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
讀小說就好像品嚐美酒，有人懂，有人不懂。
有時，我們是在葡萄酒的原產地品酒，而有時我們卻在離原產地千里之外的地方品酒。
讀小說有幾個要素，其一是小說的內容，其二則是小說的表達方式，也就是小說的語言。
通常來說，外國讀者更願意讀那種故事背景為一個典型的、具有意大利特色的地方，特別是發生在意大利南方的小說。或者說，至少小說中描寫的地方是一個讀者可以到達、可以遊覽的地方，一個國外的讀者可以從照片上感受到意大利熱情的地方。
我相信曾經有可能是這樣，但現在已經不會了。首先，一本當地的小說所包含的是對一個地方一系列細節的描寫，而這些細節，一個外國讀者是絕對不可能了解的。其次，一張意大利的、帶有少許異域風情的照片，已經不再能展現真正的意大利了，大眾也不會對這樣一張照片感興趣。總的來說，一本小說要被外國讀者喜歡，需要有特殊性，也要有普遍性，也就是說，並不是像之前所說的那樣，一張照片或一個特殊的地點就能讓這本小說脫穎而出。
當然，語言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語言就好像一個鬧鐘，它需要有一個特定的音調、特定的音色和特定的頻率才能吸引讀者的注意。通常的觀點是，一個作者的風格相對中立，那麽他的書就更容易在國外銷售，翻譯起來障礙也更少一些；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膚淺的看法。因為如果一本書的語言是單調無味的，除非它所傳遞的單調帶有一絲詩意，或者說它的作者創造出來一種具有自己個性的單調，否則是沒有人會想要去讀這樣一本書的。作者與讀者的溝通建立在作者的寫作風格之上，作者的寫作風格可以是通俗的、口語化的，就好像那些報紙雜誌的生動活潑的風格；它也可以是嚴肅、內斂、複雜的，非常書面化的表達。
總之，一個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遇到的障礙絕對不會少。翻譯一些風格相對口語化的文章時，譯者可以在一開始就抓到作者的風格，之後他便可以從容地翻譯下去了。這看起來容易，或者說，應該看起來比較容易；但是翻譯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時候，一些問題就那麽自然而然地被解決了。譯者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的文字與原作者的文字風格統一起來。翻譯那些風格相對複雜、語言參差不齊、富於變化的書籍時，只能是一步一步地解決問題，通過比照來分辨作者明顯的意圖和無意識的話語。翻譯是一門藝術，是一條通向文學的小徑。不管它的價值是高是低，在另一種語言中，總是需要某些奇跡。我們都知道，一行一行的詩句幾乎是不可能被準確地翻譯出來的，但是真正的文學，也包括散文，就是在這種幾乎不可能被翻譯的情況下被翻譯過來的。文學譯者就是那個使自己置身於不可翻譯的文學遊戲中繼續翻譯的人。
那些用非通用語，例如用意大利語寫作的人遲早會發現自己的可悲之處：他們與讀者交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像站在極細的蜘蛛絲上：只要稍稍改變詞語的順序、韻味，文章的意思就無法被完整地傳達。好幾次，我的作品的譯者將他翻譯的初稿拿給我看，我都覺得我讀到的是非常奇怪的東西：這就是我寫的文章嗎？我怎麽可能寫出那麽平白無趣的東西呢？接著，我又去重讀我之前寫的意大利語原文，與原文對照之下，我便發現這是一篇非常忠實於原文的譯文。但在我的原文裡，原本用來諷刺的詞，在譯文中完全沒有體現出來；原本有另外一層含義的詞，在譯文中卻變得毫無根據，附上了一層奇怪的繁重感：由於句子在另一種語言的句法中重新組合，原本的一個動詞在譯文中就顯得有些武斷。總的來說，譯文中所傳達的意思已經完全不是我想要表達的了。
這些都是我在寫作過程中所沒有體會到的，而是讀了譯文之後才體會到的。翻譯是閱讀一篇文章最好的方式，我相信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我還想補充一點：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閱讀自己作品的譯文並且進行反思，與譯者溝通交流，不失為一個更深入理解自己作品的好方式。
以上觀點是基於從意大利語翻譯至英語而言，我還要明確兩點：第一，當翻譯的語言與被翻譯的語言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時，我剛才所描述的因翻譯而產生的問題會顯得更加嚴重。意大利語和英語之間的差別實在太大了，以至於翻譯就好像重新創作一部作品一樣。當複製原作的意圖沒那麽明顯時，譯作便能更好地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當我讀我的文章的法語譯本時，我所提到的讀譯作時產生的苦惱之感便更加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原作的中心思想就被不知不覺地扭曲了。更不要說西班牙語譯文了，其中每一句話都可以按意大利語原文的格式照搬上去，但意思有時卻恰恰相反。在英語譯文中，有些地方會與意大利語原文不同。看譯文時，我會有一種“我一點兒也不了解我自己”的想法。當然，有時也因為語言的轉換產生一種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
另外一點，以上所述的問題並不僅僅在意大利語轉換成英語時才出現。我不希望讓意大利語背上複雜難譯的罪名。連看起來似乎容易翻譯的英語，也要求譯者有與生俱來的翻譯天分。
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對譯者的要求不僅僅是精通語言（兩種語言全都包括在內），還要求譯者了解如何將語言潛藏的意思相互轉換。我非常幸運，因為我的作品是由比爾·韋弗翻譯的，他無疑是一個精通兩種語言的人。
我認為作者與譯者之間應該是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首先是基於譯者向原作者所提的問題之上的。在這之後，原作者才能用他有限的對另一種語言的了解對譯文進行適當的修改。一個不會提出問題的譯者，就不是一個好的譯者。我對於一個譯者的水準高低的評判，基本是取決於他提出的問題的品質高低。
另外，我也相信在原作者與譯者的關係中，出版社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翻譯作品並不是一個隨隨便便就能完成並且送去印刷的東西。編輯所做的工作是外人所看不見的。但是，如果有編輯的加入，那麽作品就能以一種更好的方式呈現。相反的，如果沒有編輯的加入，正如現在意大利和法國的普遍情況一樣，作品就被毀了。當然，也存在另一種情況：編輯把譯者精心完成的作品給毀了。但是我相信，一個出色的譯者非常希望有一個人將原文和譯文對照，一字一字地檢查譯作的問題，並且跟他討論這些問題。比爾·韋弗會告訴你們海倫·沃爾夫是一個多麽出色的編輯以及他有多麽依賴她。海倫起初是德國魏瑪文學出版行業中一個很重要的編輯，之後她到了美國。我必須得說，我的書在兩個國家的文學界得到了相當的重視，一個是美國，另一個則是法國。在這兩個國家，我非常幸運地擁有極其出色的編輯。有我之前提到的海倫·沃爾夫，當然，得益於她的好搭檔比爾·韋弗，她的工作也相對順利一些。除她之外，還有一位編輯，名叫弗朗索瓦·瓦爾。我必須得好好補償他，因為從我的第一本書在法國出版至今，我的作品全都是由他負責並通過法國塞伊出版社出版的。但是直到最近的這本書，他的名字才被印在了書上。其實，早在之前的作品上就該出現他的名字。
有些問題是在任何一種語言的翻譯過程中都會遇到的，而有些問題卻是只有在翻譯意大利作家作品時才會碰到的。這得從意大利語寫作者的角度去思考，他們用自己的語言寫作時也會遇到一些問題。寫作對於他們來說並非出於自然，寫作與口頭表達之間毫無聯繫。經常與意大利人相處在一起的外國人會發現：我們不會結束一個句子，總是把話說到一半就停下了。或許，美國人很難發現這一點，因為美國人也喜歡講斷句，喜歡用沒有實意的感歎詞和習語。但如果遇上那些講話有始有終的法國人，總是把動詞放在結尾的德國人，或是說話很有特色的英國人，我們就會發現意大利人在日常生活的口頭用語中傾向於慢慢結束，如果你想要把這些口頭用語轉化成書面用語的話，你可能就需要用一連串的省略號。而在實際寫作中卻需要作者將每一句話都寫完整，所以對於作者來說，用到的表達方式就是與日常生活用語完全不同的一種語言了。他們需要寫出一些表達某些意思的完整句子，這一點是作者一定要做到的：他們寫出的句子一定要是為了表達某些觀點。政治家也需要講完整的句子，但是他們遇到的問題卻與作家完全相反，他們講話是為了不表達觀點。不得不承認的是，他們在這方面確實非常出色。知識分子通常來說也能講完整的句子，但他們所用句子構成的文章內容是抽象的，與現實毫無聯繫，並且能引起其他抽象的話題。
所以，意大利作家其實處於這樣一個位置：他們使用的語言與政治家們的完全不同，與知識分子所用的差異也不小，他們也不能用日常生活的口頭用語，因為那樣表達的意思會含糊不清。
因此，意大利作家總是處於語言神經官能症的狀態之中。在想清楚寫什麽之前，他得先發明一種適用於他的、寫作時使用的語言。在意大利，不僅詩歌與用詞之間有很大關係，在散文寫作中也是如此。比起其他偉大的現代文學作品，詩歌是意大利文學最重要的一部分。與詩人類似的是，散文作者也特別喜歡用單個詞語或是用小節的方式來寫作。如果一個作家並非有意識地注意這種用法，那說明他是用一種本能的爆發來寫文章的，就好像詩是自然而然創作出來的一樣。
這個語言的問題已成了我們這個時代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意大利文學是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值得被閱讀，也值得被翻譯成其他語言。因為意大利作家與大眾普遍認為的不同，他們從來沒感到過快樂和愉悅。大部分的情況下，他們是憂鬱的但有著諷刺的天分。意大利作家只能說：為了面對內心的壓抑，這個時代的黑暗和人類的普遍狀況，他們要繼續玩世不恭，繼續在世界的舞台上上演一部部諷刺怪誕劇。也有一些作家，他們看似充滿活力，但這種活力卻有著陰暗的基調，被一種死亡的感覺所籠罩。
正因為翻譯意大利語作品的艱難，這項工作也就成了一件更值得去做的事。因為我們要在無盡的絕望中盡可能地活得快樂。如果世界仍是如此荒謬，那麽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給這種荒謬加上一種格調。
《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意大利]伊塔洛·卡爾維諾著，王建全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5月。
來源：譯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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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翻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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