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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韓國免稅業:庫存高企,人流銳減

韓國的免稅產業,在疫情的背景下,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危機,而這種危機,很有可能將影響產業整體的存亡。

第一財經記者近期獨家調研了解到,韓國的免稅產業在這幾年原本就遭遇挑戰,不少免稅企業的業績每況愈下,而中國遊客成為韓國不少免稅店的“救命稻草”。但隨著疫情發生,出境遊叫停,使得韓國旅遊業和免稅業接連受到波及,甚至代購產業也遭遇滑鐵盧。

韓國免稅業處境艱難

在韓國首爾市區某大型免稅店工作的中國籍女生曹麗麗來講,她剛剛退租了位於首爾市區的一室的租房,並將自己的住處搬遷至首爾郊區。

“我曾經住的這個房子,雖然每個月租金高達80萬韓元(大約人民幣4800元),因為離工作的實體店步行15分鐘的距離,且我所在的店鋪提成也還尚可,但自從因疫情導致免稅店整體的收入停擺,外加上我的韓國老公也在處於停薪狀態,只能將房子搬到每個月租金45萬韓元的郊區。”曹麗麗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韓國免稅產業的危機,從疫情開始前就露出端倪,一些中小型免稅店紛紛關店,但曹麗麗工作在韓國三大連鎖免稅店(樂天、新羅、新世界),在補貼的支持與代購產業的維持下,仍處於高增長階段,在疫情前的2020年1月,日均人流量維持在1.5萬~2萬人次左右,而根據韓國免稅店協會的估算,在韓國境內目前仍存活的12個免稅店連鎖體系中,三大連鎖免稅店所雇用的人員,佔據韓國免稅店產業的近70%。

據韓國統計廳的報告數據,韓國免稅店產業在鼎盛時期的雇傭人數達到2萬人左右,而由於了解中國遊客,在語言和銷售技巧上擁有優勢,且了解免稅商品報關的操作流程的工作人員有較大的需求,因此在每一家新興免稅店開辦後,行業內部都會出現較大規模的人員流動潮流,這種人員流動也將反向推動行業獲得“新鮮血液”。

因此,當三大連鎖免稅店也出現了一批停薪休假,甚至是裁員時,對於這個產業的影響無疑更加巨大,而疫情期間暴露的一系列問題,使韓國免稅產業未來的前景更加艱難。

4月29日,主管韓國免稅商品的韓國關稅廳(海關總署)宣布,暫時允許解除免稅產品的入境管制,即允許免稅企業,將以免稅通關的形式入境的產品,通過非免稅渠道進行銷售,這也是韓國自1988年漢城奧運會後開始開展免稅產業以來,首次批準臨時解除商品管制。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根據韓國《關稅法》的規定,以免稅品進行銷售,並接受免稅管制的商品,僅允許以保稅渠道進行管理,並僅可以通過接受管制的免稅商店進行銷售,而為了區分免稅品與完稅產品,韓國本土品牌的產品上,還需要標注“免稅品”獨立標簽,該法律嚴格禁止將接受管制的產品,通過任何渠道進行倒賣,並將按照逃稅漏稅來進行處罰。

“雖然看起來只是簡簡單單的一項措施,這項措施卻成為了拯救韓國免稅產業的重要舉措,否則韓國免稅產業危在旦夕。”向韓國政府提出該建議的韓國免稅店協會戰略理事金光日(音譯)如是說。

據金光日介紹,韓國免稅店協會方面於4月下旬,聯名各大免稅店向韓國主管部門提出多點建議,其中包括:允許部分積壓庫存向韓國本土進行銷售、允許一些無法入韓的中國遊客通過網上下單並郵寄、為免稅店從業人員提供特別雇傭支援金,並下調仁川機場等各大機場免稅店的租金等四點措施。

根據上述協會的統計,今年3月,韓國本土各大免稅店的訪問者總數為59萬人次,跌至去年同期的七分之一,銷售額為1.87兆韓元,同比下降幅度超過50%,而在今年4月份,韓國國內的出境遊客數量同比下降93.7%,“由於3月初,有些國家和地區還沒有對韓國公民封閉班機,因此我們認為,4月份的數據只會比3月份更加慘淡。”金光日表示。

旅遊業受挫,波及免稅業

在2000年末開始,中國遊客的大規模湧入,徹底激活了韓國免稅店行業。韓國免稅店協會的數據顯示,2019年,在韓國本土免稅店的銷售額當中,有81%來自於中國消費者。

中國遊客的青睞,也使這個行業從“雞肋”變成真正的“現金奶牛”。而行業的持續增長,自然引發韓國國內對於免稅店特許執照的巨大競爭,韓國先後於2015年和2016年進行了兩次免稅店特許牌照的競標,而各大財團企業為了能夠獲得運營權,也是拚盡全力。

例如,在競標階段,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的長女李富真更是親自“上陣”,針對公司擁有免稅店及銷售經驗,但並沒有合適地產的缺陷,選擇聯手擁有地產但在銷售經驗上較為欠缺的現代集團,共同獲取免稅店營業許可,而多名業界人士均表態,這種在兩大企業之間拋棄競爭關係選擇共同聯手的案例並不多。

根據韓國旅遊發展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1~10月中國遊客赴韓遊達到501萬人次,同比增長26.2%。雖然10個月501萬的遊客人次,相對於巔峰期2016年接待826萬中國人,仍有一段距離。不過對於韓國旅遊業界來說,這無疑是中國遊客赴韓遊回暖的信號。2019年1~10月韓國一共接待國際遊客1459萬人次,其中,中國遊客佔比高達34.3%,再度成為第一大客源國。原本期望2020年的韓國旅遊業可以登上頂峰,然而一場疫情改變了一切。

“韓國很多的免稅商品銷售額都來自於中國遊客,尤其是郵輪旅客,量非常大,購買力超強。但是疫情發生後,旅遊客人銳減,再之後出境遊叫停,郵輪更因為是封閉式環境而暫停了很多航線,即便開設,也沒有客人。要知道,中國是韓國旅遊的最大客源國之一,一度甚至是排第一位的,消費力更是強大,疫情之下,依靠旅遊拉動的免稅業務下滑嚴重。”長期從事韓國旅遊業務對接的金女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事實上,自韓國境內於2月暴發疫情以來,韓國的旅遊產業整體面臨巨大的打擊,據韓國經濟研究院的不完全統計,截至4月底,受影響的規模將接近1兆韓元,並將導致近200家旅遊產業鏈企業倒閉,進而將韓國旅遊產業的整體規模縮小至2008年以前的水準。

該研究院的報告稱,2008年中國北京奧運會結束以後,韓國與中國山東省部分地區簽署領空開放協議,韓中兩國間的人流往來,尤其是中國赴韓的遊客數量開始出現井噴式增長,進而帶動了韓國旅遊產業的整體跨越式發展。

與之對應的問題,便是各大免稅店面臨的庫存難題。韓國關稅廳統計,截至4月底,韓國境內所有免稅店連鎖所持有的超過6個月以上的長期庫存量為8000億韓元左右,其中有60%以上,歸屬於三大大型連鎖免稅店,而韓國關稅廳和韓國免稅店協會方面預計,通過允許暫時解除管制一舉,能夠在未來3個月內,解決20%~30%的長期庫存,規模將達到1600億韓元左右。

曹麗麗向第一財經記者解釋道,相較於她曾經工作過的百貨店,由於免稅店的法律規定及流通渠道都不相同,導致免稅店需要雇用一大批擁有管理保稅倉庫經驗的員工,因此若庫存大幅度堆積,會使免稅店自身不得不雇用一批管理倉庫的人員,而這批人員對於免稅店的主營業務及收入貢獻較小,並增加庫存的管理費用,對於免稅店來講屬於“雪上加霜”。

韓國免稅品代購產業在這次疫情中也受到打擊。曹麗麗表示,根據相關防疫規定,目前往來中韓兩國,會導致被兩國分別集中隔離14天,鑒於免稅品需要本人領取為原則,這也導致代購等群體無法購買免稅品,進而導致佔據免稅店收入近九成的群體無法正常消費。

金光日表示,考慮到還需要和各大品牌及韓國本土的流通企業進行協商的過程,且進入韓國市場的時候需要補交6.5%~13%的關稅及10%的附加稅,因此能夠真正有降價銷售效果的應當還是單價較高的國際品牌奢侈品,因此能否取得期待的成效,還要取決於品牌方是否配合接受以降價的形式進行銷售。

韓國高麗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鬥熙也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韓國免稅店產業一直面臨著危機和挑戰,但當時還算是“冰火兩重天”,至少還有一批企業及從業人員出現了,可是疫情的出現徹底壓垮了支撐免稅產業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在中韓同時走出疫情影響的第一個黃金周,來自最大客源國中國的產業結構性挑戰,更將使曾處於全球免稅產業規模第二名的韓國免稅店產業的從業者人人自危。

曾在韓國某免稅店擔任高管的崔忠明(音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早期來看,免稅店多半是由流通企業或旅遊企業所開設,主要是為了提升品牌的價值,對外展示其品牌的高端形象,雖然韓國政府為了鼓勵旅遊,曾對開設免稅店的企業提供稅收優惠,但仍然無法阻擋虧損的趨勢。

崔忠明表示,隨著免稅“不再賺錢”,為了爭奪有限的市場,各大免稅店開始“各出奇招”:一些小型免稅店因為其知名度問題,很難在市區吸引遊客前往,外加上能夠獲得機場方面的補助措施,因而更加拚命地去爭奪機場免稅店;而大型免稅店機構,則在收益性較差的情況,以及機場店鋪對於企業整體利潤貢獻下降的背景下,逐步撤出機場,將重點放在市區免稅店,其中最顯著的事件,便是樂天免稅放棄仁川機場1號航站樓四期免稅店的競拍。

在此背景下,作為韓國免稅產業的第一大客源來源國,由於疫情影響所導致的人員來往的切斷,無疑對於韓國的免稅產業是雪上加霜,更是壓垮了一些依賴於規模化經濟支撐的大型免稅店。

4月初,韓國樂天免稅店開始針對本公司的四成員工,展開停薪休假,並關閉金浦機場的免稅店,其余兩家連鎖也開始跟進。

三大免稅店連鎖聯名向仁川機場公社提出請求,要求降低仁川機場的租金費用,甚至宣稱“若不降低租金,很有可能無法維持在仁川機場的正常運營”;而在樂天及新世界的免稅店事業部均已出現虧損的前提下,三星集團旗下的新羅酒店2020年第一季度財報也顯示,其首次由盈轉虧,出現營業虧損668億韓元,其中有490億韓元來自免稅店事業部。

中國免稅產業興起

中國本土免稅產業的進一步興起、“雲經濟”以及自貿試驗區保稅倉庫的商業模式成熟化,一方面為韓國美妝產業帶來契機,同時也為韓國免稅產業的未來蒙上了更多不確定的色彩。

天貓國際進口超市負責人表示,自疫情出現以來,除了原有品牌,有更多海外品牌開始與其洽談,借助於菜鳥保稅倉的模式進行銷售;韓國美妝品牌春雨(Papa Recipe)負責人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目前該品牌已經入駐天貓國際進口超市等平台,並通過寧波菜鳥保稅倉發貨,江浙滬範圍內能夠保證1~2天抵達。

此外,愛茉莉太平洋(AmorePacific)工作人員也表示,作為較早進入中國市場的韓系美妝企業,在上海舉行“五五購物節”期間,通過互聯網平台參加促銷,並將在未來著重關注中國線上經濟的發展趨勢。

有消息稱,經濟學家出身的韓國駐華大使張夏成在舉行一次懇談會中曾預計,中國的疫情控制工作在取得成效的背景下,認為中方會采取一系列扶持內需的舉措,而韓國企業應當對於這種舉措有所準備。

根據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的一份報告,2019年,韓國免稅產業的規模為全球第一名,其中韓國樂天、新羅兩家連鎖進入了全球免稅品牌規模前十;但其預計,在未來的5年左右,中國的免稅產業將迎來快速增長,並將超越韓國。

金光日在接受採訪時也表示,“韓國的免稅產業,無論是機遇還是挑戰,都來自中國,一方面要應對來自中國產業層面的變革帶來的競爭壓力,另一方面還要和這些中國的‘本土派’們爭奪客源。”

韓國方面的擔憂似乎並非空穴來風。

3月13日,《關於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中明確提到,以建設中國特色免稅體系為目標,進一步完善免稅業政策。包括建設一批中國特色市內免稅店,擴大口岸免稅業務,增設口岸免稅店,在免稅店設立一定面積的國產商品銷售區等。

在地方層面,4月23日,上海市發布的《關於提振消費信心強力釋放消費需求的若乾措施》也提到,支持免稅品經營企業增設市內免稅店。在免稅店設立一定面積的國產商品銷售區,推動國產自主品牌走向國際市場。

作為中國免稅產業鏈較為成熟的地區之一,目前,海南4家免稅店已經陸續恢復營業,各免稅店還在線上推出了離島免稅補購活動,而海南方面也提出,新的海口免稅城也正在建設中。同時,今年在三亞還新開設兩家市內體驗店。

經常在免稅店購物的職場女性張媛媛,原本喜歡飛往日本或韓國“一邊購物,一邊旅遊”,不過在疫情的影響下,今年五一她選擇了海南,並在海南三亞的免稅城買了一批化妝品,她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無論是海南的免稅城,還是此前出國的時候經常去的上海機場日上免稅,其購物的便利程度與價格,與日韓免稅店相比“差異不是特別大”,處於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根據全球免稅產業的慣例,免稅運營者在進入機場,並入駐免稅店或免稅品提貨處時,需要向機場管理方繳納一筆不菲的租金或管理費用,而在仁川機場,免稅設施佔據機場國際隔離區商業設施總量近四成的機場,免稅店更是成為機場管理方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每年佔據仁川國際機場總收入的近六成,非航空性收入的近八成。

此外,第一財經記者結合上海機場(600009.SH)及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公社的數據,發現中國與韓國不同的市場規模,或導致兩國的免稅企業抗壓能力有一定的差異。

上海機場的年報顯示,其非航空性收入的絕對值(68.61億元)和增幅(28.39%)遠高於航空性收入,而從2019年到2025年,進入上海兩大國際機場的日上上海需要把42.5%的銷售額,作為“租金”交給浦東機場,或者7年中給浦東機場410億元作為保底銷售提成,兩者取其高。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自2018年3月開始,中國國旅(601888.SH)旗下的中免公司,收購了運營上海兩大機場免稅店業務的日上上海,此前國內大多數機場、碼頭的免稅業務,也都屬於中免公司,該公司還管轄著三亞免稅城等項目。中免方面表示,一直對免稅商品的採購、價格、品類等在做升級,希望吸引更多中國遊客消費。此外,開設在市區的市內免稅店也在崛起,更多的中國遊客還可以不用出境,就在市區內購買。當然,市內免稅店目前的價格和貨品的性價比還不算很完美,但這個發展趨勢已經呈現。

形成對比的是,樂天、新羅及新世界韓國三大連鎖免稅店,每年要向仁川國際機場公社提供的保底租金為200億、240億及360億韓元,疫情下機場內個別免稅店鋪的日銷售數量更是下降至個位數,因此免稅店行業要求機場方面可以減免保底租金至獲得補貼的中小免稅店的水準;但仁川機場方面則表示,考慮到韓國免稅產品僅可以銷售至出國遊客,且仁川機場自身的航空性收入已經下降至開場以來最低值,並導致近六成員工無薪休假的背景下,除了暫緩3個月租金繳納期以外,難以有更大下降費用的空間。

不過,也有一些業內人士認為,中國免稅產業可以從韓國的成功與失敗中,分別取得一些經驗。國內某免稅店高管劉剛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中韓兩國國情不盡相同,且韓國免稅產業自身也有一定的危機,但中國的免稅產業仍處於發展階段,此前考察韓國的時候也發現,其規模化運作仍有值得借鑒之處:例如,韓國機場為了支援中小企業,向中小企業入駐免稅板塊提供補貼,並在免稅櫃台專門分配區域,在顯眼處為本土中小企業提供銷售渠道及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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