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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次生災害:“非冠”患者的求生

疫情次生災害:“非冠”患者的求生

本刊記者/霍思伊 胥大偉

2月15日,武漢迎來了庚子年的首場降雪。很多人對這場雪印象深刻。

張義斐在打電話的間隙,抬頭看窗外,整個城市仍荒蕪似一座孤島,雪落在地上,白茫茫的一片。

本該去醫院透析的王德昌正在一家酒店隔離。他想著今晚給老婆打電話送一箱泡麵過來。

下雪路滑,輪椅不好走,薑琲的母親從醫院門口,非常緩慢地把自己拖到了透析室,一步一顫。很快,她開始低燒。

他們三人,一個28歲,一個56歲,另一個64歲。人生本該沒有任何交集,因為這場突發的疫情,他們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謂——“非冠”患者。

在2月之前,非冠患者的求助少有人關注。隨著“清零”和“應收盡收”的逐步落實,新冠患者收治難的問題得到了有效緩解,武漢整體的疫情防控局面也開始步入軌道。但另一面,越來越多的醫院被征用,資源向新冠肺炎患者傾斜,原有的病人被中斷治療,正常的醫療秩序被徹底打亂。

一個由志願者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每日微博上的求助。2月15日,共有29條求助信息,其中19條來自非冠患者。此後,非冠求助的比例不斷增加。同一天,武漢新增確診病例1548例,累積確診達到35314例。但在官方統計數字之外,因疫情而中斷放化療的癌症患者、無法按時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以及無法進行移植的白血病患者等特殊群體有多少人?卻沒有統計。

民間人士用“肺炎次生災害”來形容這次疫情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除了中小企業破產危機、民眾心理創傷難愈,更迫切而現實的,是這些非冠患者的生死等待。

“我們仿佛是一群被遺棄的人”

武漢鼠年首場大雪前三天。2月12日上午,包括張義斐在內,一共約110名原本正在放療的癌症患者全部搬到了另一棟樓。就在兩天前,他們剛剛入院。

和一周前已經陸續停止治療,被要求強製出院的化療患者比,張義斐覺得自己還算幸運。但就在入院後第二天,病友群裡就有人說,別的病區的醫生已經得到通知,所有放療患者全部要出院。他去問他的醫生,對方也說不準,隻說院領導還在商議。

張義斐今年28歲,2019年10月,在湖南老家被確診為鼻咽癌中晚期。11月初,開始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腫瘤中心住院治療,這裡是湖北省治鼻咽癌最好的醫院之一。治療方案是3次誘導化療,再加33次放療。12月底,三次化療結束後,增強CT顯示,腫瘤病變區域縮小。醫生說,“效果很好,再放療一下(腫瘤)就沒了。

年後沒多久,醫院突然通知放療患者全部住院。放療原本不要求住院,因為每次只有十分鐘,患者每周有三天在固定時間去醫院的放療科即可。但特殊時期,張義斐推測,醫院擔憂,病人每天往返,路上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

2月11日晚上,剛入院的張義斐得到通知,協和腫瘤中心馬上也要被徵收為肺炎定點醫院。醫院一共有三棟樓,住院部所在的1、2棟全部要收治肺炎病人。放療病人原本住在2棟,統一要搬去3棟。有患者問,放療室在2棟的負一層,整棟樓共用一套通風系統,通風口就在負一的樓梯口,被征用後,病毒很可能從上面下來。而且整棟樓都是新冠肺炎病人,他們怎麽過去,醫生沒有答覆。當天,出院的說法開始在患者間流傳開來。

12日,搬到新病房後,張義斐開始打求助電話。先打到江漢區指揮部,工作人員說,你們不是還沒搬走嘛!等要搬走的時候再打電話。他說“那我怎麽辦啊?”對方說,此事不歸他們管,要他去問區衛健委。區衛健委說,協和是省級醫院,他們管不了,讓他打給市衛健委。市衛健委說,沒得到通知,但會向上面反映。市長熱線也是同樣的說法。

第二天上午,張義斐從放療室出來,醫生就讓他去辦出院手續,說下午新冠肺炎病人就要過來了,這兒不安全,趕緊回家。他想,如果現在回老家,重新入院治療,至少還要隔離14天,時間太長,對放療到一半的患者而言,這個影響很難預估。於是他沒有第一時間回去。後來的事實證明,隨著武漢管控措施的不斷升級,出城成為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程序,醫院給外地患者辦理出院後,同時開具出城證明,患者憑這個證明向區、市指揮部層層申請,同時報給老家的社區。張義斐說,除了2月13日當天有兩個病友托關係出城以外,13日之後,再也沒有外地患者出過城。

2月13日,是張義斐出院的日子。這天下午4點20分,協和腫瘤中心第一批新冠肺炎轉院病人的收治正式啟動。中心共開設14個發熱病區,共計850張病床。醫療團隊由外省市醫療隊和協和自己的醫療隊共同組成,抽調醫生涵蓋重症醫學、呼吸、感染和腫瘤等科室。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很多腫瘤病人的主治醫生上了前線,此後很難聯繫上。

辦出院手續時,張義斐正好看到主治醫生。對方說,12日晚上他一直在跟院領導溝通,看能否給患者繼續治療,比如讓病人簽一個風險同意書,如果感染自己負責,不怪醫院。但領導有顧慮,沒有同意。他又和院方爭取,多給出院患者打一次化療藥,仍沒有被批準。

他很擔心張義斐,怕放療到一半,腫瘤會再次長大。

第二天,張義斐在病友群裡看到武漢協和醫院黨委書記張玉接受《新京報》採訪的截圖。對癌症患者被強製出院的事,張玉回應說,病情暫時可控、化療結束的患者被建議出院。留院的是病情較重的患者。

“群裡所有人都很憤怒。我去病區看過,留院的患者目測有30人左右,都是外地回不了家的,暫時住在醫院,沒給任何治療。”張義斐氣憤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張玉還指出,若出院後病情惡化可重新入院,渠道是暢通的。據《中國新聞周刊》調查了解,協和腫瘤中心被征用後,所有放化療治療全部停止,也不再允許患者重新住院,放療室外貼了封條。

武漢協和醫院宣傳部副部長塗曉晨2月19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協和腫瘤中心沒有中斷患者的治療,已經出院的都是治療完成的。目前,未完成治療的腫瘤患者被專門安排到一個“清潔區”繼續治療。他還說,化療現在還可以做,但放療已經停了。

對於截至2月19日仍在協和腫瘤中心的癌症病人數量,他說:“一周前是100多人,這兩天數字我不太清楚。”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一周前,在100多人被安排到“清潔區”後的第二天,就全部被中斷治療,要求出院。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被中斷放療的患者共計110餘名,留在醫院的約30名,都是外地患者。

其中數位患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他們雖留在醫院,但已經停止治療,一些人口服化療藥替代,副作用強烈時,護士會給他們輸護肝護胃的藥。其他時間,每天只有護士來測體溫。

對這些留院患者而言,每天的生活由失眠、焦慮、吃飯和呼吸構成。一天的便當共33元,飯是硬的,要拿水泡開。接受了放化療的患者大多食欲不振。由於疫情,出不了房間,整日不能動彈。整棟樓從早到晚都安安靜靜,病房裡沒有人說話。

2月15日,大雪。

這天,官方發出通告,進一步擴大新冠重症定點醫院的範圍,把武漢的委屬委管醫院和省屬大醫院的優質醫療資源都拿出來,協和腫瘤中心、協和西院、同濟醫院的中法院區、光谷院區,以及省人民醫院的東院,都作為集中收治重症病例的定點醫院,床位擴大到了5000張。當日,協和腫瘤中心的微信公號頭條是《風雪無阻!協和醫院腫瘤中心昨日完成539名病人轉運收治》。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除了協和腫瘤中心被中斷治療的110餘位癌症患者,其他來自同濟中法、光谷院區有同樣經歷的患者也有很多,而這只是在最新一批征用之後。這個群體遠比想象中龐大。

從1月22日迄今,武漢先後有5批共計46家醫院被征用。在官方名單之外,還有一些小型的私立或專科醫院被臨時征用。2月5日晚上7點50分,武漢廣發腫瘤專科醫院正在接受臨終照料的15餘位癌症晚期患者也突然接到通知,醫院臨時被征用。僅10分鐘後,這些患者停掉了打到一半的營養液,從醫院門口被抬了出去。

一位親人已經去世的患者家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被強製出院時,對於後續如何治療,在家裡怎麽護理,如何讓病人哪怕能減輕一點痛苦,哪怕是口頭上的一個交代都沒有。當時,整個醫院處於無序的狀態,連護士長都是臨時接到通知。

2月13日晚上,張義斐從醫院側門離開,看著三輛公車拉著滿滿的新冠肺炎病人住進他們的病房,他不知何去何從。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仿佛是一群被遺棄的人。

“政策還沒有細化到這個群體”

在張義斐出院當晚,王德昌也被連夜送去了酒店隔離。

2月13日,王德昌照例去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做透析,接到透析室通知,所有透析患者要做CT排查。他的CT結果顯示:雙肺感染,病毒性可能。

醫院馬上通知社區,當晚,社區打電話給他的兒子王朗,通知他帶父親去指定酒店隔離。從家步行20分鐘後,王德昌住進了一家酒店,開始隔離。

但更緊迫的難題是,光谷院區不再允許王德昌去透析。醫院說,如果是確診為新冠肺炎透析患者,可以繼續留在醫院透析,因為該院區已經於1月27日被徵收為發熱定點醫院。如果徹底排除嫌疑,可以去第三醫院首義院區透析。但對於疑似患者,醫院沒有給出明確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在武漢相繼公布了幾家定點透析醫院後,因為醫院被臨時徵收造成的透析難現象,已經得到有效緩解。但這些定點醫院分為兩類,只針對確診或非新冠病人。對疑似病人是否收治,官方沒有明確指示,具體做法,各區都不相同,但在疫情防控成為首要任務的當下,每個醫院都要在收治與風險之間進行一番謹慎的權衡。

首義院區說,肺部有炎症他們不敢收。武漢市普仁醫院放射科醫生更明確,對王朗說,看到他的(CT)片子,在當下的疫情大環境下,沒有哪一個醫生敢給你一個肯定的診斷。

但王朗覺得,父親染上新冠的可能很小,肺部炎症更可能是此前肺炎的遺留影響。王德昌於2017年4月被診斷出慢性腎衰竭末期,此後每周去光谷院區透析三次。在2019年1月、5月和11月都曾因為肺炎住院。

事實上,透析患者群體比較特殊,由於體內水分和毒素經年排不出去,會在身體滯留,肺部和心髒一般都有些問題,比如肺氣腫、肺部積液或心髒積液。但單從影像學的表現上,目前仍很難區分新冠肺炎和普通肺炎。而核酸檢測的不準確性又使醫院不敢僅根據核酸檢測結果做出判斷。

王德昌先後做過兩次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但仍被列為“疑似”。據王朗了解,像他父親這樣的“疑似”透析患者,在武漢透析人群中佔很大的比例。

王朗指出,由於病人群體本身很複雜,政策上還沒有細化到疑似透析病人這個群體。但他了解到,一些疑似患者和他父親情況類似,但有些人已經通過向社區、街道各層面反映,利用各種渠道住進了醫院。

他也給所在區各政府部門打過電話,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取決於每個區各自的統籌效率和醫療資源。

一方面,他所在的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醫院資源較少,區內所有的醫院他都打過電話,要不就是沒床位,要不就是不收疑似。另一方面,跨區調配需要由社區、街道、區指揮部一級級上報到市指揮部,再由市裡根據每日報備信息統一進行調配。但他發現,即使和市指揮部通過電話,他們也只是打回給東湖高新區讓其自行解決。

一切又回到原點。

王朗不知道的是,2月中旬以前,由於密集地徵收新的公立醫院,透析患者透析難的問題曾經集中爆發出來,當時,哪個醫院有位子就把病人分流過去。那段時間,成功進行過十幾例跨區調配。但隨著大多數透析病人逐漸穩定,各區原本的透析資源也趨近飽和,政策收緊。從中下旬開始,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各區自行解決自己的透析病人。

一位在協和腫瘤中心住過的透析病人家屬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比如,如果有五位透析病人因為病情危急住進了協和腫瘤中心,指揮部收到上報後,第二天,就會要求各區把各自的病人接回本區醫院。

依據官方要求,醫院從2月中旬開始徹底不對私開放,所有病人除了緊急透析的情況,必須通過指揮部統一協調安排。王朗曾谘詢過位於青山區的武漢市普仁醫院,如果住院,是否要社區與之報備,對方說不用,個人直接過來就行。這說明,一些醫院還是有一定的自主權,整個武漢市對醫療資源的統籌調度仍然比較無序,政策頻繁變更且缺乏公開,都增加了患者通過政府渠道求助的難度。

多位患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政策一天一變,也不知道從哪裡獲取最新的信息,只能每天不斷地給各部門打電話,社區、街道、區衛健委、市衛健委、區指揮部、市指揮部,以及市長熱線。等到的反饋大多是“我們已經上報,請您耐心等待”。

2月13日出院後,張義斐每天都在打電話。市長熱線一打過去,他們就說“張先生您好”,接線員已經認識他了。“我覺得常人無法做到感同身受。得這個病,對我來講本來就是很大的一個打擊,我才二十幾歲,沒結婚,我媽就我一個兒子,現在又中斷治療。一個病友就講,一個人在絕望中什麽事都做得出來。”他說。

2月19日,武漢市衛健委主動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對話如下:

衛健委:“住院沒有?”

張義斐:“還沒有。”

衛:“同濟和協和本部現在可以收。”

張:“我親自去協和同濟問過,都不開放。”

衛:“那其他醫院呢?”

張:“聽說普仁可以。”

衛:“那你去啊。”

張:“我還在考慮,而且還有那麽多病友,一個醫院也不夠。”

衛:“你別管他們,你自己先住進去。”

張:“現在社區的車出不去,我過去也不方便,你們能幫忙嗎?”

衛:“這個沒辦法,只有靠你們自己。你有聯繫其他醫院嗎?”

張:“你們自己都沒搞清楚哪些醫院可以住,你就給我打電話,你給我打這個電話有什麽意義?”

另一邊,王朗持續不斷的電話,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

2月16日晚,東湖高新區的武漢光谷科技會展中心方艙醫院正式開始收治病人,隔離酒店接到通知,立刻把酒店裡所有輕症病人分流到新建好的方艙。王德昌是疑似,仍被酒店連夜送入方艙。

王朗母親聽說後非常著急,擔心他在方艙交叉感染,馬上給社區打了一通緊急電話,社區報給街道,街道臨時召開了一小時會議,經討論後,連夜派車又將王德昌從方艙內接出,送到了另一家隔離酒店。但此前,他已經在方艙待了三個小時。回來時,王德昌被塞進車輛備份箱內一個等人大小的箱子內,用於隔離。

2月19日凌晨,社區突然把王德昌從隔離酒店接出,連夜送到了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同行的共有三個透析病人,兩個疑似,一個確診,司機穿著防護服,三人隻戴了口罩。到達住院部後,醫生說,隻收確診,另兩個疑似病人仍無法入院。但司機已經走了,他們被留在了醫院門口。

天蒙蒙亮,王德昌的妻子從家裡騎著三輪車,去醫院門口把他接回酒店,往返用了快兩個小時。此時,他已經中斷透析快6天,情況危急。19日白天,再次回到光谷院區掛急診透了一次。

一位三甲醫院的透析科主任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沒尿的病人透析最多停三四天,如果一周沒透,體內的高鉀極容易造成心髒驟停,非常危險。

“此前我們一直不敢讓他去光谷透,因為那裡都是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不敢去承擔這個風險,但到了危急的時候,就顧不上那麽多了。”王朗說。

“武漢現在就像一根弦”

武漢大雪過後,薑琲的母親開始低燒。

家人懷疑是大雪那天,輪椅走不了,她不得不從醫院門口步行到透析室,受了寒。去年,她突發腦梗,喪失了部分語言能力。在更早之前,她得了慢性腎衰竭,目前已經透析五年。

2月20日早上,CT結果顯示雙肺感染,多發斑塊狀、片絮狀磨玻璃樣模糊影,大概率是新冠肺炎。原本透析的普仁醫院不收確診或疑似肺炎病人。社區把她送到武漢市第九醫院,該醫院是收治確診透析病人的定點醫院之一。但從20日早上九點一直等到21日晚上,第九醫院仍沒有安排住院,隻說雖有床位,但要等區防疫指揮部的指示。

薑琲的父親陪著母親在醫院大廳裡坐了兩天一夜,不吃不喝,沒有藥物。她擔心他們熬不住,在21日晚上開始於微博上求助。

她沒想到,在一小時內,求助的微博閱讀量還沒到100,就先後收到了三通電話。第一通來自志願者,和她了解了基本情況後,說會和政府的人溝通。第二通來自武漢市衛健委,說已經核實過她的身份,會找院長給她母親安排好床位。最後一通是市警察局,說看到了網上她的微博求助,也看到有一些留言,希望既然問題已經解決了就刪掉。掛了電話後,薑琲刪了這條微博。當晚,她的母親住進了醫院的留觀病房。

疫情暴發以來,各類民間志願組織的表現突出。無論在幫助新冠肺炎病人找床位、給醫院捐物資、志願者車隊義務配送,還是在解決非冠患者的求助上,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一位不願具名的公共政策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這一方面反應出中國的民間力量有足夠的潛力,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指揮調度存在問題的一個側面體現。

在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嚴忠看來,這次疫情暴露出的一個最大問題,表面上看是政府的統籌調度有缺陷,本質上,還是中國醫改滯後的困境。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武漢徵收的定點醫院中,三甲醫院是最主要的力量,資源一旦被征用,腎透析、癌症、白血病等特殊病人群體的治療就會出現問題,而大量的區縣基層醫療機構則無法及時補位。在中國,分級診療的體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以前一直說要把醫療資源下沉,比如三甲醫院和基層的醫院搞聯合體(醫聯體),但效果一直不好,老百姓有病還是往三甲醫院跑。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出在硬體。中國現在小一點的醫院,包括農村的鄉鎮衛生院,基本設施都有,最關鍵的是沒有醫生,也就是解決人的問題。這種局面,醫改十多年基本上沒有解決。

“我希望能夠通過這一次新冠病毒事件,讓這個問題進一步凸顯出來,推動醫改繼續前行。”他說。

黃嚴忠還指出,醫療資源在肺炎患者和非冠病人之間分配的不均衡,實際上反映出體制性的問題。在動員式體制的作用下,自上而下壓下來,對地方來說,最重要的是完成上面提出的硬指標,沒有指標要求的沒人管。

專門幫助腎透析患者的平台“腎一樣的人”發起人智安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從1月26日透析病友開始集中爆發起,他聯合數家媒體,開始在網上為透析病人發聲,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視。在各類非冠患者中,孕婦、透析病人屬於被關注較早、較多的群體。

2月4日,在國家衛健委新聞發布會上,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就強調,一些血液透析的病人,因為原來就診的醫院被征用作為定點醫院了,這部分病人的就醫出現了困難。針對這個問題,要求全國各地在征用定點醫院的過程中,一定要把原來就診的病人登記造冊,每一個病人都要給他辦理好後續的治療。

2月5日,武漢公布了感染病人的定點透析醫院,一共有6家,分散在各個區。

2月16日,武漢市衛健委再次公布了一份專門的非新冠肺炎患者接診醫院名單。這是武漢官方第一次專門針對“非冠患者”發布通告,主要針對慢性重症患者、孕婦、兒童和透析患者。公布的6家醫院中,有三家專門針對非冠透析病人。

兩天后,武漢市衛健委又公布了一份更全的名單,分類也更細,涉及急性心腦血管、外傷等急危重症、血液透析、孕產婦、兒童(含新生兒)、惡性腫瘤(含惡性血液病)及慢性疾病等患者。腫瘤患者定點醫院第一次進入官方的行政指令中。

從兩周前開始,張義斐開始失去味覺,吃什麽都感覺在嚼沙子。基本沒有口水,喉嚨晚上會痛。他放療中斷前剛做完第13次,一共33次,算是中前期。對放療患者而言,越到後期,痛苦越強。他認識的一些病友脖子開始一塊塊脫皮,滿嘴都是口腔潰瘍,舌頭上都是泡,張嘴都困難,只能吃流食,有的還要先噴麻藥再吃,一些大老爺們都哭。這些都是放療的後遺症,一般結束後半年到一年左右會慢慢消失。病友都想快點熬過去,但現在中斷了,只能回家拖著。

大多數化療患者都會在體內置一根外周中心靜脈導管。張義斐的有36厘米長,從右手的手臂直接插到心髒大動脈,方便長期輸入化療藥。每周要維護一次,比如換針頭,換導管,消毒。到2月18日,已經是第七天,他仍找不到醫院維護。後來他聽說普仁醫院可以做,但離他住的地方有十幾公里,只能靠社區派車送他。18日,社區突然說車出不了區。就在這天,武漢所有私家車之前發的通行證都作廢。19日,他花500元找了個私家車送他到普仁,換了管。

黃葵的母親患有惡性淋巴瘤,她沒有讓母親置管,就是聽說很多病友出院後找不到更換的地方。和張義斐一樣,她母親原本也在協和腫瘤住院,第一期化療結束後出院,因為疫情原因,無法再入院。看到武漢市公布的名單後,她看到湖北省腫瘤醫院可以收治。於是趕緊去掛號,19日,醫生說這幾天不行,腫瘤科有感染,正在消毒,醫護不夠,藥也不夠。她每天給腫瘤科打電話,說自己的情況,21日一早,收到醫院的通知,說有一張床位,讓她馬上來。21日,黃葵的母親順利入院。她猜測,除了自己聯繫頻繁以外,她母親此前隻化療了一期,比較好重新調配方案,也是醫院可能的考量之一。

三天后,她的母親化療第一期結束後要再次出院,下一次,她是否還有這麽好的運氣,她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先度過今天再說。我們就像戰爭裡的人,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麽。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1日晚上,薑琲把母親送進病房後,已經是夜裡10點,她跑出來找吃的,隻買到了一箱泡麵。第二天中午,她捧著泡麵,找到一個偏僻的綠化帶,蹲在路邊吃。她不會預計到,第二天,母親的核酸結果出來,是陽性,她和父親馬上被送去隔離。但母親無法自理,說話只有她和父親聽得懂。

23日,張義斐收到主治醫生的電話,說協和腫瘤中心開放化療,但放療仍不行,建議他回來住院,多加一期化療。24日下午,他順利住上了院。

從22日起,同濟、協和以及省腫瘤開始收病人的消息就在各病友群流傳,但收治情況仍不穩定。張義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必須要收到主治的通知,才有資格重新入院。和他同期的一些病友,很多人並沒有收到通知。同濟和省腫瘤的情況也是類似,很多患者反映住不進去。

一位家住湖北省隨州市下轄某村的腦瘤患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放療中斷後,她回到家裡,醫生開的化療藥已經中斷近一個月。從臘月二十九開始,她所在的村就徹底封鎖,村口被設了路障,有人全天把守,不許進出。村民已經和外界完全隔絕,更別提買藥。因為手術,她被剃了平頭,現在一層薄薄的發茬已經長出,緊貼著頭皮,下面,一個碗口大的褐色傷疤仍昭然可見。此刻,她更關心生活用品用完了怎麽辦。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谘詢專家繆曉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像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等慢性病和惡性腫瘤患者,複查和有效治療,是很迫切的,政府要思考,如何讓病人看得上病。

黃嚴忠也建議,目前重點要解決兩個問題,病人看病難和藥物的可及性問題。地方政府首先應該通過發文、領導督促、糾正此前的一些做法,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上來。

他說,武漢現在就像一根弦,如果繃得太緊的話,可能會斷。“我覺得,差不多到極限。”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張義斐、王德昌、王朗、薑琲、黃葵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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