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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一個人,都活在李安的電影裡

李安一直在用一股狠勁做電影,也在用這股狠勁逼著觀眾。

李安“營業”了。他的新拍檔威爾·史密斯重操起了狂拽酷炫的特工本行,與年輕了20歲的自己上演一場“我殺我”的精彩較量。

新片《雙子殺手》噱頭多多。雖還有兩個月才上映,但已有不少人在期待威皇+李安這一“神仙組合”。

畢竟,他們一個是“行走的票房”,一個不靠IP就能在好萊塢吃飽飯的男人;另一個則是不拍片則已,一拍片便是奔著拿獎去的男人。

《雙子殺手》講述一名美國特工被比自己年輕且強壯的克隆人追殺的故事。影片定於2019年10月11日在全球上映。

但也有人提出質疑的聲音。威皇稱皇仿佛已經是十幾二十年前的事兒了,如今大家的記憶裡他披著藍皮膚,唱、跳、RAP的鮮活形象還久久未能淡出。

再看“神仙組合”中的另一位。李安近幾年已然成為了電影技術革命的代言人,幾部大製作中,有神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有像《綠巨人浩克》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這樣票房口碑雙尷尬的存在。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李安首次嘗試3D+4k+120幀的新技術,引起國內外影迷很大爭議。

縱觀李安的“三十年一覺電影夢”,他曾無限接近過電影界最高成就的位置,也不是沒有為影評人、觀眾所詬病的時候。

他擅長極為細膩的表達方式,在平平淡淡的生活場景中將複雜的人性巧妙述出;同時也並不抗拒華麗拍攝技術為故事造成或好或壞的影響。

無論是在看他的高分佳作還是低分片,我們總都會有這麽一種感觸:這很李安!

“噩夢”是父親,成也是因為父親

在每一部“很李安”的電影中,親情、人倫都佔據了很大的比重。

無他,這是儒家幾千年三綱五常框架下,骨子裡自帶的東方屬性。但在“父親”這一個詞上,導演總有意無意地安置了太多的糾結。

祖上是大戶人家,父親還曾擔任台南二中、台南一中的校長,李安很長時間扮演了“校長公子”這一角色。

每當校內有人來演出歌舞、話劇,他和父親一起坐在頭排最中央的位置。可後來上了藝專,和同學一起做巡演的時候,自己卻成了在舞台上唱歌跳舞,靠賣體力討好觀眾的人。

李安後來在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中回憶,“可能是父親的心理落差要更大一些”。

作為長子,他全面接收著父親的愛與嚴厲,自己卻無法像父親所期待的那樣考高分,上好大學,成為教授。甚至因為巡演而變得又黑又瘦的自己,成為了父親口中“鬼的樣子”。

壓力,讓父親和家成為了李安年輕時最想逃離的地方。

但事實上他進入紐約大學電影系大門的敲門磚,是用一支18分鐘的黑白短片,用父親讚助的攝影機拍的;他真正憑借劇本拿獎,開始導演自己的第一部影片,講的還是關於父子的故事。

李安早期的“父親三部曲”中,處處可見這種矛盾。

《推手》兒子上班,孫子上學,不大的房間裡,太極大師老朱每天都在與洋媳婦“過招”,可憐兒子曉生成了中西、代際、夫妻——所有矛盾的交織點。

而他的處理方式,是無可奈何之下,一次砸鍋摔碗式的爆發,這砸的還是李安自己家的鍋和碗。

和現實中的不少中國父母一樣,一個人帶著孩子把苦日子過到頭的老朱,再次以退一步的方式付諸犧牲,不再擰巴地站在孩子的幸福大道上。

李安是這樣解釋的:

“我們把一個致虛極、守靜篤的太極拳大師放到一個戲劇結構的故事裡,與命運過招,看他沉不沉得住氣。但老頭沒通過考驗,因為他放不下。

人生的道場上修行,外在的苦難折磨他都頂得住,可內心的牽掛卻泄不了力。他有顆溫暖的心會被傷害,有對愛的渴望需要滿足,達到虛無清淨的至高境界實屬不易。”

影片最後,老朱和被孩子們“安排”上的陳太站在美國溫暖的夕陽裡,口中反覆念叨著一句“沒事”。仿佛只要大家都在說“沒事”了,這天倫的假象便還能維持下去。

《推手》中,李安把對中外生活差異下的家庭瑣碎刻畫得淋漓盡致。

比妥協更難一些的是理解。

《喜宴》中的兒子高偉同是同性戀,觀念上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李安參照自己婚禮的實況,給偉同導了一場“形婚”,以完成所謂“傳宗接代”的任務。

婚禮上盡是傳統習俗裡荒誕、虛偽、醜陋的儀式。驚得外國人感歎:“我以為你們中國人都是內向的數學天才。”

這時候,李安自己的臉惡作劇式地從背後冒出來,“那是中國五千年來的性壓抑”。這是“演員”李安,留在世界影視上的唯一一句台詞。

魯迅先生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也曾討論過中國人在男與女、父與子問題上的一些“舊見解”:

人人對於婚姻,大抵先夾帶著不淨的思想。親戚朋友有許多戲謔,自己也有許多羞澀,直到生了孩子,還是躲躲閃閃,怕敢聲明;獨有對於孩子,卻威嚴十足。這種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和偷了錢發跡的財主,不相上下了。”

喜宴是真不了,但偏偏人投入在其中的情感也假不了。高父早已將兒子的真心看在眼裡,聽進腦中,但他選擇用沉默的方式,既給了世俗交代,也給了孩子自由。

影片戛然停在高父準備離開美國,過安檢時高揮的雙臂上。有一種解釋,是父親曾經也有過類似的一段感情,而孩子的自由也讓他真正地解脫了。

自傳裡,李安承認這部影片是他潛意識裡對父親的罪惡感、無奈、委屈、抱歉,以及許多始終沒當面說出來的話。

據說當年《喜宴》成功拿下金熊獎,李安父親還是說希望他能改行。但在2001年的一次訪談中,李父親口對記者說,“我就像那個雙手高舉的父親”。

其實父親一直什麽都懂。

到了第三部,郎雄老爺子又成了另一位老朱。喪偶老父親與女兒的組合,讓這個家多了一點尷尬氣息。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慢節奏的蒸烹燉煮之下,是瘋狂流淌的欲望。

李安先是借老朱失去味覺,提出設問:徒具外表的菜肴/家/傳統,裡面還有什麽滋味?

後來喝醉的老朱解答:“其實一家人住在一個屋簷下,照樣可以各過各的日子,可是從心裡產生的那種顧忌,才是一個家之所以為家的意義。”

至此,三部曲的父親從大師,變成高官,最後“降落”成一個有欲望的普通人,而故事的結局也一部接一部地明朗起來。

那個總說自己“一回家就緊張”“越接近生活,壓力就越大,能力就越低”的導演,或許始終沒有真正想要從生活中逃離過。

人所未至的深遠處,均有李安

從糾結的父親三部曲中畢業,李安又陷入了“理智與情感”的掙扎當中。

這是他拍的第一部西片,對接的卻是艾瑪·湯普森、艾倫·裡克曼等老道的英國演員。

《理智與情感》的劇本由艾瑪·湯普森親自改編,而拍攝前一年,她還剛剛在奧斯卡攬下最佳女主與最佳女配的兩項提名。

在此之前,華人導演恐怕從未有過這般體驗。他務必“討好”老戲骨們,還得把當年還是新人的凱特·溫斯萊特拍美了,更難的是要在一大堆絮絮叨叨的英國演員與工作人員中間,保持冷靜,並掙得他們的尊重。

片場中每一個角落都有目光在注視,每個人都有自己認為最佳的拍攝方式。李安說,一支《理智與情感》讓他練就了一身“街頭智慧”。

這次修煉,不僅讓影片獲得了奧斯卡的青睞,更讓李安找到了一種能夠將東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模式。

他是這麽理解的,西方的“理智與情感”從來不是關於是非對錯的討論,而是把人當作一個有機整體,去講述其中的複雜微妙。而這不正與中式哲學的“陰陽”相通?

在後來的影片中,李安不斷涉足在“理智與情感”“陰與陽”的更深領域。

《冰風暴》講的是開放時代下瘋狂的換妻遊戲,它與《理智與情感》正相反。

“後者是社會製約要你成為好人,但片中的主角都想越軌,追求自我。而前者是社會開放,你被鼓勵叛逆,任性而為,但主角們又出於本性中的保守良善,不得不重新思辨常規。”

《臥虎藏龍》不也是另一個版本的《理智與情感》?楊紫瓊就像艾瑪·湯普森,章子怡就像凱特·溫斯萊特。只是她們都更堅持自我,最終沒有走向大團圓結局。

而《與魔鬼同騎》的主角是美國內戰中反對廢奴的南方軍,還要與黑人並肩作戰;

《斷背山》的主角是一對同性戀,他們有各自的家庭與責任,卻又放不下一份思念;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主角信奉三種宗教,那就把他扔到大海上,一一摧毀。

那些人類都不願意過多思考的複雜問題,都被李安拍了出來。這或許與他的啟蒙電影有關。

李安在自傳中回憶,電影《畢業生》中達斯汀·霍夫曼不按常理出牌的調調,影片對人生沒有遊戲規則的描寫,對衝撞社會製約的主題刻畫,都使他產生了許多共鳴。

而在這些講述小我與大環境間碰撞的電影中,《色·戒》是李安拍得最為痛苦的一部。

他做客餘光中的《人文講座》,說:“《色·戒》其實是很大逆不道的,我覺得張愛玲寫的時候也是很害怕。故事是用女人細膩的性心理去解構一個父系社會裡最榮耀、神聖的事情,但這個女人她不合作,她對易先生說,‘走吧’。就這麽一點點兒女情長的細節,幾千年父系社會的結構就像被抽掉一根鉚釘,瓦解了。”

作家雷曉宇也認為,《色·戒》與其叫色戒,不如叫生死。

因為拍攝的時候太痛苦,李安至今不敢重看《色·戒》。

當年拍攝到最痛苦的時候,李安還曾遠赴法羅島,求見英格瑪·伯格曼,撲在老人的懷中大哭。

《處女之泉》是他接觸的第一部藝術片,他第一次看完伯格曼的這個作品,兀自呆坐在試片間,久久不得動彈,甚至還連看了兩場。

每當李安對人性的探索,觸到了痛苦的礁石時,他選擇用藝術自我拯救。

老李安回看小李安

《十年一覺電影夢》中,李安寫道:

“在電影想象的世界裡,中年的我可與年少的我相遇,西方的我與東方的我共融。人與人的靈魂能在同樣的知覺裡交會,讓亙古與現在合二為一,讓歲月、種族、地域的差距在我們面前消失,讓心靈掙脫現實的夢錮,上窮碧落下黃泉地翱翔於古今天地……”

向來,在外人眼裡,李安都是一個溫和的人。他臉上常年掛著一副多愁善感的憂鬱氣質,所以在藝專的時候就被選作獨幕劇中的詩人角色。

後來和李安一起午餐的雷曉宇也寫:“他頭髮花白,背佝僂著,面部肌肉也開始往下走,即使在笑的時候,也總有一種馬上要哭出來的神情,讓人若有所動。”

而有這樣面相的人,骨子裡卻是一個玉嬌龍。

李安給自己安排命運。他說自己“第一次上舞台,強烈的聚光燈灑下來,面對燈光之後黑暗中的觀眾,第一次感覺到命運的力量”。

他說是戲劇選擇了他,而自己只是無法抗拒。一直到今天,他都在嘗試將電影再往前推一點。

李安也給電影安排命運。

人們常愛拿他和侯孝賢比較。《海膽》一書這樣解讀李安的內心:

“侯導一張刀削斧刻的臉,李安一副菩薩相,其實他比侯孝賢還要狠得多。不怕怒目金剛,就怕眯眼菩薩。”

兩人都拍女俠片,隱娘說是“一個人,沒有同類”,但侯導讓她活,還給她留一個同行人磨鏡少年。“玉嬌龍的叛逆具有後現代性,她簡直就是女派的詹姆士·迪恩,搖滾得很。”

她想要的江湖自由,到頭來並不如她所想,而身後的世俗同樣也不允許她回頭,於是索性從武當山一躍而下,無話可說。

李安都是用這麽一股狠勁在做電影,也在用這股狠勁逼著觀眾。他只是故事的講述者,一千個觀眾能看見一千個玉嬌龍。

而擺蕩在正邪之間的玉嬌龍,不只是李慕白、俞秀蓮的欲望投射,也是所有人的欲望投射。不管銀幕上下,主創人員、李安、觀眾,人人身上都有玉嬌龍的影子。

就像在《少年派》結尾,作家問Pi,到底哪個版本的故事是真。中年Pi隻回答他,結局由你來定,現在故事是你的了。

回到最新的《雙子殺手》,預告片中均是節奏緊張得爆炸、槍戰場景,但當讓人腎上腺素狂飆的BGM戛然而止,威爾·史密斯吼出一句“What we really are”的時候,我們便知道是的,李安又回來營業了。

威皇和小威皇互殺,李安和小李安對話,我們或許也能遇見過去的自己,和他一起思考點什麽。

作者 | 門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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