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院線的國產紀錄片有13部，其中票房最高的是《厲害了，我的國》4.8億，其余多是幾十萬票房，這13部紀錄片總票房為5.69億。
紀錄片是最有效力，也是和現實呼應最快的一個方式。據統計，在2018年衝擊年度總票房600億的大背景下，今年上院線的國產紀錄片僅有13部，其中票房最高的是《厲害了，我的國》4.8億，其余多是幾十萬票房，這13部紀錄片總票房為5.69億。
反觀近兩年一些由已經在電視或網絡中獲得廣大好評和口碑的紀錄片改編的紀錄電影，《舌尖上的新年》、《我在故宮修文物》以及《生門》，票房卻出人意料地不盡如人意。《舌尖上的新年》院線票房194萬元，《我在故宮修文物》票房647萬元，《生門》的票房僅為157萬元。近幾年紀錄電影確實在題材上也進行了多樣化探索：聚焦於社會現實題材的《生門》、《二十二》、《搖搖晃晃的人間》；自然題材的《重返狼群》、《我們誕生在中國》；人文題材的《我在故宮修文物》、《舌尖上的新年》；根據綜藝節目衍生出的紀錄電影，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兒之大電影》等，但這些紀錄片在票房表現上依舊不盡如人意。在有好口碑卻沒有好票房的艱難條件下，國產紀錄片應該如何生存並發展？新京報記者專訪國內紀錄片工作者和院線經理，共同探討國產紀錄片現狀。
專家院線診脈
1、旨在聚集更多觀影群體，不求過多商業回報
國產紀錄片對於國內觀眾來說，仍然是個剛需。紀錄片創作跟劇情片不一樣，因為現在拍攝設備、技術條件都達到了，就無法阻擋創作者完成這個片子文本的可能性。國內每年上院線的劇情片大概有500部，基本已經達到了飽和狀態，但是紀錄片現在每年上院線的在10部左右，還有很大的空間。紀錄片這個行業內不管發生多大的地震，都擋不住這種剛需的增長和創作數量的豐富性。比如現在的陳曉卿就專心去做美食類商業紀錄片，夾雜一些軟植入在裡面。
近幾年，紀錄電影也得到了更多行業人士的重視，越來越多之前的嘗試者及項目案例都為之後的創作答疑解惑，從立項拍攝到宣傳發行的各個環節給予幫助。一方面，紀錄電影在商業院線的表現以及在社交平台上的口碑傳播讓創作者更有信心，另一方面，紀錄電影的創作者往往對大銀幕放映有情結，越來越多的紀錄片創作者認為，紀錄電影的社會價值要通過公映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被問到為什麽紀錄電影要選擇商業院線上映時，“希望影片能讓更多人看到，是回答次數最多的答案。”但很多導演和演員哪怕業內人士，並不指望紀錄片能獲得多高的票房回報。
2、種類越來越多元化，創作環境越來越輕鬆
總結今年的紀錄片上映情況，電影市場專家蔣勇表示，紀錄電影不僅創作數量明顯增長，題材內容與攝製形式更為豐富，並在網絡傳播上得到了各大社交平台的青睞，紀錄電影在新媒體環境發展中的閱聽人基礎和潛在需求進一步展現。近年來國產紀錄電影擺脫了“主旋律OR明星宣傳”的模式，用多樣化視角呈現出對社會現實的關懷，《生門》、《重返狼群》、《二十二》《最後的棒棒》等分別從醫患關係與生命教育、人與自然關係，到人生態度與人文關懷，展現了紀錄片題材的更多視角。曾多次參與紀錄片創作的導演李牧宇向記者表示，如今紀錄片的創作環境總體來說比較寬鬆，自然科技、人文歷史、民族文化等問題都不大，如果創作題材和相關機構的要求相契合，還能在立項和資金上獲得支持。
所以，無論是從創作的可能性還是觀眾的訴求，還是目前國內的創作環境，國產紀錄片不管怎樣它都要成長。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紀錄片研究者孫紅雲表示，“就看它是野蠻生長，還是被規訓了生長，還是豐富多樣地生長。”
3、資金短缺是常有狀態，融資管道多元化但“賺錢不易”
坊間有說法是每個拍紀錄片的導演幾乎都有借錢、貸款、抵押房子的類似經歷。在被問及“創作過程中經歷過的最大困難”時，《二十二》導演郭柯表示，資金問題確實比較難解決，雖然說紀錄電影目前有很多融資管道，但拍攝過程中資金短缺也是常事。據行業人士介紹，國內目前的紀錄片投資一般分為幾類：一是政府或企業投資、外包團隊操作的項目；二是各大播出機構出資並提供資金與製作思路，以互聯網平台和電視台為主，自製或委託紀錄片公司進行生產，並在互聯網上進行傳播，這兩種背靠“金主”，生存狀態相對來說比較理想，但在創作的自由度上會受到諸多限制。另外就是專門的紀錄片公司以及個人類的紀錄片，還有出於情懷或個人其他目的的資助以及眾籌，這樣紀錄片公司和個人類紀錄片雖然創作相當自由，但融資就相對艱難，此類資金往往不干涉創作，在票房回報上也沒有要求。
在孫紅雲看來，目前國內紀錄片創作者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資金。今年真正能找到資金的就太少了，因為政府扶持資金會比較謹慎，投資商也不太願意投紀錄片。孫紅雲的紀錄片《在少林》已經拿到了拍攝許可證，預算大概在500萬左右，在紀錄片的投資中算是中等成本，但是找資金就折騰了好久，剛開始當地電視台想投資，但合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孫紅雲感覺他們是完全不懂紀錄片的人，就中斷了合作關係，之後也有些投資商會談，幾輪下來看起來就要談成了，但最終都沒有結果。
紀錄片《自行車與舊電鋼》的導演邵攀則認為能活著拍紀錄片就是挺大的問題，“拍攝資金算是小困難了，活著是最大的困難，當然這僅代表個人的看法。”他認為紀錄片現在大都是非盈利狀態，拍這麽多年紀錄片能活下來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自行車與舊電鋼》目前票房收入為22.3萬。而這部片子的拍攝成本有三四十萬，基本都是自己掏錢貼的，花了三年時間拍完。
關琇是紀錄片電影《喜馬拉雅天梯》及《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幕後推手之一。談及資金構成，關琇認為如今中國紀錄片的製作資金流程不算完善健全，找投資確實充滿了難度，“我們特別愛紀錄片，找到投資確實是挺難的，經常也拍著拍著就沒錢了，這時候就不斷拉讚助、借點錢來解決。如今讓它登上院線不是說預計要有多少回報，主要是看中院線的影響力，希望有更多人能夠看到。”
如今紀錄片不斷登上大銀幕，關琇也認為這個類型的影片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院線是商業機構，如果認為你的觀影群體不大排片低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從紀錄片導演的角度也希望給到更多的支持，“現在很多三四線城市也有很多喜歡紀錄片的觀眾，所以觀眾是一直在的。”被問到“靠拍紀錄片能掙錢嗎”，關琇坦言，“紀錄片迷人的地方在於你的題材和記錄的歷史都處於時代洪流中，對我來說是一個時代的記錄，越久就越有價值，也很有必要。”
4、紀錄片究竟有沒有人看？如何解決排片低迷？
精神文化產品日益豐富的當下，國內外優秀的紀錄片作品層出不窮的情況下，觀眾“不買账”依舊成為影市的家常便飯。每當有紀錄片的上映都有無數自媒體、影評人不斷呼籲關注影片，紀錄片一上映伴隨著低迷的排片佔比也成為業內心知肚明的事情，這個唯票房馬首是瞻的電影市場裡，紀錄電影很難成為爆款，引領大盤觀影熱潮。很多業內人士覺得，紀錄片並不是沒人看，而是商業電影的宣發方式並不適合紀錄片，它不可能像商業電影一樣有幾千萬的宣發經費，但影片如果不宣傳，觀眾不知道，商業院線影片上映如此密集很容易被淹沒淪為炮灰。從事院線工作多年的院線經理李玉霖表示，目前，中國商業院線的大多數紀錄電影還不用奢談發展，好好解決生存問題更為實際。國產紀錄片製作水準參差不齊，缺乏吸引觀眾的興趣點也是原因之一，再加上相較故事影片，紀錄電影屬於慢熱型，很難僅靠前三天的票房判斷其後市表現。他提到，目前影城經營成本較高、壓力較大，但紀錄片觀眾確實還有待培養，作為主流商業院線來說，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顯然比情懷更有說服力。
目前，大部分國產紀錄片在市場上的表現並不是太理想，有的票房收入僅有幾百萬，甚至幾十萬元。但在孫紅雲看來，雖然在當時來看片方沒有賺錢，從長遠來看實際上賺了不少。因為紀錄片和劇情片不一樣，劇情片這一輪在院線放完之後就沒了，但紀錄片是可以做長線放映的。比如《我的詩篇》2017 年年初上了院線，但在此之前和之後都以點映的形式與觀眾見面，現在很多城市還有點映，它這個點映的體制已經建起來了。如果說紀錄片就走一輪院線的話就很難，在院線基本就是一日遊，但它如果做長線放映的話，可以後發力，在幾年之後就能回籠資金，這是紀錄片和劇情片最大的不同。“就聽他們在喊著說賠，其實紀錄片賠得很少。回過頭來再賣網絡，賣電影頻道也還行，肯定能收回來成本，這都是可以長線去操作的。”
理想狀態下，紀錄片的正常循環鏈應該是走市場、走閱聽人，網絡和影院是兩個真正的檢驗途徑，靠政府扶持都不是常態，一定是要靠它形成一種良性的鏈條，在這個形成過程中，一定會有艱難，但它確實在成長。
大數據
根據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8）》顯示，2017 年，獲得廣電總局電影局過審的紀錄電影一共有44 部，進入院線放映的中外紀錄片9部，有79.5%的紀錄電影沒有進入到院線；紀錄電影總票房為2.6億元。其次，根據往年的市場來看，紀錄片電影每年的票房總量佔比整個電影市場都是十分少的。即使是在2016 年紀錄電影總票房有近7億的情況下，10部“純紀錄”、非綜藝衍生品的紀錄片票房總量卻只有3150萬元，余下的票房皆由《奔跑吧兄弟》等三部綜藝紀錄片所獲。
2018年上院線的紀錄片有13部，票房最高的是《厲害了，我的國》4.8億，13部紀錄片總票房為5.69億。（部分數據來源於貓眼及豆瓣網站）
來自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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