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賦》裡的“我不要當楚民，願成秦人”是編造的

作者丨言九林

編輯丨吳酉仁

偶然看了一眼號稱“歷史正劇”的《大秦賦》。

12月1日首播時，該劇的豆瓣評分一度高達8.9分。

然後就被雷到了。

比如，為了彰顯秦國對楚國發動戰爭的正義性，該劇虛構了一段楚國百姓不堪壓榨集體逃亡秦國的劇情——劇中，一群逃至秦楚邊境的楚國百姓，被楚軍追上後，發出了“回楚國，我們沒有活路啊”、“我不要當楚民，願成秦人”的呼喊（見下圖）。

戰國時代的百姓們，確實乾過這種“用腳投票”的事情。但他們的選擇，並不是紛紛投奔秦國，而是紛紛遠離秦國。

這方面的材料很多。

比如，公元前259年冬天（這一年嬴政出生），蘇代去見秦相范雎，就當面對范說出過“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這樣的話。

當時，秦軍正由名將白起指揮，兵分兩路，進攻韓國的皮牢和趙國的太原。蘇代此來，是受了韓、趙兩國的委託，旨在鼓動范雎去勸說秦昭王退兵。

據《史記》所載，蘇代是這樣給范雎剖析利害的：“白起已為秦國攻取了七十餘座城池，南定鄢、郢、漢中，北敗趙括，其功勞可比肩周公、召公和呂望。若再滅了趙國，白起必然要升為三公，你范雎能接受自己的地位被白起壓製嗎？但你不接受也不行，白起若滅了趙國，一定會成為三公。”

然後，蘇代給范雎提供了一項瓜分白起之功的主意：

“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

大意是：秦國之前進攻過韓國，圍困了邢丘和上黨，結果上黨的民眾全跑去了趙國，天下之人不想做秦國的百姓已經很久了。假如現在滅了趙國，那麽，北邊的趙國人定會跑去燕國，東邊的趙國人定會逃往齊國，南邊的趙國人則會遷往韓、魏，秦國能得到多少趙國百姓，想必你心裡也有數。所以，與其讓武安君白起立下滅趙的大功，不如由你去勸說秦王退兵、接受兩國割地的提議。割地講和對秦王有好處，他不但可以得到土地，還可以得到百姓；對韓、趙兩國也有好處，他們可以繼續苟延殘喘；對你范雎同樣有好處，你的政治地位不會遭到白起的挑戰。實可謂一舉三得。

蘇代口中的“上黨之民皆反為趙”，指的是公元前262年，也就是蘇代遊說范雎的三年之前，秦軍進攻韓國的上黨，且切斷上黨與韓國之間的聯繫。眼見陷落已是定局，韓國也有意將上黨割給秦國，上黨郡守馮亭遂派人前往趙國求助。他們用來打動趙王的理由之一，便是上黨百姓“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上黨的百姓撤到韓國是不可能了，但他們也不願做秦國的百姓，相比之下更願被趙王統治。

再如，公元前257年，也就是蘇代見范雎之後兩年，又有齊國人魯仲連發出了“義不帝秦”的誓言。當時，秦軍圍困趙國首都邯鄲，魏國派人去見趙平原君，勸趙尊秦昭王為帝。客遊趙國的魯仲連站出來反對說，秦國乃棄禮儀之地，“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專以權術驅策士人、以虜囚對待民眾，若秦國一統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我魯仲連寧願跳東海而死，也不願做秦國的百姓。

蘇代、魯仲連的話，或許會因立場不同，多多少少難免對秦國帶有敵意和偏見。但《商君書》裡的《徠民篇》，不會存在這種問題。

“徠民”，顧名思義就是招徠流民。《徠民篇》是一篇寫給秦王閱讀的政論文章，核心主旨是勸說秦王改變政策，對民眾好一點，不要控制和汲取得太狠，以吸引六國百姓投奔秦國，增加秦國的人力資源。因為這篇文章被收錄在《商君書》裡，以往有一種錯誤的判斷，以為這篇文章是商鞅所寫，進而認定商鞅變法期間，就已開始實行種種比東方六國更好的惠民政策。

其實，只要細讀一下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他的寫作者絕對不可能是商鞅，而是後世之人在編纂《商君書》時，誤收了其他秦人的作品。因為文章中提到了“長平之勝”，此時商鞅已死了七八十年。文章的訴說對象是秦王，因作者多次自稱“臣”，可知是某位秦臣寫給秦王的政論。這位秦王，可能是范雎所侍奉的秦昭王，也可能是之後的某位秦王。至於這位秦臣是誰，有學者猜測是呂不韋，也有學者猜測是尉繚，但都難以定論。

知道了文章寫作的大概時代，再來看文章的內容，就可以知道，蘇代與魯仲連們的說法，絕非誇張。

文章裡，這位不知名姓的秦臣說：秦國如今幅員遼闊，“地方千里者五”，有五個方圓一千里的領土，但是卻人口不足。反觀相鄰三晉之地的韓、魏等國，“土狹而民眾”，領土狹小卻人口眾多。民眾有一種天然的性情，是希望擁有自己的田宅。三晉各國的田宅不夠分配是確鑿的事實，秦國的田宅大量多餘也是確鑿的事實。在這樣兩個確鑿的事實面前，民眾卻不願西來，是因為在秦國做“士”非常慘、在秦國做“民”非常苦。《徠民篇》的原話是：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這位秦臣，還批評了當時秦國流行的治國方針。他說，秦王的官員們一致認為，三晉各國之所以弱，是因為那裡的政府放任民眾追求快樂，且動不動就免租免役賜給民眾爵位（其民務樂而複爵輕也），秦國之所以強，是因為這裡的政府強迫民眾吃苦耐勞，且很少免租免役和賜予爵位（其民務苦而複爵重也）。

該秦臣認為，這種苛政，正是其他國家的百姓不願流入秦國的主要原因。他對秦王說：大王的官員成天把“愛爵”——吝嗇爵位、“重複”——不輕易減免賦稅勞役掛在嘴上，將之說成秦國強大的訣竅，我覺得不是這麽回事。兵法上說，敵人弱了，就等於我們強了。三晉各國打不過秦國，已是長達四代人之久的事情。從魏襄王那時候開始，他們野戰打不過我們，守城也一定會被我們攻克，大大小小的戰爭，三晉各國敗在秦國手下，已不知多少次了，但為什麽我們還滅不掉他們？

該秦臣給出的答案是：“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到了這種地步，他們還不屈服，是因為我們秦國只能奪走他們的土地，無法奪走他們的民眾。之所以不能奪走他們的民眾，也不是因為他們的政策對百姓有多好，只是因為我們的政策對百姓實在太壞。

《徠民篇》提供給秦王的策略，是以詔令的形式頒布優惠政策，凡自其他諸侯國前來歸附的百姓，免除三代人的徭役賦稅，不征發他們參加戰爭，開墾嶺坡、窪地上的土地，十年不收賦稅，並將之寫入法律。如此，“足以造作夫百萬”，必可招來大量的百姓入秦。

若以《徠民篇》裡提到的長平之戰為該文寫作的最早時間（公元前260年），此時距離秦國統一六國，已只有約四十年的時間了。在這段歷史時期裡，沒有材料能證明秦王采納並落實了上述建議。

其實，在戰國時代，無論身處哪個國家，百姓皆不過是任人蹂躪的芻狗。比如韓、魏兩國遭到秦軍攻擊，兩國“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民不聊生”這個成語即由此而來。所以流民是戰國時代極常見的問題。各國也都深感本國可供驅使的人力資源不足。孟子見魏（梁）惠王，後者即向他抱怨自己施政已經很用心，為何“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吳起去楚國變法，也曾對楚悼王說，楚國“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但是，迄今為止，無論是傳世的文字資料，還是出土的簡牘，只有六國百姓不願做秦民，而絕無六國百姓紛紛逃入秦國的記載。

回到《大秦賦》裡的“我不要當楚民，願成秦人”。

東方六國之中，魏、韓兩國均曾實施過“類商鞅式變法”，故在被秦軍吞並後，原魏、韓兩國的百姓對秦政的忍受能力略高一些。趙、齊、燕三國百姓則普遍有“秦法重”的怨言。對秦法最感苦不堪言者，則是楚國。正如陳蘇鎮教授所言：

“根據秦末戰亂中各地反秦之激烈程度的差異和《語書》透露的信息，我們說秦之‘法律令’與關東文化存在距離，特別是與楚‘俗’之間存在較大距離，當無大錯。因此我們可以斷言，由文化差異與衝突引起的楚人對秦政的反感，及齊、趙等地人民對楚人反秦戰爭的同情，是導致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也是為什麽秦軍佔領江漢平原後，大量人口選擇東遷；三晉地區的百姓，面對秦軍的進攻，選擇的也是東遷。

出土的嶽麓秦簡《為獄等狀四種》裡，也載有多例南郡（秦地，原屬楚國）百姓，越境逃往楚地的案例。

比如，其中有一個案子，是一夥共計14人的群盜被秦國地方政府捕獲，審問之後得知，其中有4人原本是秦人，之前逃亡到了楚地。另外10人則是原楚國之人。這14人在秦軍佔領南郡之後，再次向更東邊的楚地逃亡。後來又想著要回家鄉“歸義”（很可能是因為在異地生存很艱難），然後走到半路，又選擇做了匪盜（很有可能是知曉秦律對逃亡者是要嚴懲的，所以乾脆就落草了）。

另一個案例，是一名叫做“多”的男子，在秦軍攻打“荊廬溪”這個地方時被捕獲了。這個地方大約位於今天的洞庭湖附近或嶽陽一帶。經審問後發現，這個“多”是十年前跟著他的母親一起，從已被秦軍佔領的南郡，逃亡到更東南邊的楚地來的。那時候“多”只有12歲。

這些出土簡牘反映的史實，與《大秦賦》裡“我不要當楚民，願成秦人”的情節，可謂截然相反。

故此，最好不要將《大秦賦》當成“歷史正劇”來看。

注釋

司馬遷：《史記·白起王翦列傳》。馮亭降趙之事，更詳盡的考證，可參見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5-1059頁。《戰國策·趙三》。仝衛敏：《成書新探》，《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3期。《商君書·徠民篇》。《戰國策·秦策四》。《孟子·梁惠王上》。《呂氏春秋·貴卒》。陳蘇鎮：《漢代政治與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社2001年版，第35頁。（韓）琴載元：《秦代南郡編戶民的秦、楚身份認同問題》，《簡帛研究》2015年秋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