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注意！這些字詞的拚音被改了！》的文章在網上熱傳。文中列舉了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古詩句，其中一些字的讀音發生了變化。比如，“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shuāi）。”“遠上寒山石徑斜（xié），白雲生處有人家。”“一騎（qí）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不少網友感歎，當初好不容易被語文老師糾正的讀音，現在又要被硬掰回去，都要“懷疑人生”了。
其實，這篇文章說的並不是新鮮事，而是舊聞。文中引用的包括“說客”“確鑿”等詞的讀音變化，早在2005年《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中已經寫得清清楚楚。而在1985年12月發布的《國語異讀詞審音表》中，“騎”就已統讀為“qí”。那麽，這件事為何引起社會關注和熱議？漢字拚音讀音修改究竟誰說了算，又要遵循哪些原則呢？
上海市語文學會會長、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胡范鑄在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從語言規範的角度來說，上述做法並沒有錯。從語言學角度說，同一意思的字有不同讀音是不正常的，當屬例外。減少這種“例外”，將讀音統一起來，有其合理性。而且，隨著信息化程度越來越高，對標準化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一字一音”是語言發展的趨勢所在。
但是，語言並不單純是一種學術研究領域，也不是某個“界”的專業人士說了算的。胡范鑄認為，語言從根本上說屬於社會制度範疇，與語言相關派生出一系列的權利，包括學習權、使用權，也包括制定和修改權，這些權利屬於全社會，而不是語言學家“一家之事”。當然，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去修改，而是要求任何修改都要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進行，要慎之又慎。
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國家一直高度重視語言文字工作並審慎推進。1949年10月10日，新中國成立剛十天，“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就宣告成立，由此拉開了製訂漢語拚音、簡化漢字、推廣國語的語言文字規範化運動的序幕。1958年2月11日，《漢語拚音方案》經第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開始在全國推行。
漢語拚音並不是第一個漢字注音方案。在此之前，中國古代曾有過直音法、讀若法、反切法等注音方法，但由於需要一定的識字量作為基礎，不便初學者掌握。近代以來，又陸續出現過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注音嘗試，但這些方法或過於複雜，或不夠科學，或不便於國際交往，最後都未能推廣實施。《漢語拚音方案》的推行，讓語言文字的發展在“書同文”在基礎上，向“語同音”邁出了重要一步。由於有了簡單、實用的漢語拚音，掃盲和推廣國語都取得了顯著成效。有人曾做過統計，當時一般農民15到20個小時就能掌握漢語拚音，利用漢語拚音識字，100個小時就能識字1500個。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它並非一成不變，必然會隨著社會發展有所變化和調整。以國人再熟悉不過的工具書《新華字典》來說，自1953年出版以來，歷經10余次修訂，重印600多次。比如，1959年版把全面推行的《漢語拚音方案》貫穿於全書，突出了漢語拚音給漢字注音的方式。1987年版大量收錄了經濟、法律、技術的詞匯。1998年版作了全面修訂，修訂後的字典收單字（包括繁體字、異體字）1萬餘個，帶注釋的詞語3500多個。我們今天熟悉的光纖、光碟、互聯網、黑客、軟體、硬體、手機、克隆、基因、白領等詞都是在不斷修訂中加入的。
胡范鑄認為，語言文字的發展既要強調規範，也要保留一定的彈性。在此過程中，應遵循三個原則：一是語言是發展的；二是語言是有語域的，不同語域規範度不同；三是語言符號以簡明為要。按照這三個原則，在調整讀音時，不宜簡單肯定或否定，在字典中可以保留“又讀”，在教材中允許“兩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亂，讓人無所適從。至於有人擔心“改了讀音，古詩詞就不押韻了”，胡范鑄表示，今天已經很難明確說哪些就是古音，即便是音律學家也未必能做到，對於部分大家耳熟能詳的古詩詞，可以注明保留某個讀音，“總體說來，語言規則肯定越來越簡化，語言肯定越來越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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