多挫敗,難以繼續。辦公室需要再次“魅化”。

“雲辦公”的興起

有些人堅持認為,儘管有著各種關於移動工作(mobile work)的時髦討論,但人們還是在一起的時候、在辦公室裡工作的時候能有更好的工作表現。另一些人則遵循了管理學理論家們漫長且蜿蜒的路線,認為今日的員工受到了比以往更好的教育,因此會對工作有著更高的期待、對自主性有著更多的需求:他們不再需要被圈起來看著了,事實上,當沒有人監視他們的時候,他們工作得更好。

不管誰對誰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過去的十年間,原有的掌控型辦公室正在傾向於某種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考慮員工本身的、更為休閑和自主的辦公空間,至少表面上如此。大部分人認為科技層面不斷增強的移動化是這種改變的主要推動力。這種想法當然有很大一部分道理在裡面:正如所有人知道的,當代的科技發展使得我們可以——同時也需要——在辦公室外辦公。

當然了,並不是所有生產出這些移動技術的人們會鼓勵這種行為發生在他們自己公司的。正如荷蘭建築史學家於裡安· 范米爾(Juriaan van Meel)告訴我的那樣:“關於此種新興工作方式的小小諷刺點在於,那些生產出工具以便我們雲處理工作,以便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辦公的人們卻是在辦公室裡坐著寫出這些軟體的……這些個性滿滿的人們(起碼谷歌的情況如此)待在隔間裡工作著,和辦公室的其他團隊成員討論著如何推進工作。這些工具不是人們待在咖啡館裡用蘋果的平板電腦做出來的……這些並不是一邊四處漫遊一邊工作的人們做出來的。”

“雲辦公”使人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工作

在“雲辦公”誕生之前很久,掌控型辦公室的瓦解就已經開始了。短期工作、自由職業,尤其是合約工作的興起開始於“精簡又刻薄”(lean and mean)的80年代。正是在那個時候,美國公司的終生雇用制度開始逐漸消亡。隨著並購和裁員現象的日益頻繁,更多的人成為合約工。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曾被迫離開了原來的“終身崗位”。當然了,其中一部分人找到了一些“半永久型”的工作。

在人們習慣在家工作很久以前,勞動力市場發生的這個變化就已經開始將“工作”的概念從特定的“工作場所”抽離開來了。在出色的作品《臨時工經濟》(The Temp Economy)一書中,歷史學家艾琳·哈頓(Erin Hatton)帶領我們回顧了臨時工產業自20世紀50年代初到今時今日的興起史。早期的臨時工介紹公司,比如“凱莉女孩”(Kelly Girls)代理公司,毫不隱諱地將臨時工作和女性聯繫在了一起:曾經大部分臨時工是女性(現在依然如此),她們在外面工作補貼家用,儘管人們總是認為她們真正的本職工作還是相夫教子。

這一切到80年代美國公司大規模削減終身雇用員工才開始有了變化,打臨工這才成為美國經濟中重要的甚至是典型的工作形式。臨時工被雇用,罷工者被前者取代。“永久型臨時工”——這些聰明地簽下了零福利合約的“事實永久”工——成了科技公司常見的選擇。當我們看著那些有著靈活上班制度的公司,看著他們那些遊牧型、非領地型辦公室的時候,我們需明白上述這段勞動力的歷史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並不比科技發展要來得少。

自由職業與職業自由

眼下,儘管有些大公司已經採用聯合辦公的空間共享方式,但對此現象表現出興趣的群體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中還隻佔了很小一部分。不過這部分人群預計還會增加。據軟體公司財捷集團(Intuit)預測,至2020年,自由職業者、臨時雇員、日薪工、獨立承包商將佔到勞動力市場的40%;根據格林沃爾德的計算,這部分數字甚至可能達到50%。而就算是50%,都有可能低估了這個國家將要面對的臨時勞動者的數量。這些臨時勞動者當然不會全是辦公室員工。但似乎辦公室員工中的很大一部分將要走向自由職業,或者起碼說會有很多時間投入到自由職業的工作中。

說到這裡,關於“自主權”的問題又重回我們的視線。在永久雇員眼中,自由職業者和臨時雇員或許看起來享有更多的自主:他們可以決定自己從事什麽樣的工作(自由職業者),或者他們可以決定合約的期限長短(臨時雇員)。然而除此之外,非永久雇員怕是很難再提出其他方面的要求了。眾所周知,自由職業合約的執行是很困難的;勞動力市場越自由,公司對雇員的掌控也就越強。根據“自由職業者聯盟”這個幫助獨立承包商獲得健康福利和其他保障的組織的調查,超過77%的自由職業者在人生中的某個時刻經歷過“討薪難”的煩惱。

自由職業者和其他非正式雇用工的數量或許被低估了,從這方面而言,美國正在重返前工業化時代,以一種不同於埃裡克· 范賀文所提出的路數。回看19世紀中期,彼時的勞動力市場廣闊且未受管控,工作者的數量也並未經過任何系統的測算。隨著不穩定雇員的增加,以及永久雇員境況不穩定性的增加,工作的形態似乎是在往回退而不是往前走:正在重返那個更早的不安的時代。因此,辦公室本身或許正逐漸消失,或者起碼說正在退回到20世紀初它剛剛誕生時的那個模樣這件事,也就不那麽偶然了。

靈活性不會是管理手冊上新增加的用來讓員工服服帖帖的把戲。靈活性,就像科技一樣,是一種工具,一個機會:它就在那裡等待著,等待著人們去拿起來享用。辦公者願意拋棄辦公桌和辦公室這些象徵身份地位的東西,不僅僅體現出管理層對經費控制的需求,也暗示著,定義了幾代白領人的職業路徑——從格子間到角落辦公室,從秘書池到沿著通道來回走動巡視——已走向尾聲,而另一種新的工作模式,儘管還未完全成形,已將其取代。最後,就看辦公者是否能賦予這份自由真正的意義:看看他們是否能把勞工合約打磨成切實有效的合約,看看他們是否能將這份“自主權”行使得真實可靠,看看他們是否能讓辦公空間真正屬於他們自己。“不管他們經歷了什麽樣的歷史,這歷史中並無大的事件;不管他們擁有什麽樣的共同利益,這利益並未使他們團結;不管他們會有什麽樣的未來,這未來不會是因他們而創造出來。”這句C.賴特·米爾斯說於半個多世紀前的預言是否能成真,未來的日子會告訴我們答案。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隔間:辦公室進化史》一書,較原文有刪節,標題系編者所加,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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