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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台灣純愛片的集大成者,是當下社會的一面鏡子

大陸院線少有機會放映台片,少數上映的也常常不見水花便閃電下檔。因此,作為一個不挑食的台灣電影愛好者,儘管早過了對純愛偶像劇追求的年紀,我還是(戴著口罩)在《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開映當天就買票進影院支持。

令人驚奇的是,隨後而來的周末,家門口的影院全天滾動排映這部影片。截止目前上映一周,票房累計6.9億,鑒於同期上映和即將上映影片的競爭力,影片破10億應該不是難題。

這部影片的票房似乎會傳染

早在大陸票房爆冷之前,《比悲傷》已於去年11月中旬率先在台灣上映,持續到年底破2億新台幣,成為2018台灣票房的年度冠軍(見台灣電影中心數據);在香港,刷新台片票房紀錄,超越同期上映的《與神同行》,斬獲1700餘萬港幣(見CBO票房數據)。

影片也遠銷東南亞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都創台片在當地的票房紀錄。最後,儘管是更為複雜的大陸市場,收效也未曾例外。這一刻,真是萬千華人心連心。

《比悲傷》在市場上的表現像一顆揮發性極強的洋蔥,感染了大半華人商業片的重要陣地。“聞者落淚”也是該片宣發的主打點。

像我這種見過風浪的人,當然沒哭,但是種草了男女主角的家裝、青澀乾淨的石知田(男主角少年的扮演者),也忍不住回家哼了一路片中歌曲。

“煮飯”是華人社會最能體現家庭情感互動的一個場景

《比悲傷》裡兩人感情的變化也是通過烹飪體現的

而鍋子裡的熱氣助推了男主角的表演

讓你願意相信這樣用心煮泡麵的劉以豪是真愛陳意涵的。

其它平日該用到的烹飪道具、瓶瓶罐罐一個不少

角落綠色的大同牌電鍋是台灣電影中的經典角色

(甚至直接出鏡《日常對話》的海報)

蔡明亮就在公開演講中提到拍電影要觀察大同電鍋煮飯冒氣的重要性

可以看出,作為一部普通的商業片,《比悲傷》很難得的是製作團隊全員保持在工業的水準線,尤其是更為幕後的美術服化道,能看出都在自己工職有限的發揮空間裡有所琢磨。對於普通觀眾來說,對比內地愛情片常常樣板房一樣的布景,《比悲傷》至少“觀感”不差。

70年代的台灣電影早有韓劇套路

有趣的是,這部影片的主要場景其實非常有限,工作環境是錄音棚 / 攝影棚 / 錄影棚 / 診所,哪怕公共休閑空間也是室內K書房 / 咖啡廳,居住的環境則是“永遠不發生性關係”的同一間公寓——非常像台灣紅極一時的“三廳電影”。

如果你問起台灣一個並不關注電影的普通百姓,或者你身邊對台灣不甚了解的父母一輩,即使他們不知新浪潮、楊德昌、侯孝賢,他們卻也知曉林青霞、秦漢等靚女型男遊蕩過的歌舞廳與會客廳。因為“三廳電影”算是台灣電影商業類型中非常成功的一脈,早在60年代末就主打“純愛”牌。

我們常常說,絕症、車禍是韓片“純愛”電影製造悲傷的法寶,是因為較近的新世紀初曾經密集地流行過一段時間韓式純愛電影和電視劇,而阻礙這些男女主角在一起的原因便是糅合家庭身份秘密或者突然而來的病情——而非第三者的介入或者經濟糾紛等更為“現實”的、更為普通人常見的理由,當然也更遑論讓這些片承擔像洪尚秀、侯麥那種兩性情感探討的大任。

看似很不可思議:就是這樣非常規的巧合締造的生離死別,竟然在生活瑣碎的平凡觀眾間流行,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奏效。

其實,早在台灣愛情片巔峰的“三廳電影”時期,敘事的關鍵元素便是早在男女主角戀愛之前就埋下的炸彈——以“家庭秘密”為面具的命定的悲劇。“三廳電影”曾經被詬病為對社會現實的逃逸,正如今天《比悲傷》爭議中精英學者對其不夠反映現實的控訴。

但隨後一些研究則認為,“三廳電影”表面以各種室內環境屏蔽了社會現實,但它的情節和情緒則集中抒發了以創作者為代表的大陸人遷往台灣後“破碎的家庭、緊張的情景和孤獨感”。

儘管現代社會的語境千變萬化,新時代獨立的知識分子不屑於、不相信並無暇去經營一段永不變質的愛情,但男女主角緣自相同傷痛的過去所建立的感情則可謂點出了現代人孤獨中對情感的渴望。

繼而它承諾一個非常美好的信念:縱有千變萬變,愛從沒有改變——甚至,《比悲傷》沒有真正的反面角色,即使是在工作中一度給陳意涵造成障礙女歌星(鬼鬼 飾),在誤會消除後也可以成為親密姐妹。

講真,當代人失去的夠多了,“談鈔票傷感情,談感情傷鈔票又傷感情”。人們焦慮、憂傷,卻無力掌控深層次的社會結構的問題,只好把一切歸結於抽象的命運,正如片中根本無力改變的絕症。

因此,《比悲傷》肯定是切中了很多人的情緒痛點,但它不撕裂,不爭論,表面是悲劇,暗地裡表達了一種非常美好的愛情忠誠,並將周遭現實對個體(從經濟到精神的)剝削轉換為對一種主動犧牲的讚美。

所以,這部影片的閱聽人並不局限在白色情人節那天虐狗的情侶,它就像《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時代》等台灣影片一樣,向那些有過暗戀心事、有過忍耐委屈的人敞開懷抱。

這也正是影片在純愛之外更厲害的地方,它在結尾給了永遠站在身後的男二號一個主觀的視角,為這個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製造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悲傷,也讓這部影片的配角不止是為男女主角偉大愛情開掛的道具——觀眾將他們自身的委屈透射在這個男二號身上,而他雖然同樣不被命運垂青(無法獲得真愛),其行為卻在這個主觀視角中升華成一種主動成就他人的選擇。

只是,電影可以有第三隻眼發現秘密的心事,而現實從無可能。

輪到凡人來教明星一點人生經驗

影片的人物身份設定也非常有趣。男女主角分別是唱片業的企劃和作詞人,而這樣一個悲傷的故事又嵌套在台灣當紅歌手A-Lin在錄音棚錄不到理想的作品,無意間聽到男主角的作品進而探尋其背後愛情故事的敘述中。

這當然和“三廳電影”以來就大行其道的音樂、電影兩開花如出一轍,電影與歌曲相互包裝與推銷,很多時候甚至在電影中安排演唱行為,更加強化明星光輝。例如李行導演、甄珍主演的《彩雲飛》就設定女主角為在歌廳裡的歌女,影片中鄭重其事由甄珍演唱《我怎能離開你》,幕後代唱實為鄧麗君。

這樣的製作模式並沒有隨“三廳電影”而消失,甚至到台灣二代純愛電影/電視中更加發揚光大。

比如新世紀前後的講述歌手生活的《薰衣草》《海豚灣戀人》,不僅爆出街頭金曲,更推動了張韶涵、許紹洋的爆紅;電影《五月之戀》(徐小明)《尋找周杰倫》(林愛華)則更有野心,在五月天、周杰倫最火的那些年,開創性地以大陸、香港年輕人的視角,在影片裡追尋現實生活中的愛豆,並成功製造出影片的噱頭——當年一定有不少人循環明星出場的那幾分鐘。

反過來,台灣明星發售的音樂錄影帶也常常故事性豐富,或直接濃縮電影精華。

而如今,我們又可以在電影中重新看到曾經繁華的台灣唱片業,背後又是怎樣的運轉,這當然吻合了一代人對於台灣的文化想象(聯想去年年底蔡依林、王心凌等密集發專輯讓人恍惚以為台灣唱片業重振,這波回憶殺真是讓人淚目)。

並且,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繼承了二代純愛電影的模式。

如果說,初代純愛“三廳電影”強調了影音互動與明星對影片的重要性,二代則不僅意識到明星的重要性,更在明星和凡人之間架起了一個可以對話的橋梁:追求明星,最終真的見到明星,真的是把夢想照進現實。

而《比悲傷》不僅是一個明星反過來追尋無名之輩歌曲的故事,當無名之輩的愛情躍升為主角時,電影甚至探尋到不被鎂光燈所照的更平凡的男二號,而明星則從這一故事中有所啟發,最終擁有更豁達的人生態度。

當電影安撫什麽,現實中人們就在焦慮什麽。《比悲傷》表面雖然屏蔽了現實社會,但它的流行,它的讚頌,它的訴求,仍然不失為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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