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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在西湖不只造了個蘇堤,還領導過一次抗疫

一代文壇巨擘蘇東坡托起人們的無限傾慕和萬重景仰,成為一位永不過氣的精神偶像和文人楷模,但很少有人知曉蘇東坡還是一位治“疫”高手能手,他在黃州、杭州等任上均有治“疫”的經歷和經驗,特別是任杭州知府期間,蘇東坡先抗“疫”再防“疫”,充分展示了他善於統籌治“疫”的政治理念和系統治“疫”的高超智慧。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烏台詩案”發生了,蘇東坡遭奸佞構陷鋃鐺入獄,司馬光、張方平等一幫重臣亦受牽連,由於宰相吳充等極力為蘇東坡開脫和求情,蘇東坡得以從輕發落,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任團練副使。儘管團練副使地位低下官階卑微,但蘇東坡正是在這個位置上演繹了一場傳承後世的抗疫偉業。

元豐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蘇東坡攜長子蘇邁來到“僻陋多雨,天氣昏昏”的黃州赴任,此時一場可怕的瘟疫正在黃州肆虐,當地百姓掙扎在死亡線上,“目之所見,白骨遍地。”瘟疫的陰森與恐怖使得黃州百姓不敢外出活動,只能呆在家裡燒香拜佛祈求上天佑護。當地官員慌張躁亂、一籌莫展,眼看著疫情猖狂而無所作為。剛到黃州的蘇東坡於鎮定冷靜之餘,想起其眉山故友巢谷送給他的抗“疫”藥方聖散子。聖散子是專門用於治療由陰冷寒濕引發的各種疫病,但巢谷贈送蘇東坡藥方時一再叮囑其不要傳於外人,蘇東坡只好當面對天發誓才取得巢谷的信任。但當看到眼下備受瘟疫摧殘的黃州百姓大量死亡時,具有濟世救民情懷的蘇東坡只能“背信棄義”了。在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大都具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兼濟天下的使命擔當,所以古代知識分子中以儒通醫者不乏其人,一代文豪蘇東坡便是其中之一。違背“承諾”的蘇東坡迅速組織人員將聖散子熬成湯水後送給黃州百姓,將絕大部分患病百姓從死神那裡搶了回來,正如《東坡全集》卷34《聖散子敘》所記載:“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在這場抗擊傷寒瘟疫的鬥爭中,蘇東坡自始至終保持一種從容與淡定,以一種泰然自若的精神狀態和章法有序的作風指揮抗“役”,借用其偶像陶淵明的詩來評價他,就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蘇東坡不僅在短時間內平抑了這場黃州歷史上罕見的瘟疫,而且將聖散子傳播到民間使更多罹患疫病的貧民轉危為安。聖散子拯救了黃州眾多百姓的性命,加之蘇東坡的名人效應,這一“靈丹妙藥”很快便在社會上流傳開來。蘄水名醫龐安時聞聽此消息,親自到黃州拜見蘇東坡,兩人相見恨晚遂結為金鑾好友,蘇東坡便將聖散子傳給龐安時,並為其龐安時後來所著《傷寒總病論》一書作敘記之。

命運對蘇東坡總體而言是不公平的,但有時對他也有幾分垂愛。蘇東坡再次使用聖散子抗擊瘟疫、恩澤百姓,已是八年後再度到杭州任職之時。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蘇東坡出任杭州太守,這與他第一次到杭州擔任通判時已過去了18年。但與18年前蘇東坡剛到杭州時迥然不同的是,近年來包括杭州在內的江浙一帶連年發生水旱災害,旱災與水災接踵相連,引發瘟疫的孳生與繁衍,而瘟疫的流行又導致糧食歉收、米價飛漲,食不果腹的老百姓被瘟疫所傳染,不久便死於非命,一些家境貧寒的農戶無錢埋葬親人屍體,任屍體發霉腐爛變質,由此引發疫情在更大範圍內擴散,據《宋史》記載蘇東坡“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中國古代社會最基本的公共醫療衛生條件是不具備的,對於瘟疫根本無法抵禦和防治,疫區百姓只能坐以待斃,加之一些不法郎中和藥商借機抬高診費藥價大發瘟疫財,使得眾多疫病家庭雪上加霜。蘇東坡此次以知州身份到達杭州後憂心如焚,立即投入到阻止瘟疫的擴散的抗疫鬥爭中,首先撥出二千緡公款,自己又帶頭捐贈五十兩黃金,在杭州眾安橋興建了一所公立病坊,取名安樂坊,邀請遠近郎中和懂得醫術的僧人在安樂坊坐堂診治,並要求屬下每年從地方財政中拿出一定資金,用於維持安樂坊的日常運營,今天,我國醫學史界親切地稱安樂坊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為百姓興建的官辦醫院。此次疫情結束後,安樂坊遷移到西湖岸邊並改名為安濟坊,直到蘇東坡去世時依然存在。蘇東坡在瘟情洶湧之時果斷決策建立公立病坊,與企圖在疫情中牟取暴利的不法郎中和藥商相博弈與抗衡,這與他手中握有曾經在黃州瘟疫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聖散子直接相關。蘇東坡在組織人員建設安樂坊的同時,部署當地官吏和寺廟僧人到各地大量購置中藥材,以聖散子配方製成藥劑,要求衙役們在杭州大街小巷架起鐵鍋進行熬煎,無論男女老幼還是尊卑貴賤,無論杭州本地人還是外阜人,只要有疫病症狀者均可免費服用,絕大部分患者服用數日後疫症逐漸消失。據蘇東坡在《聖散子敘》中記載:“《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病情嚴重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守完複”,症狀較輕的感染者“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聖散子化腐朽為神奇,一方面驅除了疫病解救了患者,另一方面還對貧民百姓起到了防病健身的作用。

鑒於年代久遠加之當時醫療水準所限,蘇東坡在黃州和杭州究竟遇到的是何種瘟疫,正史和野史上均無明確的記載與說明,但從歷史資料對聖散子功效的記述來看,其對治療天花、霍亂、黑死病等烈性瘟疫未見得有特殊作用,根據後人的推斷和猜測,聖散子在當時是一種治療普通疫病的民間藥方。物以人貴,物以人傳。宋代詞人葉夢得在《避署錄話》一書中做了精彩闡釋:“子瞻以谷(巢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 作為一代文宗和曠世奇才,蘇東坡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到某種極限的化身和代表,也是一位把事業詩文功名寫在大地上的平民文人的表率和典範。蘇東坡在黃州和杭州的成功抗“疫”實踐,既充分彰顯了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態養生防疫觀,也集中展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古老東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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