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仲安先生與《漢唐職官制度研究》

陳仲安先生，

約1984年春於武漢大學櫻花樹下。

文︱王 素

陳仲安先生與我合寫的專著《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增訂本，2018年1月由中西書局正式出版了。《上海書評》約我寫一篇紀念仲安先生兼談本書的文章。這令我想起本書初版，1993年9月由中華書局印行後，《書品》約我寫一篇類似文章的往事。這篇文章名為《寫在〈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出版之後》（《書品》1994年第1期，43-47頁），1994年2月6日剛完成並交稿，次日即驚聞仲安先生逝世噩耗，真的是不勝錯愕與悲慟。但這篇文章已經成型並發稿，主要談仲安先生與我合寫本書的過程，以及本書所見仲安先生對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的四點新穎獨到的見解，對仲安先生的生平及其他業績鮮有涉及，也很難插入。這樣，就為我給《上海書評》寫作本文留下了一些太空。

《漢唐職官制度研究》

增訂本

陳仲安、王素著

中西書局

2018年1月出版

401頁，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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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翠微校史”說起

關於陳仲安先生，現在的學術界，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學人，可以說了解不多。仲安先生逝世後，缺少專門的追思文章，或許是原因之一。直到近年，隨著“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啟動，當年參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的大師、編輯及其後人開始撰寫回憶文字，在談到唐長孺師時，才常常提到仲安先生。“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從1958年開始，到1977年結束，長達二十年，其間，到北京集中工作三次：第一次從1963年秋到1966年5月，第二次從1967年春到同年秋，均在翠微路2號院的中華書局西北樓。今人賦予一個美稱，名為“翠微校史”。第三次從1971年至1974年，在王府井大街36號的中華書局新辦公樓。唐長孺師率仲安先生三次都參加了。因此，那些回憶文字，在談到唐師時，順便提到仲安先生，自是不足為奇；但只是一種關聯，並非重點，故大都十分簡略。只有張忱石和趙珩兩位先生撰寫的回憶文字，內容較為豐富和生動。

張忱石先生是有感於“現在年青的同志，可能知道他（仲安先生）的人不是很多了”，特別予以介紹，全文如下：

陳仲安（1922-1994），四川省長壽縣興隆鄉（今重慶市長壽區）人。1944年就讀四川樂山武漢大學歷史系。1945年休學，1947年赴武漢複學，1950年畢業，是唐先生早年的學生，因學業優秀留校任教。1963年唐先生來京整理二十四史，他作為助手，參與《北齊書》《周書》的點校，由此熟悉了古籍整理。1971年，陳仲安獨挑《北史》。王仲犖先生多次對我說：“陳仲安才是講師，就能勝任《北史》點校，現在全國大學裡別說講師，就是教授也不多。”王仲犖的《北周地理志》出版前，定要我將原稿遠寄武漢，由陳先生審閱一遍，足見王先生對他的尊重。二十四史點校完畢，陳先生本有不少寫作計劃，他與譚兩宜、趙小鳴編撰了《北朝四史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88年），與王素撰寫了《漢唐職官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他還想撰寫《北史證誤》，擬以《北史》為綱，訂正南北朝諸史之訛誤，是一部讀史劄記。他做了不少卡片，以供撰著之用。陳先生是一位謹小慎微的謙謙君子，他總想稍等等，學問更成熟時再撰寫，可惜年遷月變，錯過時機，一場病魔襲來，失去了工作能力。“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據說陳先生晚年時常翻弄卡片，對此發愣，為時已晚，無可奈何。陳先生比唐先生小十一歲，於1994年病逝，甚為可惜。（《唐長孺先生瑣記》[上]，《文史知識》2011年第11期，66頁）

張忱石先生的介紹言簡意賅，基本勾勒並呈現了仲安先生一生主要經歷與重要業績。其中提到四本書：《北朝四史人名索引》屬於工具書，《北史證誤》屬於計劃尚未動筆，皆可不論。點校《北史》屬於公益事業，原書上面沒有仲安先生大名，幾乎沒有什麽人知道。只有《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屬於個人著作，年輕學人如果知道仲安先生，恐怕多是因為本書。

趙珩先生是趙守儼先生的哲嗣，1963年剛十四歲，隨父住在翠微路中華書局宿舍，與同時住在西北樓的大師們朝夕相見，他回憶道：

那時同唐先生一起住在西北樓的還有他的學生，也是他的助手陳仲安先生，陳先生實際上也參加了這項工作。唐先生的個子比較高，陳先生矮一些，兩位都是高度的近視眼，眼鏡片都像瓶子底一樣厚，看得出來是一圈一圈的。陳先生除了要協助唐先生工作，還要照顧唐先生的生活起居，足盡“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古訓。唐先生說話走路喜歡仰起面孔，這也是平時的習慣，並非是傲氣。陳先生隨侍左右，寸步不離。最有意思的是這師生兩人在晚飯後的散步。那時翠微路2號的院子很大，從西北樓出來圍著大院轉一圈要十幾分鐘，他們走得慢，走走停停，大約要半個多小時。“亦步亦趨”這個成語在他們師生二人身上得到最真切的體現。兩人遛彎時，陳先生總是在唐先生身後一步之遙，不論快慢，這個距離是不會錯的，絕對不會與唐先生並肩而行。但兩人的步伐卻是完全一致，唐先生邁左腳，陳先生不會邁右腳，他完全按照唐先生的步伐行進，有的時候發現自己的步子錯了，就會馬上調整過來。我當年最喜歡看這師生二人晚飯後遛彎，前面是唐先生倒背著手信步走，後面是陳先生在一步之遙外緊跟著，特別有趣。（《“翠微校史”：西北樓裡的大師們》，《中國新聞周刊》，2017年第43期，2017年，72頁）

趙珩先生的描述風趣幽默，不僅可以管窺唐長孺師與仲安先生的師生情誼，還可以管窺仲安先生尊師重道的優秀品質。張忱石先生前文說仲安先生“三次跟隨唐先生進京整理‘二十四史’，他們住在辦公大樓三層一個套間裡，外間為陳仲安，內間為唐先生，師徒二人，情同父子，同居一室”（同前，68頁）。唐師與仲安先生都是1994年逝世，仲安先生在1月，唐師在10月，仲安先生逝世時唐師已在病中，唐門弟子都不敢將仲安先生逝世噩耗告訴唐師，擔心唐師承受不了，可見師生情誼之深。其實，唐師1911年出生，仲安先生1922年出生，兩人僅差十一歲，按舊說“十年一長，二十年一代”，兩人可以算作同一代人；但“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仲安先生終生對唐師唯唯諾諾，執弟子禮甚恭。這種師生關係，在那個特殊年代並不多見，堪稱楷模，對我有很大影響。

唐長孺師與陳仲安先生，

1981年晚秋於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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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識陳仲安先生

我1977年考取武漢大學歷史系。當時《長江日報》《湖北日報》都曾報導我“自學成才”經歷。1978年3月6日正式報到入學，新華社記者寫了一篇《報到第一天》，在《光明日報》3月16日第二版刊出，我成為全國“知名人士”。唐長孺師認為我沒有必要讀大本。5月我就參加了唐長孺師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生初試。7月錄取，參加複試，分兩場，筆試外，還有面試，而主持面試的，就是陳仲安先生。其時唐師在北京主持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同時主持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培養的研究生的複試，武大方面的工作就全權委託仲安先生負責。這是我與仲安先生第一次見面。

記得面試是在武大歷史系二樓的一間空室進行。室外有一排長椅給考生坐，每位考生先發一張紙，上面寫著一道口試題，每位考生的題目好像不一樣，我的題目已經忘記，總之讓預做準備，等候傳召。我接到傳召進空室時，看到室內正面坐著兩人：一位就是仲安先生（後來才知道的），另一位是黃惠賢先生（曾經也是唐師的助手）。我坐在兩人對面，第一次面對這樣的陣勢，有點緊張。仲安先生似有察覺，和藹地一笑，說：“不要緊張，就是隨便聊聊天。”仲安先生的聲音很低，語速很慢，對緩解我的緊張很有幫助。我回答問題完畢，兩位先生沒有多說什麽，由於我後面還有其他考生，就匆匆結束了。

1978年9月研究生正式入學。由於我既是“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生，又是“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武大非常重視，要拍一張我與導師的合影，掛在校門內的大型櫥窗裡展覽，當時唐師還在北京，仲安先生是副指導教師，就拍了一張仲安先生指導我讀書的合影。當時與仲安先生還有點陌生。此後，由於經常參加唐師創建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的學術會議，與仲安先生見面日漸增多，便漸漸熟悉起來。仲安先生是一位非常溫和的學人。每次開會，輪到他發言，他總是先看看唐師，見唐師沒有想說話的意思，才緩緩開講。他的發言，語調永遠都是那麽平和，材料永遠都是那麽嫻熟。研二的時候，唐師給我們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專題課，實際是介紹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時提到：“某條材料是陳仲安同志提供的。”同時，仲安先生受唐師委託，給我們開漢唐史籍評介課，各種材料也都是信手拈來。仲安先生材料嫻熟，學問淵博，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真正的通識學人，是能夠知人識人的。我們是“文革”後的首屆研究生。這一屆，唐師共招收了八人，後來被學術界戲稱為“八大金剛”。其中，唐師在武大歷史系招收六人：李春潤、李文瀾、鍾國發、王世平、王延武、我；在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招收兩人：張弓、黃正建。張弓、李春潤年齡最大，都是1938年出生，當時規定研究生錄取年齡在四十歲以下，他倆都略微超過，但唐師在北京主持面試錄取了張弓，仲安先生在武漢主持面試錄取了李春潤，算得上是“英雄所見略同”。後來，張弓在唐代倉廩、敦煌文獻、佛教文化等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李春潤在魏晉南北朝徭役、唐代括戶與資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業績。

仲安先生知人識人，還有一例。我與牟發松是77級大本同班，還曾同住一間寢室，私交甚篤。發松學習極為刻苦，屬於苦讀型，專業進步很快。我研二、他大三時，他找到我，說大四想報考仲安先生的研究生，希望我能提前引薦。我先去仲安先生府上介紹了情況，經仲安先生惠允，我陪同發松正式赴仲安先生家拜謁。仲安先生認為發松根柢很好，便將自己1974年開始編的《隋書地理志州郡縣名便檢》交給他，讓他先助編並練練坐功。從事中國古代文史研究，坐功十分重要。我研一之初，唐師就對我說：“你畢業後會分配到北京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參加《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因為你坐得下來，有坐功，適合這項工作。”發松坐功不遜於我，自然令仲安先生很滿意，先考取仲安先生的碩士生，繼而考取唐師的博士生，在中國中古史多領域做出了突出成績。他現在唐師的恩師金松岑、呂思勉二先生及唐師本人工作過的原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范大學任教，並成為中國中古史的一方重鎮，將唐師與仲安先生的學問發揚光大。追根溯源，與仲安先生知人識人分不開。

我與仲安先生相處時間最長的一次，是1980年暑假的學術考察。當時規定，研究生在畢業前可以有一次公費考察活動，為撰寫碩士論文收集材料。我們“八大金剛”在是年上半年都已確定了碩士論文題目，故選定暑假進行學術考察。此行由仲安先生領隊，楊德炳先生為副領隊，參加者主要為李春潤、鍾國發、王世平、王延武、我、黃正建六人。張弓碩士論文題目定為《唐代倉廩制度研究》，到洛陽後獨自考察含嘉倉，到西安後完全與我們分道揚鑣，獨自考察唐代其他倉廩遺址。李文瀾因二兒子剛出生，家務繁重，推遲考察，沒有與我們同行。

本文作者與陳仲安先生，1980年夏於長安縣神禾原，背後模糊處即終南山。

此行路線按計劃是先往西北走，終點站是敦煌；再往東北走，終點站是北京。唐師與陳國燦、朱雷、程喜霖等先生正在北京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大家拜謁唐師後，就解散，自選路線返回。這是一次“壯遊”。6月14日晚從武昌火車站出發，7月17日中午到達北京，19日上午到沙灘紅樓拜謁唐師，然後解散，大家相處了一個多月。沿途逗留的城市和名勝有鄭州、洛陽、華山、西安（包括周邊乾、臨潼、禮泉、長安等縣）、蘭州、武威、嘉峪關、敦煌、蘭州、大同、北京。蘭州往返逗留兩次。這是因為，李春潤是吉林人，改革開放之初，吉林缺少大米，他從武漢買了一百斤大米，要送回吉林，一路扛著與我們同行，我們戲稱“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漕運”。到達蘭州，仲安先生心疼學生，讓他不要再往敦煌扛了，就寄放在蘭州大學齊陳駿先生那兒，返程再在蘭州停一下，把米扛上繼續往北京走。李春潤當然求之不得。我們也很高興，在蘭州前後逗留了大約六天，參觀、調研、訪學、座談，收獲甚豐。

接著，我們在敦煌莫高窟住了一周，更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經歷。現在的敦煌研究院，當時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號稱“敦煌女兒”的樊錦詩女史，是年四十二歲，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副所長。她的丈夫彭金章先生，是武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的老師。她是武大的“媳婦”，我們又是帶著彭金章先生的親筆信來的，故受到非常熱情的接待。住在莫高窟招待所，在研究所食堂就餐。但感覺這裡生活很艱苦。飲用的都是宕泉河的水，既鹹且澀，炒菜可以不用放鹽，稀粥、饅頭都是鹹澀味。每晚都能聽到風吹沙鳴，鳴沙山真是名不虛傳，有時攪得我們徹夜難眠。這使我們對在這裡工作的學人由衷敬佩。但收獲是巨大的。樊女史親自引導我們參觀洞窟並給我們講解，南區四百多個洞窟，一周下來，我們看了大約三分之一，而且都是重要的和比較重要的。樊女史的講解，專業到位，印象深刻。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收獲，就是在離開莫高窟的前一個晚上，仲安先生應邀在研究所舉辦了一場講座，題目好像是“從中古墓志的首題談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的榜題”，主要是談墓志首題與畫像榜題中的官職排序問題。譬如在“大唐故朝散大夫洛州司兵薛公（忠）墓志銘”首題中，“朝散大夫”是散官，“洛州司兵”是職官，散官在唐代屬於“本品”，排序按例均在職官之前。又譬如在莫高五代第九十八窟“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禦史中丞上柱國張賢慶一心供養”畫像榜題中，“節度押衙”是使職，“銀青光祿大夫”是散官，“檢校國子祭酒”是加官，“兼禦史中丞”是兼官，“上柱國”是勳官，當時使職例帶台省兼官，故“節度押衙”與“兼禦史中丞”是一套官職，張賢慶實際上沒有職官，而這正是晚唐五代使職代替職官的反映。唐後期職官“使職化”是仲安先生原創的一個關於中國中古時期官製研究的重要命題，後文會專門談到，這裡不遑贅述。我的收獲是知道了墓志首題與畫像榜題一樣，對於了解志主與像主的仕歷同等重要。後來我主編大型墓志叢書《新中國出土墓志》，強調墓志要用首題定名，反對墓志定名用“隋某某墓志”“唐某某墓志”一類簡稱，蓋源於此。

到北京拜謁唐師後，我與仲安先生依依惜別。我是經天津、濟南、泰山、徐州到達南京，再從南京乘坐江輪返回武漢的。我選這條路線返回，是因為我的碩士論文題目定為《三省製略論》，屬於官製研究，王仲犖先生剛出版了《北周六典》（中華書局，1979年），對官製研究極有心得，唐師與仲安先生都認為我應該去濟南一趟，赴山東大學拜謁王仲犖先生，聽取他對撰寫《三省製略論》的建議。後來我赴山東大學拜謁了王仲犖先生，也有很多收獲，因與本文關係不大，這裡就不多說了。此後就是埋頭寫論文，一年時間，寫了將近二十萬字。其間，因過於忙碌，與仲安先生較少見面。只是在論文初稿完成後，送請仲安先生審閱，有一些交流。仲安先生告訴我，吐魯番文書中也有很多官製材料，值得深入研究，希望我畢業到北京後，不要放棄官製研究。我謹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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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陸贄集》的合作

我1981年秋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分配到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參加《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工作。原以為從此工作重點會完全放在出土文獻整理研究上，沒想到與傳世文獻整理研究的緣分直到現在也難以了斷。其中，《陸贄集》的點校與《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的續寫，均與仲安先生有關。

關於《陸贄集》的合作，我僅在本書《點校說明》最後簡單提到：

本書原系中華書局委託陳仲安先生主持、由我協助的古籍整理項目。後來，由於主要工作均須在京進行，陳先生原在武漢，身體又欠佳，就改而由我點校，由陳先生審訂了。但實際上，我的點校工作一直是在陳先生的指導下進行的。陳先生於整理古籍甚有心得，匡謬正訛，於我裨益匪淺。在此謹致謝忱。（《陸贄集》上冊，中華書局，2006年，15-16頁）

這項工作對我影響很大。後來卞孝萱先生約我撰寫《陸贄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湯一介先生約我整理宋本《唐陸宣公集》（《儒藏·集部》第202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擬出），徐俊先生請我參加“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工作並任“西域四夷外國等傳”修訂負責人，都是因為我曾負責《陸贄集》點校，對傳世文獻整理有一定經驗的緣故。因此，介紹這項工作的來龍去脈，俾學術界進一步了解仲安先生，應該是很有意義的。

1984年春節，我回漢探望父母。2月4日為農歷正月初三，赴武大給師長拜年。到仲安先生府上，仲安先生告訴我，中華書局古籍整理規劃中，有一部《陸贄集》，委託他點校，但他在武漢，能夠見到的版本有限，身體也不太好，恐難承擔，希望我能協助他工作。我見仲安先生確感為難，便不假思索痛快答應了。仲安先生很高興，讓我返京後先了解版本情況，草擬一份點校計劃。

我返京後，即天天在國家圖書館（當時稱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查書看書。但查看之後，感覺這項工作做好並不容易。這是因為，中國古代政治家的文集，若論版本之繁夥，莫過於《陸贄集》。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作為儒家政治家，他的奏議以“民本”為思想基軸，以治國安邦為最高追求，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不僅屢經翻刻，還有各種校、注、批、評，僅選擇底本就非易事。我用了三個多月，查看了數十種版本，最後選定民國董士恩的匯校、匯注、匯評、增輯本為底本，另選宋元明清和日本等六個有代表性的本子為校本。董士恩原名陸洪恩，是陸贄的第四十世孫，嗣於舅氏董凱臣後才改今名。他作為陸贄的後裔，對整理《陸贄集》可謂竭盡心力，他整理的本子是我見過的最好的本子。當然也有不足，有些內容可能需要增輯（另參下文）。於是，我按照選定的底本和校本，還有“他書校”凡例等，草擬了一份較為龐大的點校計劃，給仲安先生寄上。但計劃寄出之後，一直忐忑不安。從事古籍整理，選擇底本，一般都是先找宋本，再找元本，即使退到明清，也多是找經廠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而我選定的竟然是民國本，仲安先生能夠認可嗎？

不久，收到仲安先生6月26日回信，很簡單，只有三行，全文為：

《陸贄集》校釋計劃，我看後覺得可以，沒有修改意見，已寄交中華書局鄧經元、魏連科二同志，並請他們就近和你商量。

我看後大喜過望，對協助仲安先生工作稍有信心。不久，中華書局來信，約我面談。當時我在沙灘紅樓辦公，中華書局在王府井大街36號，近在咫尺，於是，我馬上騎自行車去了。在書局見到鄧經元、魏連科二先生。鄧、魏二先生都是參加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的資深編輯，對仲安先生的古籍整理水準高度認可，他們對我說：仲安先生同意你的點校計劃，我們也認為可行。只是你的點校計劃，工作量太大，仲安先生身體不太好，主要工作還得你承擔，仲安先生負責審訂。我一聽，頓覺頭皮發麻，不敢痛快答應，便說回去考慮。因為，先生“有事”，弟子固然應該“服其勞”，但也得看是否有能力、有時間。

此後，我一邊做材料準備，一邊思考是否有能力、有時間承擔主要工作。這裡說的做材料準備，其實就是為了節省時間，希望能將底本和校本都複印，可以完全在家裡工作。但與圖書館商量，只有底本和三個明清校本允許複印。這樣，就決定我還是得用不少時間去圖書館做版本核校工作。我慶幸自己很英明，選定董士恩本為底本，如果選擇宋元本為底本，恐怕就得天天坐在圖書館抄書了。至於是否有能力、有時間承擔主要工作，當時有兩點顧慮：第一點是自己從未做過古籍整理，協助仲安先生做些基礎工作應該還能勝任，由自己獨挑大梁則擔心力有未逮。第二點是董士恩本固然不錯，但他的匯注、匯評做得並不徹底，如果需要增輯，確如鄧經元、魏連科二先生所說，工作量太大，我未必有時間。

很快，1985年也過了大半年。我籌編《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寫信向仲安先生約稿，順便談了由我負責點校《陸贄集》的顧慮，當時隻談了第一點顧慮，第二點顧慮猶豫再三沒有提及。仲安先生12月26日給我回信說：

關於《陸贄集》校點，我相信您是完全能夠作好的，我自己沒有研究，提不出什麽好意見。您大膽作去吧，我完全相信您。

仲安先生對我如此信任，我無話可說，只好勉力為之。

陳仲安先生1986年10月15日來信

1986年，我嘗試工作了大半年，感覺工作量太大，實在承受不了，便寫信將第二點顧慮如實向仲安先生做了匯報。仲安先生與中華書局商量後，10月15日給我回信，告訴我中華書局已有答覆，要點有二：一是“仍以董本作底本”，二是“不再做匯注匯評”。然後說：

他（按指中華書局）還是要我們二人負責，還要求您做部分樣稿，交我閱後，再交給他們，具體意見，需俟見到樣稿後再和我們聯繫。他們作這樣要求，我也沒有什麽意見。現看您的意見了，如果同意，請直接和中華商量，不必先問我了。

我如釋重負，自然完全同意。於是，中華書局正式安排柳憲女士為《陸贄集》責編。之後一段時間，主要是整理樣稿和草擬“點校說明”。

1987年2月24日，我正式將《陸贄集》“點校說明”草稿和卷二樣稿寄給仲安先生。仲安先生3月3日回信，先說他今年上學期有課，工作很忙（詳參下節），只能先看“點校說明”，卷二樣稿須等有時間再看。然後說：

“點校說明”中有兩處請斟酌一下：一處是原稿說董士恩本沒有校勘記，所以“校勘記重做”，我以為他原未做，就不是重做，應改為新做，不知您同意否？一處是在“注文凡例”第一點中說：“引文脫誤，標出並與原書核實，均徑補正，不出校。”我認為這裡應該出校，或斟酌情況，有的不出，有的作校記，以便讀者知其脫誤之錯。還有“引唐人著作，回改避諱字，經與原書核實，均再改回，不出校”。我認為陸贄唐人，其引唐人著作依唐諱改，是其原文如此，應予保留。但其本未改，而是後來人為了避唐諱或更後之諱而改者，最好改回，總之存原文真象。這種改或不改，還是出校為佳。其余規定，我看很好。

我按仲安先生意見，對“點校說明”進行了修訂。卷二樣稿什麽時間看完？有什麽意見？我這裡能夠找到的仲安先生的回信，似乎都沒有再提。我只知道在此之後，仲安先生的身體每況愈下。為了能讓仲安先生能夠早日看到《陸贄集》全稿，我日夜奮戰，終於在本年底完成了初稿。

1988年春節，我回漢探望父母。2月19日為農歷正月初二，赴武大給師長拜年，將《陸贄集》初稿送到仲安先生府上，請仲安先生審訂，並請仲安先生為本書寫序。仲安先生3月12日來信說：

《陸贄集》已開始閱讀，進度甚慢，恐誤出版日期，尚請先與柳憲同[志]交待，以希諒解。稿上加工符號，並仍原作。說明稿我讀後甚感滿意，秩序井然，交待明白，無甚改動。所（作）序之才，乃我所欠缺，是否可轉請唐長孺先生作序，以重評價？

仲安先生說自己欠缺作序之才，我想那是謙虛或身體欠佳的推托之詞。因為《〈南史〉〈北史〉出版說明》是仲安先生寫的，一向被稱為經典。唐長孺師去年眼睛就難以視物，我不太可能去請唐師作序。此事就暫時放下不提。

同年6月10日，仲安先生給我寫信，說已將《陸贄集》初稿看完，有兩點“印象”：第一點是充分肯定，除校勘改補較有成績外，還提到“對原來書本的文字作了分段及句逗處理，十分精致”等，需要修訂之處不多，已在原稿中做了標識。第二點主要針對原書（董本）附錄的序跋、詩文，認為有些意義和用處都不大，可以適當刪減。我按照仲安先生的意見進行處理後，就將書稿交給柳憲女士。柳憲女士編輯加工完畢，就發到中華書局出版部。本書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版，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出版社試行轉企改製所導致，與我和柳憲女士沒有關係。儘管如此，未能讓仲安先生在生前見到本書出版，仍讓人感到遺憾。

在仲安先生指導下，主持《陸贄集》點校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筆難得的財富。從事過傳世文獻整理的學人，再從事出土文獻整理，看問題會多一些角度，解決問題也會多一些方法。唐長孺師主持過《魏書》《北齊書》《周書》點校工作，後來主持《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就將前者的很多整理方法用於後者整理中，使《吐魯番出土文書》成為出土文獻整理經典（參拙文《唐長孺先生與〈吐魯番出土文書〉》，《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7輯，2011年，43-49頁）。我後來主持整理《新中國出土墓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以及現在主持整理《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也用了不少傳世文獻整理方法，其中，《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曾獲第一屆（2007年）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新中國出土墓志》曾獲第二屆（2010年）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為此，我一直非常感謝仲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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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的合作

我與仲安先生關於《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的合作，有一段時間是與《陸贄集》點校工作同步進行的。仲安先生最早向我提到本書，是前揭1987年3月3日回信，在談看《陸贄集》“點校說明”發現問題之前，先說：

我今年上[學]期擔任研究生及助教進修班一門職官制度史課，也是我七五計劃中預訂（定）要完成的書稿，邊上課邊寫，也是很忙。

仲安先生似乎就是從本年後，給我寫信，文字常有脫誤，這是以前從未有過之事，反映身體出了問題，令我非常擔心。

陳仲安先生1988年3月12日來信

一年後，收到仲安先生前揭1988年3月12日來信，簡單談完開始閱讀《陸贄集》初稿的感想，接著用了很長篇幅介紹本書，原文為：

我撰寫《魏晉南北朝隋唐職官制度研究》，原定計劃如下：

導言

一、漢代制度略述

二、三省制度的萌芽

1.西漢的尚書，2.東漢的尚書，3.漢代侍中的演變。

三、魏晉南北[朝]三省制度的發展

1.中書省的形成，2.門下省的成立及其演變，3.尚書台的演變，4.魏晉南朝卿監官職的設定，5.南朝後期權力之集中於中書舍人。

四、北朝前期的變例與後期三省製的發展

1.十六國時期三省製簡述，2.北魏前期的胡漢雜揉製，3.北朝後期的三省製，4.北周改六官製。

五、隋及唐前期三省制度的完成

1.三省六部廿四司製的完成，2.三省分權原則的探討，3.尚書省與卿監制度之長官關係，4.散官、勳官與職事官製的形成。

六、使職差遣製的出現與其發展

1.使職差遣官製的出現，2.中書門下製的變化，3.翰林學士的發展，3.理財三司的出現與其發展，4.神策中尉與樞密使及內諸司使的權力，5.其他使職發展的概況。

七、監查（察）制度的演變

1.秦漢禦史職官的演變，2.丞相司直的暫置及司隸校尉的掌權，3.魏晉禦史之職，4.北朝禦史中尉之膨脹，5.隋唐禦史的職權。

八、從郡縣製到州郡縣的演變

1.刺史由監察到權代郡守，2.州郡縣愈來愈多之原因，3.州郡縣僚佐的變化，4.從州郡縣變為州縣兩級製。

九、都督制度的形成及其發展

1.早期都督製的形成，2.都督製取代州縣權力的經過，3.軍鎮製與州郡縣製。

十、行台制度的發展與結束

1.魏晉時期的行台制度，2.南朝所謂的行台，3.北朝以行台出使，4.北齊變成地方軍政長官的行台，5.隋唐的行台制度及其消滅。

十一、節度使、觀察使的建立

1.從都督、總管發展到節度使，2.從地方檢查到成為一級地方軍政機構的觀察使，3.節度、觀察的文武僚屬。

十二、銓選制度

1.漢代的辟舉與貢舉，2.秀才、孝廉的考試，3.蔭舉與納資制度，4.九品中正製，5.停年格與循資格。

十三、俸祿制度

1.漢代的秩祿製，2.魏晉以後的品、階與祿米俸絹，3.食乾製與食力製，4.祿田與職田，5.公廨田與公廨食利本錢。

十四、職官制度演變之原因及其歷史意義

可見仲安先生準備撰寫的本書，當時雖然尚名《魏晉南北朝隋唐職官制度研究》，但從漢到唐，分十四個專題，五十一個細目，已有完整架構。然而，仲安先生此信又接雲：

以上十二（四）個標題中，從第一到第十一，我曾在去年為研究生講過，第十二至十四沒有成稿。現在我修改補充已至第五題，甚願能在今年按修改稿重講一次。我甚希望 您能助我完成未寫的兩題十一（二）、十二（三），包抱（括）收集原始資料、重要參考資料及分析研究初稿，有四萬到五萬字即可。不知能否助力，甚希能予答覆，仰首以待，不勝殷殷。

始知實際上，前十一個專題只有講稿，後三個專題連講稿也沒有；根據講稿修改補充的書稿，也僅到第五個專題，離成型書稿堪稱任重道遠。其時我已聽說仲安先生身體較前更差。因而讀到希望我能幫助承擔部分工作，在“您”前面還用了“平闕式”，最後還說“仰首以待，不勝殷殷”，便已決定無論如何也必須分擔了。但當時我還在《陸贄集》的整理漩渦中不能自拔，沒有發現仲安先生此信希望我承擔的兩個專題的序數竟然是錯的，就回信說我可以承擔第十一專題節度使、觀察使的建立和第十二專題銓選制度。此信一定給仲安先生造成不小的困擾，因此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收到仲安先生續談本書的回信。

而我因《陸贄集》工作未了，仍常給仲安先生寫信，甚至重提請仲安先生寫序舊事。仲安先生直到10月14日才回信，分四段，第一段仍婉拒寫序，並說“此事已完，無須再及”，第三段說本書“已完成十一章初稿，下面正待進一步修改補充”，第四段說自己“今年9月，已奉命退休”，因有些工作未完，歷史系擬再“返聘一年”，第二段最長，談希望我為本書分擔的工作，全文如下：

前請您為我補寫兩章，是銓選制度及祿俸制度，現您應承寫節度使、觀察使一章，外加銓選制度。我也覺得很好，節度使、觀察使我已寫了一個初稿，從採訪處置使發展到觀察使，以及從行軍總管發展到節度使，粗略談了一個大概，恐難符合讀者需要，您若能仔細寫作，我想一定可勝我之初稿。銓選制度從九品中正製到進士製，雖有一個念頭，但未著筆。且兩漢鄉舉裡選，到秀才、明經之考試制度，亦少研究。其後，進士、明經雖屬科舉，而科舉任官，還須經過吏部考評，任官之後升遷陟降，亦有制度。此事頗煩，尚不知如何著手。今你肯臨此困難，惠我實多，我無存見，一切以你之考慮為依據可也。還有祿俸制度之變化，也屬難題，不知您能擔此風險否？尚希回示。

拜讀此信，我方知自己誤會之深，而仲安先生並沒有因此責怪我，令我很感動，故馬上給仲安先生回信，說明原委，並表示願意承擔俸祿制度的撰寫。

仲安先生11月10日收到我的信，應該很高興，當日即回信：

10月20日來信，今天方收到，不知郵政何以延誤至此。來示雲十一章已不擬寫，決定隻寫銓選和祿俸二章，甚感敬意。……二題所要求字數不宜太多，以五到十萬字為宜，如何寫法，全靠您自作主了。

承蒙仲安先生批準，我就馬上動作起來。因為銓選和俸祿兩項制度，誠如仲安先生所言，原本就屬煩難之題，加以我又缺乏研究，只能越早行動越好。

我在北京忙著開辟新領域的同時，仲安先生也在武漢忙著修補舊稿。這樣過去半年。1989年4月底，武大傳來消息，說仲安先生於本月22日突因腦血栓發作住院。我不由心裡一緊，一方面擔心仲安先生的身體，另方面也不得不做好接手仲安先生未了書稿的準備。因為我的碩士論文《三省製略論》，承蒙王仲犖先生推薦，已由齊魯書社於1986年出版，大家都認為我對官製研究有基礎，接手仲安先生未了書稿，我自是最佳人選。於是，我加快了撰寫進度。

1990年4月初，我給仲安先生寫信匯報工作，說銓選和俸祿兩章可於5月底完成，正好十萬字，到時寄上，請他審訂。仲安先生4月13日回信，先說：

接獲最近來函，十分高興，知您所承擔的部分，已在積極準備，約在5月底可全部完成，甚好，甚好，我希望能準時讀到成稿，望按時寄來為幸！

接談自己得病之後，遵醫囑一直以休息療養為主，“平時所留意之問題，都置之腦後”，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修改舊稿時，遇到困難不少，有的資料遺忘，有的則需要改訂結論”，並舉漢代中朝外朝性質爭論難以決斷為例，然後說：

如此之類，所在多有，修改之功，確非短期能成，將來完稿後，請您仔細審讀一遍，提出若乾修改意見，反覆訂正，方可於心不違。來信提到中華之張忱石先生，甚促此稿。記得我在去年交接《北朝[四]史人名索引》時，他亦曾提出此事，並建議如本人身體不適，可請旁人代勞。此事他首推薦由您承擔，未知您的意見以為如何，望告。

我如前所說，已有接手仲安先生未了書稿的思想準備，故馬上給仲安先生回信，表示願意承擔，請仲安先生放心。過了一個月，5月15日，我給仲安先生寫信，說我承擔的銓選和俸祿兩章，完稿後不郵寄了，準備親自送到武大，希望能夠當面聆聽仲安先生關於統稿的意見。仲安先生5月30日回信說：

5月15日覆信收到，獲知 您將於下月內來漢，商定稿子，十分高興。猶（由）於身體有病，諸外（處）不適，我修改舊稿，實在未進行多少，得 您存（承）擔，可稱惠助。我在家專候，望無誤此行。

此信在兩個“您”前面又都用了“平闕式”。實際上讓我感到很辛酸。因為我認為學生幫老師做點工作，是中華文化傳統，是不應這樣客氣的。

此次親赴武大，見到仲安先生，他半躺在床上，一臉病容，令我心情很沉重。我將銓選和俸祿兩章書稿放在仲安先生家裡，但估計他已經很難審讀。仲安先生關於統稿，沒談什麽意見，隻說讓我不要有所顧忌，儘管放手工作。我倒是談了自己對本書統稿的一些看法，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三點：一是將原名《魏晉南北朝隋唐職官制度研究》改為《漢唐職官制度研究》；二是將前十一章合並為中央官製和地方官製兩章，加上銓選（後來改為選舉）和俸祿兩章，即全書僅分四章；三是將原第十四章省略，將職官制度演變原因及其歷史意義等內容分別糅入正文四章。仲安先生表示同意。我將仲安先生未了書稿帶回北京，用了大約十個月完成統稿。主要原則是保證材料均勻，結構平衡，思路貫通，內容銜接，另外，凡仲安先生原創的觀點，均予突出並補充論據。

我這裡保存的仲安先生的來信，最後一封時間為1991年3月16日，是希望我能盡快將業已完成的書稿寄到武大，他想請唐長孺師最後再審讀一遍。實際上唐師眼睛早已難以視物，根本不可能承擔審讀工作。但仲安先生的事，唐師不可能不管。於是，唐師命學生將全部書稿複印兩份，分寄北京大學周一良先生和中華書局趙守儼先生，請他們代為評審。唐師1991年7月11日給我寫信說：

你和陳仲安同志合著的《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周一良、趙守儼兩位同志已將評審意見寄來。我因目力關係，無法閱讀，因而不知道所提修改意[見]應如何處理。周的意見早已交給陳先生，趙的意見已複印，二、三天內即當交陳先生，由他決定處理。他自己已不能修改，連寫信都困難，看來還得你動筆。守儼同志那裡有一份複印稿，修改時可以就近去取。忱石同志來函說，此書要到明年才能發排，看來時間也還充裕。

唐師8月17日又給我寫信說：“周、趙兩同志的意見，我曾請人念給我聽，知道修改任務不大。”我的印象也是只有幾條，很快就修改完了。

最後的工作是撰寫《後記》。仲安先生寫不了，想請牟發松代筆，但當時發松正在協助唐師撰寫《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故仲安先生先向唐師提出，唐師自然同意，發松到仲安先生府上，聽取具體意見後，很快撰成，先念給唐師聽，再念給仲安先生聽，兩人均無意見，然後寄給我。《後記》說：

（我）不料後來突發腦血栓病，精力日見衰竭，撰寫工作竟至中輟。後蒙王素同志續成選舉制度及俸祿制度兩章，並對我撰寫的序言、第一章中央官製、第二章地方官製進行整理、補充和統稿，此書方成完璧。

此外，還向包括周一良、趙守儼兩位先生在內的眾多曾經給予本書幫助的學人表示感謝。這既是實錄，也反映了仲安先生不掠人之美的優秀品質。

本書出版後，我第一時間給仲安先生寄上樣書，但他頭腦已經迷糊，據說捧著樣書，想說什麽卻說不出來。此事讓我難過了很長時間。

《漢唐職官制度研究》，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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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師致敬

簡談《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的價值

談到本書的價值，可能不同的學術人群會有不同的說法，而作為作者之一，我認為本書最大的價值是知識性與學術性並重。這是因為，本書緣起仲安先生給研究生及助教進修班講課的講稿，知識性自應放在首位，故可以作為“漢唐職官制度”入門之書；而後綴“研究”二字，又決定了本書必須考慮學術性。關於後者，有材料可以證明。本書與唐長孺師壓卷之作《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均屬唐師主持的“七五”期間國家社會科學重點課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系列專著之一，唐師的《三論》主要談這一時期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方面的變化，故《後記》說：“本書雖說完成，實際上缺漏甚多，比如職官、法律的變化全未述及。”（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493頁）我想，兩書雖然各自單行，相互並無影響，但作為當事人，特別是作為主持人的唐師，不可能不考慮《三論》談職官，與本書是否重複的問題。因此，我感覺，唐師的《三論》不談職官，存在有意回避的因素。而這就決定本書需要具備與《三論》同等的學術性。

本書1993年初版，中華書局印了兩千冊，據說很快售罄。此後，學術界同仁參考本書，不少用的都是複印件或電子本。因而希望再版的呼聲，常有耳聞。這實際都是因為本書具有知識性，閱聽人面較廣，可以作為“漢唐職官制度”入門之書的緣故。這次增訂，原則之一，就是強化本書的知識性。增補最多的是引文出處，這是為了方便學人查檢校核。其次是新見傳世文獻材料與出土文獻資訊，傳世文獻包括日藏隋人蕭吉《五行大義》所記西漢郡縣曹官材料，出土文獻包括裡耶秦簡所見洞庭郡遷陵縣統治機構資訊，尹灣西漢簡所見東海郡官吏資訊，長沙五一廣場、東牌樓、尚德街等東漢簡所見東漢早中晚各時期長沙郡臨湘縣統治機構資訊，以及長沙三國吳簡所見孫吳早期長沙郡臨湘縣統治機構資訊。這些增補，只會強化本書的知識性，使本書有更為廣大的閱聽人面。

本書的學術性，學術界其實早有定論。台灣賴瑞和先生的名著《唐代高層文官》，有三大主題，第一大主題是“探討他們的‘使職化’，如何從普通的職事高官，演變成皇帝的特使”。關於“使職化”，賴瑞和先生解釋說：

“使職化”這名詞，據所知是陳仲安最先使用，見於他和王素合著的專書《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六節《唐後期使職差遣製的流行》。意思是唐皇朝把各種職事官架空，改用使職，也就是“以特使治國”，是一種擴充皇權，讓皇權得以更集中的辦法。陳仲安此書，對近年的唐代官製研究頗有影響，常見學者引用。何汝泉最近出版的專書，更透露他研究唐代使職，就是受到陳仲安在1963年，發表在《武漢大學學報》那篇唐代使職“開山之作”的“啟示而萌發念頭的”。拙書雖然不是受到陳仲安的啟發，我跟陳老的使職觀點也不盡相同，但陳老的開山之功不可沒。這裡借用他的“使職化”，一方面因為此詞簡潔好用，另一方面也有“向大師致敬”之意。（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26頁）

其中引何汝泉先生的言論，出自《唐財政三司使研究·自序》（中華書局，2013年，第1頁）。仲安先生1963年發表的論文，指《唐代的使職差遣製》（《武漢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89-105頁）。賴瑞和先生說自己的“使職化”觀點另有出處，《上海書評》2018年1月28日刊發的鄭詩亮《賴瑞和談〈唐代高層文官〉與唐代官製研究》有所解說，因與本文無關，無庸贅述。我們只須知道，“使職化”一詞，為仲安先生原創，具有廣泛深遠影響，這就夠了。

唐長孺師、陳仲安先生與學生合影，約1986年於武漢大學。前排左起：楊德炳、陳仲安、唐長孺、李涵、陳國燦、凍國棟；後排左起：石墨林、牟發松、魯才全、盧開萬。

當然，在本書中，屬於仲安先生原創的觀點，並不限於“使職化”。我在前揭《寫在〈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出版之後》一文中，除了“使職化”，還列舉了仲安先生解釋西漢是否存在“三公九卿製”、西漢中朝官與外朝官的根本區分、禦史怎樣從天子監察官轉變為國家監察官等原創觀點，有興趣者可以參閱。我承擔的部分，也有一些屬於自己原創的觀點，譬如認為：九品中正製只是一種與選舉有關的人事檔案制度。察舉與科舉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是一種他薦的選舉制度，後者是一種自薦的選舉制度。等等。這是本書具有較強學術性的體現。

這次增訂，原則之二，就是鞏固本書的學術性。本書初版迄今，二十多年，無庸諱言，關於漢唐職官制度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成果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但本書增訂很少吸收。一則仲安先生故去多年，經他撰寫和審定的學術文字，我不能隨便做任何增減改動；二則這些研究成果，不少還存在不同程度的爭論，不太適合闌入本書。譬如長沙三國吳簡從開始整理公布到現在，關於其中“吏民”一詞的含義，以及當時吏、民是否分別立籍問題，研究成果很多，意見分歧亦大，本書特別增注說明仍然沿襲傳統看法。雖然學如積薪，後來居上，但我想表達的，一如前揭賴瑞和先生所說，仍是“向大師致敬”之意！

附記：我在前揭《寫在〈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出版之後》一文中，全憑記憶，將仲安先生約我合作本書系於1989年冬，仲安先生中風住院系於1990年春，現在看來，記憶之不可信，有如此者。因而撰寫本文，為了時間及事情正確，將塵封多年的仲安先生寫給我的信全部整理掃描。另外，1980年暑假的學術考察，黃正建兄負責管理差旅費，保存有當時的日誌，提供給我參考。牟發松兄代撰本書《後記》，向我回憶了事情經過。這樣，保證了本文寫作，時間及事情大致無誤。本文所用圖版，除仲安先生與我合影和寫給我的信外，均由仲安先生哲嗣陳寧兄、唐長孺師哲嗣唐剛卯兄及牟發松兄提供。在此一並深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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