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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第一大盜”溥儀:如何將王羲之墨寶等偷運出宮?

在美國克雷弗蘭美術館在東京舉辦的《中國繪畫》特展上,展出了有無數珍貴的清代宮廷藏品,令世人十分驚訝。

流失宮外的珍寶古物,至今還沒有一份翔實的統計,

估計數目驚人,其價值也無法估量。

而誰也沒有想到,流失出宮的途徑

居然是“末代皇帝”溥儀。

清遜帝溥儀4歲即皇帝位,在位僅3年,宣統王朝便土崩瓦解。

但溥儀卻在此後一直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小朝廷中,宣統年號一直在這裡使用,因此,從1909至1924年11月溥儀出宮,這15年的宣統時期,溥儀從一個孩童成長為一個青年,滿懷複興帝業的“壯志”。

而大量宮廷字畫、書籍、珍寶便在這一時期流失宮外……

一起有預謀、有計劃的盜竊活動

生活在紫禁城小朝廷的溥儀很清楚地知道,他已經不是這裡的主人,過不了多久就會被趕出這座皇宮,一旦離開這裡,一切的費用怎麽辦?

這樣,宮中珍寶古物便成為遜帝盜賣的目標。

盜運出宮的活動是從1922年開始的,挑的是宮中最為昂貴珍稀的古版書和歷朝名人字畫,古版書以宋版為主,名人字畫主要是好攜帶的手卷。這批盜運出宮的書籍、字畫,頗費了溥儀的一番心血,也歷盡了周折。

當時宮內各處所存的古物,都由專人保管看護,有账冊登錄在溥儀和胞弟溥傑及二位胞妹案。

電影《末代皇帝》截圖

如果溥儀要賞賜某人某宮物品,需要在某宮账冊上登錄,載明物件名稱、賞賜時間和賞給何人,還要到(內務府)司房登記,開具條子才能出宮。

溥儀便想了一個自以為巧妙的辦法,將古物分批賜賞溥傑、溥佳,讓他們每天下學出宮時帶出宮廷。

溥儀、溥傑、溥佳等在一起多次商討,認為宮裡不能居住時,惟一的安全地方就是天津租界——在1922年前後,北京正受戰火威脅,溥佳的父親恭親王載濤就在天津英租界13號路購買了一所樓房以備溥儀不時之需。

溥儀和皇后婉容

溥儀:

“溥傑比我小一歲,對外面的社會知識比我豐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動,只要借口進宮,就可以騙過家裡了。我們行動的第一步是籌備經費,方法是把宮裡最值錢的字畫和古籍,以我賞賜溥傑為名,運出宮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裡去。”

“溥傑每天下學回家,必帶走一個大包袱。這樣的盜運活動,幾乎一天不斷地幹了半年多的時間。運出的字畫、古籍,都是出類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為,那時正值內務府大臣和師傅們清點字畫,我就從他們選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

“我記得的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帖》,有鍾繇、僧懷素、歐陽詢、宋高宗、米芾、趙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跡,有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原稿,有唐王維的人物、《長江萬裡圖》、《清明上河圖》,還有閻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書籍方面,乾清宮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書的珍本,都被我們盜運走了。運出的總數大約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畫,二百多種掛軸和冊頁,二百種上下的宋版書。”

千里江山圖

溥儀既賜賞溥傑,也賜賞溥佳。1922年起,溥傑、溥佳每天下學後就帶一包賞賜物出宮。

溥佳曾這樣回憶:

“當時,我們想了一個自以為非常巧妙的辦法,就是把這大批的古物以賞給溥傑為名,有時也以賞給我為名,利用我和溥傑每天下學出宮的機會,一批一批地帶出宮去。我們滿以為這樣嚴密,一定無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長,數量又多,於是引起人們的注意。”

“不久,就有太監和宮伴(宮內當差的,每天上學時給我拿書包)問我:‘這些東西都是賞您的嗎?’我當時含混地對他們說:‘有的是賞我的,也有修理之後還送回宮裡來的。’可是長期以來,只見出,不見入,他們心裡已明白大半,只是不知道弄到什麽地方去了。”

“這批古物運往天津時,又費了一番周折。這些書籍、字畫,共裝了七八十口大木箱,體積既大,數目又多。在出入火車站時,不但要上稅,最害怕的是還要受檢查。恰巧當時的全國稅務督辦孫寶琦是載掄(慶親王載振胞弟)的嶽父。我找了載掄,說是醇王府和我們家的東西要運往天津,請他轉托孫寶琦辦一張免檢、免稅的護照。

就由我把這批古物護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十三號路一六六號樓內。”

這批書畫古籍在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後點查毓慶宮時發現了“賞溥傑單”,公之於世,這才大白於天下。

清室善後委員會稱這批東西:

“皆屬琳琅秘籍,縹緗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籍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

這批珍貴的稀世珍品書畫古籍運到天津後,陸續變賣了幾十件——購買的人以超乎想像的低價購得如此珍貴的宮藏稀世奇珍,真是喜出望外。

偽滿洲國的“藏書樓”

偽滿洲國成立後,日本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把這批珍品全部運往東北。

偽滿洲國

偽滿初年,在皇宮西花園內專用三間大瓦房裝貯珍貴的古物和書籍,滿滿當當的,人在屋內很難轉身。同德殿修成後,在後院增建了兩層水泥樓,專貯書籍珍寶——將存放在天津靜園的所有書籍、古物統統運到這裡,這裡便稱之為藏書樓。

溥儀對於學習一直不很用心,也不大入門,但他對古版書籍和古董文物珍寶卻有偏好,甚至有時很入迷。

溥儀閑來無事時,喜歡看藏書樓收貯的字、畫手卷或珍寶古玩。

偽滿洲國皇宮

攜帶出宮的手卷古玩太多了,如晉王羲之《曹娥碑》拓片,是歷代宮廷奇珍,上有乾隆皇帝的印璽;王獻之《二謝帖》,系墨跡本,是罕見的珍跡;張瑀的《文姬歸漢圖》,乾隆曾認定為神品,上面鈐蓋有許多收藏章、鑒賞章;

蘇東坡的《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手卷真跡,稱為二賦,是世間僅存的稀世之珍,僅上面鈐蓋的收藏印章就多達66個,還有元、明、清歷代名人的題跋,乾隆皇帝曾先後題跋三次,墨跡淋漓。

《長江萬裡圖》,《清明上河圖》,宋徽宗的花鳥畫,以及鍾繇、僧懷素等人的手跡。這些作品,經歷代皇帝、名人鑒定後鈐蓋印章收藏,上有乾隆的“古稀天子”和“天祿琳琅”印,系清宮所藏真品。

張瑀的《文姬歸漢圖》

這批古物、古書,溥儀處有目錄,由嚴桐江掌管,溥儀指定要看什麽,看管人員立即去取,看完後歸還原處。

逃跑前,古書太多無法攜帶,就挑選了手卷中的精品,將最珍貴的裝成57箱,都是現釘的白木板箱子,每箱長一米余,高五十厘米,寬四十厘米,全部運往大栗子溝,寄放於該處礦山株式會社、礦長住宅西頭的兩間房內。

溥儀說,這批古書、古物,日本投降後,就不知下文了。

來者不拒,有錢就“賜”錢,沒錢便“賞”畫

可以肯定的是,溥儀身邊的人,只要一有可能,便千方百計、花樣百出地“逼”溥儀賜賞。

溥儀身邊最親近、最常見面的帝師、近侍獲賜最多,其次是近臣、政客,再其次便是投機分子。

僅宣統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賞單,就有賜賞帝師的名貴古畫:賞陳寶琛的王時敏《晴嵐暖翠閣》手卷一卷;賞伊克坦的米元章“真跡”一卷;賞朱益藩的趙伯駒《玉洞群仙圖》一卷;賞梁鼎芬的閻立本畫《孔子弟子像》一卷。

宣統九年三月初十的賞單上,有:賞伊克坦、梁鼎芬每人《唐宋名臣相冊》一冊;賞朱益藩的范中正《夏峰圖》一軸,惲壽平《仿李成山水》一軸。

帝師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時,溥儀聽得高興,常常給賞;帝師進講賢君、名臣,也給賞;帝師勸導節儉勤政,自然也得給賞;當溥儀為“帝業”煩躁時,帝師們喋喋不休地大談聖世治道,溥儀無處可躲,只好以給賞打發帝師們,以圖清靜。

所以,帝師們的“賜賞”,幾乎成了家常便飯。

溥儀為了“複興帝業”,對於政客和軍界強人的“賜賞”往往是十分大方的,賞的盡是宮廷珍品。

兩廣巡閱使陸榮廷到北京晤見段祺瑞時,不知何故,特地入宮給溥儀請安,溥儀喜出望外,賜賞他無量壽金佛1龕、鑲玉如意1柄、玉陳設2件、尺頭4件,並賜賞他在紫禁城騎馬——他是歷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民國將領。

段祺瑞

紫禁城收到奉天匯寄的代售皇莊的款子後,溥儀命內務府選出兩件珍貴的古物以“皇帝”父親的名義饋贈張作霖,一件是《禦製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畫軸,一件是乾隆款宮藏瓷瓶。甚至於直系首領吳佩孚的50壽辰,宮裡也不忘帶一份“厚禮”拜壽,內有“皇帝”的賞禮。

如果說“賜賞”政客和軍界強人是出於“複興帝業”的考慮,是溥儀心甘情願的,那麽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花言巧語之下獲得的“賜賞”就只能看成是宮廷被蒙騙了。

這類人的共同點是花樣翻新地向溥儀獻殷勤,用十分動聽的甜言蜜語攪得溥儀臉躁耳熱,幻想自己一次次地在恍惚中重登皇帝寶座。他們“真誠”地表示甘當“皇帝”的門下走狗,願意為複興帝業而奔走。

喜出望外、心懷感激的溥儀自然興奮莫名,他如何表達心意?

來者不拒,有錢就“賜”錢,沒錢便“賞”宮裡的字畫、古董、珠寶等等。日子一久,一傳十,十傳百,誰都知道溥儀複興帝業的強烈願望,誰都知道這位渴望複位的遜帝的出手大方,於是乎,騙子和投機者便蜂擁而至,連洋騙子加流氓的人物也加入其中。

沙俄流亡軍官謝米諾夫,由羅振玉、鄭孝胥引薦,拜見溥儀,大談“犯難舉事,反赤復國”,說得溥儀心花怒放,第一次就“賞”5萬元。

隨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技重演,獲得“賜賞”不少,但他卻從沒有真正的做過什麽,甚至於不記得自己的許諾。還有奧國亡命貴族阿克第、英國人諾斯等,都是騙錢、騙物到手後,便溜之大吉。

納爾遜美術館名譽館長勞倫斯·錫克曼先生在其《藏品目錄》中說,1932年冬,美術館顧問藍敦·華納先生通過友人得到拜會溥儀的介紹信,在天津與溥儀會面,獲“賜”了好幾件清廷所珍藏的繪畫精品。

也許,溥儀只是和出售敦煌壁畫的王圓籙一樣,在歷史的進程面前不知所措,做了自認為對國家有益之事。

國破山河,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

他們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醜。

只是,倘若末代皇帝尚在,看到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的無數清宮藏品,會是怎樣心情呢?

“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淒豔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

——余秋雨《道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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