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是西方傳統節日聖誕節。雖然聖誕節並非中國傳統節日，但很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也很喜歡過聖誕節。在聖誕節前後，不少家庭或公共場所也都會進行聖誕風格的裝飾，以營造節日氛圍。
作為“舶來品”，聖誕節很早就傳入中國了。但因為它是西方的節日，曾一度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腐朽的產物”，會侵蝕中國本土文化，喜歡過聖誕節的人也被認為是“崇洋媚外”。
不過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的實力日益強大，人們的思想觀念愈加開放，社會上質疑和反對聖誕節的聲音也越來越少，人們對聖誕節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聖誕節似乎已經較為成功地融入了中國社會。
事實上，從大眾文化的角度來看，早些年人們對於聖誕節會侵蝕中國文化的憂慮可能是多餘的。這是因為文化是建構起來的，而不是“複製粘貼”的。西方社會的聖誕節傳入中國，就不會再是原來的模樣，而是成了中國文化下的聖誕節，有著與西方不同的內容和意義。
專門大眾文化的英國教授約翰·斯道雷在其著作《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一書深刻分析了大眾文化是如何建構的。
文化學中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大眾文化並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行動與互動，還是人與物質之間、物質與物質之間的行動與互動。我們的很多行動都是在各種各樣的物質體的介入下完成的。
物質體既可以是中介，又可以是信使。信使不會改變自己傳遞的意義，而中介物會對自己傳遞的意義進行轉化、轉譯、扭曲和調整。
我們被物質環境包圍，我們與周遭的物質進行互動，同時我們使用物質實現與他人的互動。在生命故事的每一次變遷，各種物質存在始終伴隨著我們，構成了我們的情感與思想。不過，物質的上述作用總是在某種特定而明確的指意的政體中發揮的。
大眾文化並不僅僅是物質性的，也始終是意義、物質性和社會實踐的合成體，其繁複紋理體現為不同的形式：在iPhone上輸入的文字資訊，由人體發出的聲音組成的樂段，牆上噴繪的塗鴉，某個小朋友愛不釋手的玩具……
當社會學家羅蘭·巴爾特舉例說明什麽是大眾文化的時候，他說所有這些例子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它們都是符號。“當我在街頭漫步（或人生漫步）的時候，我遇到這些東西，我不假思索地對它們采取了同樣的行動，那就是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進行解讀。”
換言之，巴爾特所面對的那些物質體，本身也是有待解讀的符號；它們既有物質性，也承載著意義。文化研究與巴爾特在如下觀點上不謀而合：“社會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意義”，即這些事物被“人性賦予事物意義”這一事實所轉化。
這樣一來，環繞我們的物質世界並非自己生成意義，其意義是我們根據自己對它的思考、評價和使用給予的。
儘管物質體絕不僅僅是符號或對社會關係的符號再現，但對於我們來說，其存在總是令人不可思議地外在於將意義、物質性和社會實踐混為一體的文化。它們從來不是自洽的，而始終是在與特定、既存的指意實踐的關係中被接合的。
手機、服裝、木桌、CD、雜誌廣告……所有這些事物的共性在於它們全部擁有由社會實踐生產出來的物質性和意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使得它們成為文化。所以，文化不是我們“擁有”的東西，而是我們“行動”的結果，是我們在物質性和社會實踐中對意義進行的社會化的生產和再生產。
物質體必然要被社會實踐賦予意義。正是在為事物賦予意義的人類實踐中，萬事萬物才得以被轉化為文化。換言之，一切事物都要接受文化的建構。
舉個例子，有人可能認為，將月亮描述為一種文化建構聽上去似乎有點兒荒唐。難道月亮不就是一顆沿特定軌道繞地球公轉的自然衛星嗎？沒錯。
然而縱觀整個歷史，人類在仰望月亮的同時，始終不間斷地通過歌曲、詩篇、故事、繪畫和神話為其賦予意義並將其轉化為文化的對象。正是這種指意的實踐在文化上將月亮建構成意義與物質體的混合體。不過，種種表征和指意行為並不會影響月亮作為物質體的存在，早在人類誕生之前，就已經有月亮了。
在以批判性思維關照某一事物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在其毋庸置疑的物質性和豐富多樣的意義之間作出區分。更重要的是，以批判性的目光凝視某一事物的意義並不意味著對其天然的物質性的否定。
也就是說，不能將文化與客觀世界的物質現實混為一談。即使沒有人類文化，月亮的物質性也一直是完好無損的。月亮本身足夠真實，但對我們而言，其真實性是與我們的指意實踐交織在一起的，而正是這種指意實踐為我們與月亮之間的互動提供了框架。
所以，只有在人類凝視的目光中，月亮才是一種文化建構，是大眾文化中一個有意義的對象。在此時此刻之前，月亮便已經毋庸置疑地存在著；但直到此時此刻到來，月亮才開始作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存在。
當不同的文化共享相同的物質體時，導致文化差異的顯然不是物質體，而是物質體所指涉的不同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在社會實踐中成為現實。不同社會裡的人所使用的物質體有很多是相同的，但是它們所指涉的意義時常大相徑庭。
人類學家丹尼爾·米勒對可口可樂的評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說：“到處都有可口可樂，但在每一個地方，它的含義都有些微的不同。這種不同不是由物質性帶來的，而是由特定社會實踐中指意的不同方式導致的。這種飲料的物質性始終與意義交織在一起。”
可口可樂喜歡將自己包裝成超越“一種含糖汽水”的存在，“喝可樂”就等於是獲得了進入美國式地球村的通行證。最著名的佐證莫過於可口可樂公司在1971年投放的電視廣告。廣告中，200個年輕人聚集在山頂看日出，每一個人都穿著富有特色的民族服裝，他們手持可口可樂，跟著樂隊一起高聲唱：
我要為世界買一座房子並用愛裝飾它
種蘋果樹，養蜜蜂，放飛雪白的信鴿
我要讓世界以最美妙的和弦歌唱
我要為世界買一瓶可口可樂並始終與之相伴
這就是最真實的快樂
或許這是一張帶你進入天堂般的美國式地球村的熱情洋溢的邀請函，但這絕不是可口可樂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唯一含義。
例如，在中國，可口可樂有時是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象徵，有時代表著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承諾，有時甚至只是一種調製感冒藥的原料（通常是與生薑一起煮）。這種飲料或許只有一種物質形態，但它所指稱的意義取決於其在特定社會實踐中所處的位置（例如，誰在什麽地方買了這瓶可樂）。
當然，可口可樂標誌性的瓶子與商品名稱的字體為全球範圍內的大眾所熟知，但若要真正理解這種飲料的全球地位，我們就不能局限於物質性，而要將其視為文化的對象，即由社會實踐催生的物質性與意義的複雜混合體。
另一個關於物質性與不同意義如何交織的例子是聖誕節在全球範圍內的流行。在中國這樣一個無神論國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過聖誕節。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對基督教產生了興趣或無神論逐漸失去了市場。聖誕節在中國幾乎完全不具備宗教含義。新型購物中心對聖誕節進行了吸收和改造，使之完全變成了促銷商品和刺激消費的手段。
聖誕節在中國和西方國家具有相似的物質形態，但其指涉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組織社會實踐的方式截然不同。
文化讓世界有意義。文化的重要性就體現為它能夠幫助我們組織和規範社會實踐。文化的這一含義並不否認物質性的存在，但我們要認識到物質性本身是沉默的，無法自我彰顯意義，其意義只能通過人類的能動性獲得，且始終與權力關係糾纏不清。
儘管物質性會對事物指意的方式進行賦權和限制，但文化並非純粹物質性的私產，而始終是意義、物質性和社會實踐的複雜混合體。同一事物在不同語境和社會實踐中會擁有不同的意義。換言之，文化絕不僅僅等同於沉默的物質性；文化始終是社會的、物質的和符號的。
因此，原本屬於西方文化的聖誕節進入中國後，也並沒有“改變”中國文化，反而是部分地被中國文化“改變”了。在中國，對於不信教的人們來說，聖誕節主要是一個休閑娛樂和祝福許願的契機，聖誕節的西方文化內涵大部分已經不複存在。
編輯：子水 黃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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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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