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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是中英交流史上的大事。關於這次“冒險”，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與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碰撞，在使團成員的眼中，尚處乾隆盛世的中國如同一艘滿身破洞的舊船，其文明演化的停滯不前格外顯著。
無論是對於清朝還是英國來說，公元1642年都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年份。就在這一年，決定明清命運走向的松錦大戰落下帷幕，明軍主力盡喪，督師洪承疇降清，徹底奠定了清軍的戰略優勢；同年8月，英王宣布討伐議會，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幕——內戰爆發。在此之後，這兩個國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擴張與征服，分別在各自的半球建立起不朽的霸業。然而這兩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帝國，最終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線，深刻影響了此後數百年的世界發展進程，個中緣由，我們不妨從一個半世紀之後兩個國家的首次碰撞開始說起。
一、“世上最強大的國家”與“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的對話
“先進社會與傳統社會相遇，我們還從未聽說有比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第一個爆發工業革命的國家和最傑出的文明國家之間高傲的相遇更有說服力的例子。”——《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1793年，大不列顛政府小心地為一次遙遠的外交出使做著準備。彼時的大不列顛，正處於最輝煌的上升期，光榮革命給英國帶來了民主之光，工業革命點燃了科技之火，再過半個世紀，皇家海軍將踏遍大洋的每一片波濤，日不落帝國的旗幟將插滿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一切都朝氣勃勃、野心勃勃。
但此時的英國人對於這次“冒險”似乎還是有些底氣不足的，因為他們此行最終的目的地是傳說中的中國：那個馬可·波羅的筆下夢幻輝煌的國度；傳教士信件中令歐洲各國自慚形穢的帝國；啟蒙運動中歐洲精英們心中念念不忘的理想國家之典範。於是他們翻箱倒櫃地將一切能拿出來展現他們文明進步的成果作為這次出使的禮物：從天文儀器到戰艦模型，從望遠鏡到熱氣球，從科技著作到工業產品。就好像一片荒野上將要相遇的兩隻猛獸，其中一方早已心生忌憚，膨松了毛發，亮出了尖牙和利爪，以此向對方展示自己的力量。
然而英國人注定要失望了，野獸以為遇到了同類，孰料對方只是打了個哈欠，指責它舉止粗魯，失了“禮儀”。
關於馬戛爾尼出使過程中發生的“禮儀”問題，人們的討論似乎已經夠多了，它也一直被視作中國人高傲自大的佐證。事實上，高傲的並不僅僅是中國人，那位也曾“履帝位”的法國至尊在聖赫勒拿島上接見訪華失利的英國外官阿美士德時，就堅持認為外國使節應該入鄉隨俗，他說“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騾子，但這並不視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國最高官員一樣對皇帝施禮一點也不會有損名譽。”
毫無疑問，人們總是高估了“禮儀”對出使結果的影響，出使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叩不叩頭的影響微乎其微，1794年從廣州出發參加乾隆登基六十年慶典的荷蘭蒂津使團就狼狽地證明了這一點，伊薩克·蒂津試圖通過向皇帝叩頭來取得歡心，然而最終仍未能達成自己的使命。
守舊自大的“天朝禮儀”其實不該成為阻礙，真正的阻力來自於雙方共有的高傲，每個人都認為自己代表文明的一方，進而產生一種面對野蠻的優越感，這兩種優越感撞擊的背後，所體現的正是兩種文明的差異與衝突。
二、飛速變化著的英國
“如果一個民族的每個成員都是弱的，這個民族就不可能長期強盛，現在尚未找到把一個懦夫組成的人民變成一個強大民族的社會形式和政治組織。”——《論美國的民主》
十八世紀的英國，正處於歷史上變化最為迅捷的時代，整個人類的歷史都開始跑步前進，速度簡直令人頭暈目眩。而這一時期政治文明的進步從來不慢於物質文明——除英國外，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1789年，法國大革命提出“主權在民”原則；1797年，華盛頓拒絕連任第三任總統。世界文明的大潮是通過立憲製和代議製“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裡”。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們不妨重新審視一下馬戛爾尼一行人所經歷的“冒險”。
由於涉及到傳說中的中國，使團在遙遠東方的見聞在當時倍受矚目，因而有大量的遊記和回憶錄出版，其中影響較大的當屬約翰·巴羅的《Travels in China》（中譯本又名《我看乾隆盛世》），這是一本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狀的具有調查報告性質的訪遊錄，內容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科技、風俗、建築、文學、醫學、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當時很多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都來自於這本書，書中記載的一些事例亦成了中國貧困落後的“鐵證”。
然而我們往往誇大了或者說過度重視了乾隆時代中國和英國在物質條件上的差距，至少在當時，經濟水準並非二者半個世紀後走向不同命運的決定因素。事實上，當時的英國，雖然工業革命已經蓬勃開展，但歷時較短，尚未實現生產力的飛躍。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通過“圈地”形成的大農場經濟，固然在生產關係上更加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但在保障平民生活方面未必如巴羅所描述得較個體農業先進得多。1601年英國王室頒布的《濟貧法》正是為了消弭圈地運動中無數農民失地失業淪為流浪者的惡劣影響，但卻逐步淪為對貧民勞力的進一步剝削，到1843年《新濟貧法》頒布後，本是收容失地貧民所建立的濟貧院（Workhouse)因條件極為惡劣，“貧民巴士底”聲名遠播，讓人望而卻步。這些只是在法律視野之內的那一部分，還有一些人，用更加寫實的文字讓我們看到了當時英國窮人的生存狀況，比如恩格斯在1845年寫成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就用最觸目驚心的筆觸一一將那些光鮮背後的陰影揭露。
對於1794年的英國來說，這些慘象大約會在接下來幾十年內持續發酵，而身處上流社會的約翰·巴羅未必能夠洞察這些底層的罪惡。實際上，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桑巴特都把遠洋貿易視為推動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聚集資本的初期，商業資本必然優先於工業資本，即使是在馬戛爾尼出使前夕，英國農業的重要性也要明顯高於工商業，這也是約翰·巴羅對中國農業狀況格外關注的原因。
然而一切終究不同了，英國已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改組趨近於完成，牽涉經濟、政治、思想、社會與法制等幾乎所有領域——總而言之，徹頭徹尾，脫胎換骨。富庶與否，只是一種結果，而非原因。
這種變化其實由來已久，甚至能夠追溯到兩百年前的宗教改革。一如中國的專製皇權，中世紀的教會一直以來所體現的都是封閉、愚昧、專製，神權壓製人權，體現出顯著的封建性，“當時全民屬於教區（Parish），向教堂付什一稅，教堂有養生送死、登記各人之出生與婚姻、遺產繼承及其他民事之憑藉，也可以懲戒信民，……教堂不僅為變相的政府，其功效尚超過一般之政府。”
16世紀宗教改革的發起，將羅馬教廷的信用徹底戳穿，神權的打破對整個歐洲都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它將被上帝竊取的權柄歸還了原本馴服的“羔羊們”，人們開始重新掌控自己的命運，“人”的力量也就格外壯大起來了。在這一過程中，王權的羸弱迫使它不得不與人民站到一起，共同反對教會神權，甚至成為改革宗教的先鋒力量。而王權不盛，就難以迅速填補神權從世俗生活撤離後留下的空白，這又給資本主義民主的壯大提供了彌足可貴的機會。就如黃仁宇所說：“從長期歷史上講，信教自由開啟政治自由之門，而政治上的自由也開經濟上放任政策之門，因後者才能實現資本主義。”歷史的車輪就在這一刻進入正軌，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它的前進了。
到了詹姆士一世時期，國王提出君權神授的說法，卻引發清教運動的堅決反對，而清教運動的思想和行動早已被公認為是推進資本主義的重要力量，此時革命雖然尚未爆發，但封建王權已經失卻其賴以存在的神聖性，結果自然就不言而喻了。可以說，自宗教改革以後，世俗力量重新解放，英國就獲得了無與倫比的活力，活力醞釀著變化，這種變化是深入的、持續的，最終在新的時代迎來了一個總的爆發。
三、近乎停滯的中國
“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歷史哲學》
實際上，英國紳士們從未放棄過自身的優越感。雖然在旅行過程中，馬戛爾尼的使團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普通百姓，更多時候他們都被勒令待在船上而不能上岸，但當我們仔細閱讀使團其他成員的遊記後，就能立刻察覺到其中的微妙之處——他們對這個陌生國度物質生活的觀察固然頗有出入，但對中國民族性格的總結卻驚人的一致。
乾隆統治下的中國，堪稱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就領土面積來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幾個國家之一，就人口來說已達到三億之多，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在馬戛爾尼眼中卻不過是一艘“只要幾艘三桅戰艦就會分崩離析的舊船”。
是什麽原因讓這位曾經小心翼翼的英國紳士得出這樣一個狂妄的結論？當時的中國，踩在康乾盛世的尾巴上，經濟上仍稱得上富有，對外征伐武功赫赫，國內統治秩序同樣也算安穩有序，並無半分崩潰的跡象。一直以來，這樣的中國形象都是歐洲文化精英們心中的理想範式，開明的君主、理性的人民，自由而穩定的社會，道德變成唯一的評價標準，與宗教、法律、禮儀、民俗合為一體，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無不自覺以此作為生活準則，社會狀態因此而異常穩固。
然而，當貿易的需求推動馬戛爾尼和他的夥伴不遠千里來到這個龐然大物跟前時，卻發現他們想與之交流的，是一個封閉社會的典型，猶如實心鐵球一樣結實——完整、苛刻與穩定，以至於任何的改變都會引發強烈的反彈。那個萊布尼茨和伏爾泰念念不忘的神奇國度其實更像一個巨大的極端有秩序的螞蟻窩。
中國的形象黯淡了，但失去光芒後變得更加真實，這個國家扭曲的一面就突兀地顯露出來：
“中國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規矩的影響之下所受到的扭曲幾乎是徹頭徹尾的，……雖然他們生性和平、順從和膽小，社會狀況以及法律的濫用把他們變得冷漠、麻木，甚至殘酷。
一個天性既不殘忍也不陰鬱暴躁，而是和平、溫順和快樂的民族，其性格中卻有這些令人不快的特點，只能歸之於習俗的教化和無時不在的權威的脅迫了。”
——《我看乾隆盛世》
巴羅將這個民族性格中的巨大缺陷歸咎於千百年來一直在平穩運行著的政治制度以及在此影響下永遠不變的社會狀態，在這個模式下，一切都為了國家的穩定與持久而被安排的井井有條。“中國政府關心社會安寧，而很少考慮對個人人身安全的保障”，個體的地位愈加微不足道，只有在集體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地位，每個人都鑲嵌在同一個等級體系中，大家都得接受共同的價值，個人意識則被打磨得平整光滑。人們各安其位，難以越界，通過對個體活力的剝奪，形成一個巨大的能夠自給自足的整體。
這個以禮儀為核心，以道德為標杆，以官僚制度為操控的體系具有難以置信的生命力，從公元前到二十世紀，就這樣以相同的方式重複著，不斷修複自身排除異己。而“經由承襲了被征服民族的語言、法律和禮儀而坐穩了寶座的清廷，保留了這一古老政體形式上的所有弊端，統治者的性格或許稍有不同，但被他統治的卻保持了原樣”。
亞當·斯密曾說，中國的法律及制度早在馬可·波羅到達之前，在聚集財富上的用途就已經達到了極限；黃仁宇同樣確信這樣的說法，早在11世紀前後，中國以農業為組織原則的財富，在結構和品質上都達到了最高峰，此後只能在數量上膨脹，全國經濟成為一個龐大的扁平體，而無法在提高人民生活和增加生產分配效率上有所增益。這一說法完全可用以觀照整個中國社會，對此黃舉出的例子讓人印象深刻——青島經過德國和日本幾十年的經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在青島海灣邊上不到20英裡處的一座小村莊卻依然如故，當地人的生活與近在咫尺的大城市似乎毫不相乾。
這個國家是陷於停滯了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上，可以認定中國是現今世界上尚存的、最早達到一定文明程度的國家之一。不過此後，因為朝廷的政策或其他原因，它就停滯不前了。在2000年前，當全歐洲相對而言可以說還未開化之時，他們就已經有了跟他們目前所有的一樣高的文明了，但是從那之後，沒有任何方面有任何進展，在許多方面反而倒退。跟歐洲相比，他們可以說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偉大，在舉足輕重的大事上渺小。”
結 語
西方人常說“要了解自己就需要通過他人”，中國亦有“以人為鏡”、“以史為鏡”的說法，對於中國和英國來說，馬戛爾尼這次出使就是這樣一面鏡子，鏡子裡照射出的影像，有對方，也有自己。英國人從鏡子中看到中國的停滯，同時也更感覺出自己的運動，當他們抵達中國時堅信自己比其他歐洲人要強大，回國的時候他們同樣也堅信自己要遠勝於中國人。對於舊世界最後的幻想被徹底打破，新世界的曙光已然在望，再也容不下一絲懈怠。
而對於中國，這個過於早熟的國家已經安逸太久了，遲鈍的神經再難捕捉到萬裡之外被掀起的波瀾，半個世紀之後，這道波瀾將化作驚濤駭浪席卷而來。
“一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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