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7月，即戊戌變法失敗第二年，康有為重新集結改良精英，正式成立中國維新會，維新會以“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救黃種為主”為會綱，把營救清廷皇帝列為第一使命，故又名保皇會。
從此，維新便與保皇合為一體。
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代精英的領軍人物的康有為，可以說，後半生隻做一件事：保皇。
為了壯大保皇會勢力，他不遺余力搞錢，甚至將該會公司化運營。鼓動海內外愛國同胞入股——“保商即保國，保皇亦保國”。
“凡我四萬萬同胞，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者，皆為公司中同志”。
“如果以五百萬會員來算，每個人省點抽煙喝酒的錢，每人捐十塊錢，就有五千萬了，我們先開家銀行，印點紙幣，就能有一億兩千五百萬了。我們拿出來三千萬辦輪船，三千萬修鐵路，三千萬開礦，五百萬開零售店，將來有股份的人從礦業鐵路輪船能分到很多的紅利，再拿三千萬成立個救過團體，養一些有才、有勇、忠誠的人，將來中國就有希望了。”
保皇保商，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對外統稱“保救大清光緒皇帝公司”，亦政亦商，不倫不類。
而另一維新派人物嚴複更為不堪。1898年維新變法時，清廷終於重視了他一回。光緒皇帝召嚴複來京覲見，闡述變法主張，他激動撰文《上光緒皇帝萬言書》，
但好景不長，之後戊戌政變，他再度邊緣化。
此後嚴複一直為再做清廷幕僚而努力，並為此奮鬥終生。他輾轉礦務局、譯書局，還投到安徽巡撫恩銘手下，任安徽師范學堂監督。在清廷滅亡四年前，終於求得功名，受賜文科進士出身，還在清廷臨終前夕，創作大清國歌《鞏金甌》：
“鞏金甌，承天幬，民物欣鳧藻，喜同袍，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在行將就木的王朝面前，高唱頌歌，做春秋白日大夢。可以說，嚴複已經淪為俯首帖耳的皇家奴臣。
近代中國第一代精英，為什麽會落到這種地步呢？
我說這都是“改良”和“忠君”局限性所累。
在戊戌變法進行時的後半程，中國的維新派並非沒有認識到，變法只有在獲取政權前提下才有望成功。但是如何獲取政權，他們卻與日本維新派有著巨大差距。日本維新派是自我主導，擁立一個新君主，而中國維新派則是依賴舊皇帝，臨時抱佛腳。光緒提拔袁世凱，譚嗣同說服袁世凱，都屬於“現上轎現扎耳頭眼”，一切都極不夯實，當然就不可能奪權成功。
最要緊的是，如果脫離光緒皇帝，推翻清朝這個舊政權，則是他們大多打死也不敢做的事。
因為“忠君”，所以“改良”，這是他們根深蒂固的思想理念，不得不說，他們醒得不徹底，缺失日本維新派的“獨立”二字，仍留有很深的古士大夫胎記。
我們知道，先秦時期，中國實行的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各地分封自治，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而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封建制度就要加上帝製兩字，天下只有皇帝一個雇主了。尤其自宋朝強化了君主專製，將儒教“發展”為保守理學之後，雙劍齊下，這中國士大夫就以君為國了。自此，他們和日本士人就拉開了距離，中國士人直接為君主服務，而日本士人依然如中國先秦，他們與君主之間，始終隔著一個以諸侯藩主為主的貴族，明治維新後，這些小王們被改造成華族，而分散於他們手下的武士們才成為士族。可見，日本士人構成多為武者，天生就具備尚武精神。而中古之後的中國士人，因為科舉，因為理學，因為以君為國，已經喪失了武魂。承繼了中國古士大夫傳統的晚清維新派，把希望寄托在壓迫他們二百年的當朝及其舊君舊官僚身上，其實亦是無動手能力之舉。
其次，就是他們對死亡的態度。
日本精英與中國精英的最大不同是什麽？不少日本學者認為是對死亡的態度。活躍於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著名學者德富蘇峰曾將中日兩國人的生命觀作了對比，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精英珍惜生命，但不怕死。中國精英把人命看得不值錢，卻又怕死。
如此結論，不免有厚此薄彼之嫌。他們的依據在哪裡呢？
對此，他們舉出了中日兩國的維新實例對比。
日本的明治維新為什麽成功，中國的戊戌維新為什麽失敗？他們認為，要因之一，就在於中國的維新黨太怕死，而日本的維新者則非常敢於犧牲。日本明治維新，有多少義士拋頭顱撒熱血，豁出性命與頑固勢力做武裝和暗殺大戰。 而反觀晚清中國，那些上書的書生，大都手無縛雞之力，只有一個譚嗣同好勇敢死，其余都是被動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維新文人們，之後玩起了非暴力保皇遊戲，加上做起了政治生意，再難成事。
與虎謀皮、與豬為伍、貪生怕死、升官發財兩不誤，庶幾可乎！
這些評價，對於壯志未酬的“改良中國”一代精英而言過於刺激。但不幸的是，那確是他們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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