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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全球疫情形勢下 東北地區經濟結構應如何調整?

  意見領袖丨東北亞經濟研究院

  本文作者:周天勇(東北財經大學東北亞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侯啟緣(中共中央黨校國際研究生院研究生)

  摘要:長期以來,我國進行了多輪的東北振興改革,全球疫情的爆發也使得新一輪東北振興的國內外局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東北三省存在著體制性和結構性等問題,相比於全國其他地區,其遭受的衝擊更為嚴重,這對東北經濟改革的整體進程產生了阻礙。但與此同時,也發現了東北地區由於在東北亞穩定的合作夥伴,其外貿合作表現出較強的抗壓能力。綜合國內外局勢,疫後東北地區改革的關鍵在於實現“消費—就業—收入—消費”的良性、可持續的經濟循環和“大中小企業與非正式就業並存”的經濟結構。並應當從提升國際合作層次、扶持中小企業和改變城市發展觀入手。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受到了較大規模的衝擊,我國各區域的經濟發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尤其是我國東北地區由於產業單一和長久以來的結構性、體制性等問題,在疫情中受到的衝擊較大,使得我國新一輪東北振興改革和“一帶一路”東北亞區域的合作背景發生了巨大變動。這對東北地區實現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而言,雖然困難重重,卻也不乏機遇和優勢。

  一、全球疫情對東北經濟的影響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乾意見》的發布代表著新一輪東北振興改革的到來,但四年來,東北經濟增速仍然下行明顯,相對於2017年,僅遼寧提升至5.5%,吉林和黑龍江為3.0%和4.2%,分別下滑2.3和2.2個百分點。此次疫情的發生雖然是對東北經濟的重創,但同時也具有診斷和警示作用,為東北地區的經濟改革提供了參考。

  1.與全國相比,東北經濟受衝擊情況更為嚴峻

  疫後,東北三省無論是整體產值還是工業產值,增速下行幅度均高於全國大多數區域。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對我國2020年第一季度各省(直轄市)經濟增速進行對比,除湖北以外,黑龍江、遼寧和吉林的下滑幅度分別位列第2、3和7位,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分別為-9.5%、-8.3%和-6.6%;而在工業產值方面,2020年3月,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省的工業增加值累計增長分別為-8.6%、-8.5%和-12.2%,其跌幅分別位於第11、12和5位;另外,東北三省的企業盈利情況也不容樂觀,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分別為-36.8%、-45.2%和-58.8%,均低於全國平均水準的-36.7%。

  東北地區的復工和疫後經濟恢復情況與全國規律相悖。根據全國的數據情況,疫後規上企業復工情況較好,受到的衝擊也相對較少。而中小企業由於經濟基礎薄弱、流動資金小、融資渠道少等問題,其復工複產和疫後運營都面臨更大的困難。從工信部公布的復工率來看,截至4月15日,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復工率已達99%,而全國中小企業復工率僅為84%,相差了15%。東北地區中小企業較少,主要為大型工業企業,若按照全國規律來看,其復工和經濟恢復情況應當較快,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根據2020年4月數據,黑龍江、吉林和遼寧的工業增加值分別同比增長2.9%、4.3%和2.1%,僅吉林高於全國平均水準3.9%,由此可見,4月份東北三省的工業產值恢復情況並不理想。

  2.東北經濟體制改革或將因疫情受到滯阻

  疫情的衝擊使得中小企業和人才更傾向於往營商環境好的區域流動,而這恰恰是東北地區需要著力改革的部分。疫情發生後,對於中小企業和創業者的衝擊較大,許多中小企業發展環境較好的地區也率先采取了穩定和幫扶措施,如蘇州率先頒布了《蘇州市人民政府關於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業共渡難關的十條政策意見》,而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區的其他城市也相繼頒布了中小企業幫扶措施。從這一層面來看,疫情的發生是對城市營商環境和政府政策救濟能力的診斷,通過此次檢驗,中小企業和人才自然更傾向於入駐經濟發展環境好和政府救濟能力強的地區。而我國東北地區尚處於產業轉型和營商環境改革的攻堅階段,與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相比,在應對疫情的經濟政策反應方面差異明顯。疫情的診斷效應或將導致東北地區為數不多的中小企業和人才向經濟發展環境優越的區域流出,從而對東北經濟活力的提升造成不利影響。

  防控疫情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和居民收入下降,將造成東北地區體制改革的滯後。東北經濟體制改革並非“小打小鬧”,而是涉及到經濟體制的深層次問題,即使沒有疫情發生也需要地方政府給予政策和財政上的支持來度過經濟改革的陣痛;同時也需要培育地區居民的消費增長點,才能形成健康有序的新型經濟業態。然而,疫情的發生一方面,消耗了當地政府大量的財政資金;另一方面,居民消費也出現了大幅的萎縮,2020年第一季度,黑吉遼三省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5020、3941、3952元,同比下滑14.6%、8.6%和9.2%,這都將造成東北地區經濟改革的推動力不足。

  二、東北亞格局的疫後變化與我國東北的對外合作機遇

  相比於整體經濟增速和工業產值的下滑,我國東北地區的對外貿易疫後恢復較快。根據中國地區貿易數據庫顯示,截至2020年4月,黑吉遼三省的進出口總值分別比去年同期累計增長-4.4%、2.3%和-5.3%,高於全國平均水準-7.6%,也遠高於依托歐美國家貿易的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大省——浙江、江蘇和廣東的-9%、-7.6%和-13%的水準。究其原因,東北地區的對外貿易夥伴較為固定,主要集中在東北亞國家,而疫後東北亞格局的變化為東北地區的對外合作提供了機遇。

  疫情發生使得東北亞地區的政治局勢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美國對東北亞地區乾預的脫離,美國國內疫情的迅速惡化、“黑人受虐致死”所引發的國內暴亂以及中美關係的惡化都使得美國短期內無暇顧及對東北亞局勢的乾預;其次,疫情的發生使得各國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迫切需要解決的共同問題——疫情防控和經濟復甦中,而政治成見和軍事爭執被暫時擱置。

  共同抗疫和本身產業的同質性將提升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層次。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的有序推進和東北亞多國產業合作園區的建設,中日韓俄蒙等國由於其產業同質性和地緣密切性,已經形成了較為密切和固定的多邊合作格局,合作夥伴的穩定也是我國東北地區外貿衝擊較小的關鍵原因;隨著疫情的發生,東北亞各國將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產生更為深入的認知,各國在應對疫情中的物資互助和價值認同等都將提升東北亞區域合作層次;另外,疫後經濟恢復將是各國亟需解決的難題。歷史合作基礎、抗疫互助認同和經濟復甦現實將共同構築東北亞地區的多邊密切合作形態,為我國東北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提供了重要機遇。

  三、東北地區經濟結構調整需要面臨更為複雜的局面

  全球性疫情的蔓延使我國東北地區的國內外形勢都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既有挑戰也有機遇。在各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中,重工業地區的產業衰落與轉型問題都是十分棘手的,尤其是我國東北地區早期發展中長期存在著單一的指令性經濟模式,使得其經濟轉型同時面臨著更為複雜的局面和問題。

  東北地區長期以來的指令性發展模式忽視了市場能力培育。對於東北經濟體制改革,許多學者提倡借鑒國外經驗,引入生產性服務業、推動產業融合以及鼓勵科技創新等[1]。但這往往忽視了我國東北地區的工業與發達國家在發展歷程和經濟體制上存在的差異。根據國際經驗,能夠順利實現經濟轉型的地區和城市的特徵往往是——即使在早期的重工業發展階段,其市場經濟也是十分完善和發達的,包括投融資制度、要素自由流動等,且政府對產業發展的乾預較少。而我國東北地區在面臨區域產業轉型的同時,還需要同步解決現有體制對新經濟業態發展的阻礙問題,若後者無法解決,則要素阻滯、融資困難,新業態所需要的人才、資本、技術和中小企業等無法進入或產生,產業轉型的目標將難以實現。

  疫後東北地區經濟轉型需同期解決多個層面的問題,其中包括:全國整體的老齡化趨勢和地區性的人口外流所引致的消費能力不足;大企業的勞動替代趨勢與缺乏承接替代勞動力的中小企業的矛盾;營商環境惡化導致中小企業和人才的遷移與流失;財政壓力日益增大,難以持續支持經濟改革;產業間的梗阻和行政乾預致使產業融合與對接不順;在對外貿易的區域價值鏈中位置難以上升等。而東北振興的難點在於要同步面對並解決同期存在的上述一系列問題,並非“一通百通”,而是需要“多管齊下”,這也是多輪東北振興舉步維艱和東北經濟脆弱性的原因所在。

  四、東北經濟結構調整及改革建議

  疫後東北地區應當抓住機遇,主要從對外開放和內部改革兩方面著手,減少行政乾預,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打通要素在國內外、區域內以及城鄉間的自由流動渠道,通過多方面的改革形成穩定、可持續的經濟結構是解決東北問題的核心要義。

  以東北亞各國共抗疫情和經濟複興為契機,推進高層次的區域性國際合作。短期來看,利用我國的疫情防控優勢,通過防疫物資的生產,拓寬貿易渠道,加深東北亞區域合作;從中期和東北亞整體來看,東北亞國家疫情發生較早,防控較為及時,並且在工業等領域的發展水準較高,若能夠在疫後的經濟合作中提早布局,將對提升東北亞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整體地位意義重大;從長期看,東北地區應當充分利用東北亞各國穩定的多邊合作結構,強化貿易夥伴關係,通過與日本、韓國和俄羅斯等工業強國的合作中,拓寬並完善產業鏈條、學習技術和先進經驗,發揮後發優勢,提升工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

  在疫後政策救濟中,應精準施策,積極支持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區域經濟生態不僅需要大工廠和大企業的支撐,同時也需要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以提升經濟活力。疫情的發生使我們更為清醒地認識到,中小企業在創造就業、提升經濟穩定性中的價值。東北地區應當以疫情中各行業的中小企業大洗牌為契機,布局吸引外來中小微企業的產業園區,同時,制定更有力度的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優惠和救濟政策。

  對於收縮型城市應當改變城市增長和擴張的發展觀,走精明收縮和現代農業的城市發展道路。由於產業轉移和資源衰竭,東北地區許多城市人口流失較為嚴重,如鶴崗、鞍山、營口等,這類城市的發展和規劃應當改變傳統的城市擴張發展觀,減少城市建設用地開發,做精做細城市特色產業,同時,保留耕地並通過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實現規模化、機械化和現代化農業生產。這一方面能夠發揮東北地區的城市特色;同時,現代農業將大幅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其發展也將有利於應對我國疫後可能出現的較長時期的糧食進口衝擊問題。

  總的來說,東北振興道阻且長,全球性疫情的發生雖然對區域經濟造成了較大的衝擊,但也有效檢驗了經濟發展中的短板和不足,尤其是應對不確定性風險時的抗壓性成為衡量經濟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從某種程度上說,也為東北地區的改革進一步明確了方向,即東北振興的關鍵是能夠形成良性、可持續的“消費—就業—收入—消費”經濟循環和“大中小企業和非正式就業並存”的經濟結構。這兩大目標的實現需要多管齊下:以外貿為突破點,對外有效銜接東北亞段的“一帶一路”多邊合作;對內改善營商環境,尤其是著力布局優勢政策吸引中小企業入駐;同時,在具體城市規劃中,采取精明收縮策略,保護耕地,助力現代農業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亞經濟研究院是東北財經大學匯聚校內外優勢資源創建為服務國家面向東北亞需求的高端新型智庫、高端學術交流平台和研究人才的培養基地,將為建言獻策、服務社會提供更加有力的組織、資源和機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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