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很熟悉這樣的套路：一個成功人士必然有一個悲慘的童年。不管是文體明星、文學巨匠還是商業巨頭，如果沒有一個悲慘的童年作為襯托，他們的成功總是顯得那麽的蒼白，總是讓人感覺缺少了點什麽。
之所以給每一個成功人士配上一個淒慘的童年，是為了突出成功人士的個人努力和拚搏進取，讓公眾更加地崇拜他們，為他們鼓掌喝彩。這是一種勵志文化，也算是一種賣慘文化。
特別令人難堪的是：即使是外國友人，也會在本土化重塑的過程中，生搬硬套地給人家加上（編造）一個淒慘經歷。
最為典型的是愛因斯坦，頂尖理論物理學家的童年竟然是一個數學白癡？後來，終於有人辟謠，說愛因斯坦童年不僅不是數學學渣，反而是個學霸，愛因斯坦的面子總算是找回來了。
個人覺得，如果總是宣傳成功人士有淒慘的童年，對於那些真正有淒慘童年的孩子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成年以後，貧困兒童在反省自己失敗時，眼前浮現的全部是成功人士逆襲的例子，這時候所有的煎熬和痛楚都轉化成了自責，“別人都能成功，為什麽就你失敗”這句話會一直縈繞在他們的腦海，這對他們來說很不公平。
那麽，為什麽在中國賣慘文化會有這麽大的市場？為什麽在中國的勵志文學中，總喜歡為成功人士標配一個淒慘的童年呢？這是有深層次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根源的。
秦漢以前，社會階層基本是不流動的。生為貴族，則世代貴胄，生為貧民，則世代貧困。戰國時期，秦等諸侯國設計了軍功授爵制度，看起來平民也有晉升之路，實際未必。
貴族帶著門客一起團隊作戰，既能保證人身安全，積累軍功也要容易得多。貴族自身有好裝備，好武藝，門客從小精研武藝，無比忠誠。貴族有門客從旁護衛，進退自如，門客的軍功也都是自己的。
而一般平民，能保證自己不死就了不起了，根本很難取得軍功。 稍微研究一下就知道，戰國時期的名將全都是貴族出生，平民沒有一個。至於讀書當官，秦漢以前讀書基本都是貴族的事，跟平民沒有關係。
所以，陳勝、吳廣才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呼聲。那個時候，沒有什麽勵志文化，也不需要賣慘，因為逆襲是不被允許的，賣慘是沒有市場的。
西漢時期，社會階層逐漸有流動，這個時候，基本上就確定了勵志文化和賣慘文化的總基調。
漢朝舉薦官員的形式主要是舉孝廉。顧名思義，孝子廉吏將獲得入仕為官，執政一方的優先權。在漢朝，舉孝廉出身的名公巨卿非常多，舉孝廉成了底層向頂層躍遷的主要方式。
這個制度本來是個優良的制度。古代官僚重在安民，安民比發展經濟更重要。古代也是道德社會，道德力量比法治重要得多。一個官員品行高潔，很大程度上就表明他能夠勝任官位，保境安民。
凡事就怕但是，舉孝廉制度慢慢地扭曲，慢慢走向了背離。各個郡縣為了自己推薦的孝子廉吏能夠被朝廷看中，挖空心思給他們加光環，甚至是編故事。如何能突出孝順：家裡越窮就越容易突出。
兩個事例作對比，一個是家裡只有一碗飯全部讓給老母親吃，自己吃觀音土；一個是家裡小康，讓老母親有魚有肉吃得開開心心。明顯第一個就要感人得多。
廉吏就更不用說了，如果飯能吃飽，衣服上補丁不夠多，那能叫廉吏嗎？廉吏當然是越窮越好。舉孝廉制度到了東漢末期，弊端叢生，裝窮賣慘，弄虛作假幾乎成了慣例。
隻舉一例。東漢有一人名叫趙宣，將親人葬了以後，在墓道中“行服二十餘年”，真是個大孝子。後來地方官發現他在墓道中得了五個兒子，這種駭人聽聞的事真是屢見不鮮。
曹操深知舉孝廉制度的弊病，發布了《舉賢勿拘品行令》。這個詔令矯枉過正，它打破了社會上的道德主導力量，卻沒有很好地建立法治的力量來取代道德力量，於是曹操不出意外的失敗了。
後世雖然沒有照搬漢朝舉孝廉制度。但是，“家庭貧窮的人肯定道德高尚”“成功人士應該出生低微”這種古怪的邏輯一直保留了下來，在現代結合勵志文學，雞湯文學，變成了一種賣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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