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要流行，離不開讀者的購買和閱讀。晚清官場題材小說的讀者群主要集中在上海等近代大都市。市民人口的不斷增多，為小說的大量生產提供了市場基礎。
晚清社會生活與文化上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市民階層的發育成熟與城市公共空間的初步凸顯。這種外在環境的變化，催生了新質文化產品的需求空間。又由於官場題材小說現實性強、暴露性強、批判性強，很能激起大眾的閱讀興趣，能夠滿足一般人的文化消費需求，甚至迎合了很多人的獵奇心理，使得官場題材小說受到普遍歡迎，讀者甚眾。
就像任何商品沒有足夠的消費者就不會有市場一樣，晚清官場題材小說要是沒有足夠多的讀者，也不可能會有它的生命力。所以，龐大的市民階層的形成，是晚清官場題材小說繁盛的市場基礎。
隨著城市的擴大和工商業、服務業發展的需要，大批農民流入城市，擴充到產業工人、服務人員隊伍中；隨著學校的大量開辦，城市裡學生人數也越來越多；加上各種官僚、商人、知識分子本來集中於城市，到晚清，中國的城市市民人數日益龐大起來。
以上海為例，上海是中國第一個“現代都市化”城市，是晚清小說的重鎮，也是小說讀者最集中、數量最多的地方。到1900年，上海人口達到100萬。如此龐大集中的人口，加之交通便利、租界聚集，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文人大多選擇上海作為開辦出版機構和報館的首選地，許多有識之士也紛紛投資新聞報業，於是，在世紀之交，上海的報刊數量已達到千家的規模。
與此同時，各種書局和出版機構也應運而生，至五四前後，上海早已是書局林立，僅福州路一帶的書局，就不下20家。人口的聚集和新聞出版機構的聚集，迅速壯大了包括官場題材小說在內的小說的讀者群。
可以說，晚清官場題材小說的讀者群體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隨著都市的興起和大量移民的湧入而出現的龐大的包括士大夫在內的市民讀者群。士大夫是市民的一部分，是小說的重要讀者群。
20世紀初，庚子事變和辛亥革命使上海成為了士大夫們的庇護所，大批士大夫移居上海。同時科舉考試的廢除使這些士大夫們破滅了靠八股謀生的夢幻，小說界革命動搖了他們對小說的傳統偏見。他們有閑暇，有購買力，成了當時小說的主要讀者和創作者。
他們的加入，使得小說迅猛發展，同時也徹底改變了小說的讀者結構。據徐念慈估計：“余約計今之購小說者，其百分之九十，出於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說者，其百分之九，出於普通之人物，其真正受學校教育，而有思想、有財力，歡迎新小說者，未知滿百分之一否也？”
徐念慈的統計隻說明丁未年一年的大概情況，也只能證明士大夫是小說的重要讀者對象這一事實，不能說明這個統計是準確的。在20世紀初，全國城市人口至少當以數百萬或千萬計。都市城鎮人口的組成比較複雜，我們姑且統稱之為市民階層……閱讀小說恰恰是市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不僅是上海，許多都市和城鎮對小說的需求量都在增加。
另一個是新式知識分子。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學的傳播和留學生數量的增多，中國產生了不同於士大夫階層的新的知識分子，在19世紀末留日學生不過200人左右，到1911年人數累計達兩萬人以上。
從1901年以後，中小學堂在全國普遍設立，在校學生從1903年的數萬人發展到1911年的156萬餘人。以下一則廣告可以看出出版機構對學生讀者群的重視。1911年7月19日，《申報》登載點石齋書局廣告，稱“當此學堂暑假，莘莘學子，無不束裝歸裡，以作數十日之閑人……惟小說家言，奇奇怪怪之事，作炎天伏夏、茶余酒後之資，則既可增長見識，又可解愁破悶，消夏妙品，無過於此……”。
小說界革命後，上海的小說種數如洪水一般增長，晚清的小說數量激增，其中大部分都出版於上海……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說作者與讀者的隊伍，從而造成小說市場的急劇膨脹。士大夫原來是鄙視小說的，現在受小說界革命影響，重視小說了，成為小說的讀者與作者。
在晚清，上海是知識分子和各種士大夫集中之地，袁進先生提出士大夫成為小說的讀者，擴大了晚清小說的讀者隊伍，是有道理的。官場題材小說，描寫和揭露官場中的奇聞怪事，既大快人心，又新鮮生動，加上與近代小說市場商業化的發展趨勢相適應，所以，能吸引一大批讀者。
此外，官場題材中大量的官場笑話、怪現象甚至黑幕等，富於神秘性、傳奇性、趣味性，使得官場題材小說切合了老百姓對特殊題材的愛好，迎合了人們的獵奇心理，閱讀心理，能夠滿足人們特別是下層民眾一般的文化消費需求。這也是官場題材小說受到讀者歡迎的客觀原因。
那時，中下層民眾在閑暇時間，沒有太多的文化娛樂活動，最時尚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是閱讀書報，對他們來說，看官場題材小說一類的文字，由於“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蒙混，羅掘、傾軋等故事”，故事性、趣味性和娛樂性都比較強，很能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發泄他們心頭的怨恨。
《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了迎合市民獵奇的閱讀心理，都寫了大量奇聞般的家庭醜聞和生活瑣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本身就是大量官場軼聞、怪事、醜事、笑話的記錄，它們大多是以書中人物講述某個人的小故事的形式出現的。
吳躍人把這類藝術特色稱為“諧謔”。“諧謔”以其強烈的引人發笑的藝術效果為特色，而以揭露、鞭撻醜惡的社會現象、銳利地批判人性弱點為其終極目的。吳躍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評語》中，對“諧謔”所采取的誇張式對比手法、所具有的轟動效應及先笑後哭、喜而後悲的辛辣的諷刺特色進行了大量點評。
如：“繪影繪聲，神情畢現，無殊抉此輩之心肝而表暴之。指陳弊竇處，竟是一面顯微鏡”、“笑腸欲斷”、“蓋看正面意思淺，看反面意思乃深也”、“詼諧百出”、“一舉目一投足，無非怪現狀”、“情節極變幻離奇，令人讀之失驚。描寫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失笑”。
由此觀之，小說作者追求“諧謔”效果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就是要讓小說能引人先笑後哭、喜而後悲，這樣才能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吸引讀者爭相購買。《官場現形記》中，某個官員第一次出場時，作者常常先講一些這個人上代祖輩與官場的瓜葛以及相關的奇聞趣事，再加上一些這個人過去靠什麽發跡、靠什麽得到官位等不大光彩的或見不得人的舊事來介紹他的身世和歷史。
這一方面是為寫人物的活動和塑造人物形象作鋪墊，更主要的是通過這些帶有隱私性質的家世、身世的小故事，增強小說的消遣性、趣味性、可讀性，以吸引更多的讀者。
如《官場現形記》56回，用大量的篇幅寫傅二棒錘隨欽差出使外國期間他本人和其他人出的洋相、笑料，以及他求欽差給他寫假劄子回國騙差使的“光輝歷史”。這些小故事的大量穿插，就像為小說添加了不少調味的佐料，使小說顯得更加輕鬆、有趣，而不至於枯燥死板，使讀者讀起來不容易感到累。
同時，閱讀這類小說，了解無恥的官員、無聊的官場生活和黑暗腐敗的社會，又能在潛移默化中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形成現代民主政治以及其他一些文明進步的思想觀念，客觀上有助於增強他們的國民意識，提升自身素質。這是官場題材小說吸引讀者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
撰稿/春水【讀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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