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制度向後期轉變：成化朝的政局

作者/趙希夷

編者/陳露

明憲宗成化帝一朝，雖然看似平庸沉寂，其實卻正是明前期制度向明後期轉變的一個關鍵階段。這種轉變從土木堡之敗後景泰帝上台開始，到成化時已經初見效果，並且逐漸制度化。成化帝雖然平庸，也不乏弊政，但沒有從朱元璋到朱祁鎮的那股陰狠之氣，對社會未必是壞事。

中國的政治制度經過無數次的演化，對於處理皇權與相權、中央與地方的權利分配已經得心應手，在宋朝時，中國的政治制度趨於完善。

“王與士大夫共天下”的理念得到深入的貫徹，由於宰相是從天下精英裡面層層篩選的，君王卻是世襲的，每個王朝在延續的過程中，皇帝的素質不如宰相這是必然，宋朝在給予士大夫寬鬆的政治環境下，也通過“經筵”，讓君王不斷的學習，提高自己的素質。

“經筵”在宋朝不僅僅是君王學習的場所，也是朝臣將執政理念灌輸給君王的過程，王安石與司馬光就曾經先後擔任經筵主講官，就變法與否展開討論。宋朝的皇帝素質普遍高於明朝，在學習的過程中，還能反施影響於朝臣。

洪武帝建立明朝後，將宰相制度廢掉，他自己自虐式的勤政沒問題，自己的子孫就不能保證了。即便是被明史專家交口稱讚的宣德帝，還經常乾出一些荒唐的事情，比如他喜歡程宗的才學，想讓他進宮教女官，但宮廷禁闈，男子不得入內，宣德就騙他喝下麻藥，再行閹割，等程宗醒來，已經成了宦官。

似這種嬉皮士的作風，體現在有明一朝大多數皇帝身上。所以，宋朝皇帝素質高尚且需要“經筵”，對於素質比較低的明朝皇帝，“經筵”的傳統保持既有必要，也是必需。

成化帝初登帝位，也有李賢、陳文、彭時充任經筵的主講，而後還有商輅等人，成化開始的幾次經筵，讓李賢看到了新君的天氣，其實一天的經筵下來，讓成化內心是非常抗拒的，流程麻煩，而且自始至終得保持正襟危坐的嚴肅。

不過日後，他不需要為這個事情犯難了，因為日後沒完沒了的朝政，讓他根本無暇顧及。倘若他有宋朝皇帝的素質，或許會在日理萬機之餘，將“經筵”當做一種休閑解壓的方式。

錚錚翰林

1

成化二年，此時“恍若明君”的皇帝在批閱奏疏，發現了一個署名翰林院修撰羅倫的本子。對於羅倫，成化是有印象的，羅倫家貧好學，樵牧挾書，誦讀不輟。十四歲即授徒於鄉，以資養親。

成化二年會試，對策萬言，指切時弊，大學士李賢讀卷後，擢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名震京都。羅倫的名言：“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以上可以看出，羅倫才華橫溢，更難得得是人品高潔，自我約束力很強。

羅倫剛中狀元三個月就上疏，內容是彈劾大學士李賢“扶植綱常疏”，內容是抨擊李賢沒有按朝廷規定，為父親守孝三年。而李賢的奪情起複是建立在成化帝不允許他守孝，多次催促的情況下的：“朕賴卿輔導，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

羅倫開篇就講：“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複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複大事，綱常風化系焉，不可不慎。”對於這種直奔主題的策論文，成化覺得正常。

但羅倫在後面把當初廷試成化帝出的題目搬了出來：“曩陛下製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

然後舉孔子對子夏關於守製、起複的例子，論證李賢奪情起複不符合聖賢教誨。最讓成化不快、李賢難堪的是以下的文字：

“ 

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眾賢群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

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複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乾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複之也。

”

羅倫的奏疏無懈可擊，今人看來或許有點書呆子氣，將理想和現實等同起來。事實上，羅倫遭貶後，在福建市舶司任上乾得有聲有色，在日後的仕途中建樹頗多。

故其在奏折中，只是表達了自己的理想。即希望君王是有道明君，大臣是治世能臣，而且，羅倫能高中狀元，也是李賢的讀卷，說來也算有師生之誼。羅倫進入翰林，既是李賢的同僚，還是李賢的下屬，既然有這樣的關係，他還上疏，絕對是出於對朝廷的赤誠。

成化年輕氣盛，自然怒不可遏，將羅倫貶到外地，這時候如果李賢可以上疏為羅倫說話，這其實是最完美的結果，既成全了皇帝的聖明，首輔的無私還鼓勵了新進官員的積極性，誰知，李賢的上疏卻是反覆強調自己能力不足招致非議，這就有點小家子氣了，他的做法無疑是堅定成化貶斥羅倫的決心。

吏部尚書王翱勸誡李賢應該效仿文彥博的做法，李賢回了一句：“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也。”文彥博賣弄恩情，把怨氣轉移到了朝廷上，我李賢才不效仿，我絕不給朝廷添麻煩。

李賢既然能拔擢羅倫為狀元，證明他對羅倫個人無太多看法，應該是出於對江西籍官員的固有成見，也反映了北方籍官員和南方籍官員存在的隔閡。李賢把對江西商人的厭惡連帶到對江西籍官員的不滿，此時的內閣除他之外，陳文、彭時都是江西人，而陳文在入閣的時候還遭到了李賢的刁難，多虧王翱在當中斡旋。

李賢認為，羅倫也是江西人，肯定是受了老鄉彭時、陳文的授意，而陳文為了搞好同事關係，在貶斥羅倫的事情上站到了李賢這邊。羅倫被貶，李賢也不如後世的張居正乾綱獨斷，朝野也就不再置喙，可是毫無疑問，輿論是同情羅倫的。

成化知道李賢不喜歡江西人，派羅倫去福建和外夷打交道。李賢在這件事情上，估計受到了不小的影響，不久就過世了。

新入閣的狀元商輅以及劉定之奏請將羅倫召回京城，再加上羅倫確實很爭氣，政績無可挑剔，成化就應允了。這樣一來，朝廷上下更加認為李賢妒賢嫉能，心胸狹隘，不然為什麽李賢一死，羅倫就回到翰林院，仍任翰林院修撰。

 翰林院舊址

成化三年，也就離羅倫上疏不到一年的時間，這一年的元宵節，內閣讓翰林院學士吳節進奉賀詞，增加氣氛，成化也想借此機會向兩宮太后表示孝心。過元宵節，不止是皇家，也是民間的傳統。不知是不是從羅倫的事件中找到了靈感，吳節等人竟然從節儉的角度勸說成化不要鋪張浪費。尤其是曾取得會試第一名的章懋的奏疏：

“ 

頃諭臣等撰鼇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懷，或以兩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為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為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禦製《翰林箴》有曰‘啟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為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台？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資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

”

成化認為“朕今視舊減省，止存其概，以奉兩宮聖母，豈至妨政害民”，就讓錦衣衛把上疏的幾個人打了一頓板子，再貶到外地。

內閣的商輅等人，見這次進諫沒有針對內閣，也就照例勸解，成化畢竟年輕，情緒來去都快，幾人還在半道上，就被追回來了。成化固然缺乏一種英主的氣質，但也絕非暴君，這些文臣的名節能夠成全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真正在這幾件事情上，讓他感到頭疼的就是那群科道官員，即言官。

骨鯁言官

2

成化在處理羅倫等人的時候，感到了言官力量的不可忽視。所謂言官，在明朝是指那些負有“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的十三道監察禦史，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　的六科給事中。

洪武帝起自草莽，自然了解朝廷政策到了下面容易走樣，需要人糾察，而且他還需要保持官僚之間不斷扯皮的狀態，以維持自己的獨尊地位，所以在洪武帝“上下相維、大小相製”的指導思想下，明朝的監察系統成為了它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

監察禦史職位僅為正七品，但是監察權非常廣泛，官員的貪汙瀆職、結黨營私、作威作福連皇帝的某些違背祖訓的行為也在監察之列，而且他們上疏不必關白自己的上司都禦史。

而六科給事中，是對應六部的，但“主德闕違、朝政得失、百官賢佞”都可發表意見。六科給事中參加九卿會議及廷議，還可以發表對國是的意見。

成化踐祚初期，也出於萬象一新的考慮，鼓勵並嘉獎言官上疏言事。但後來發現，最讓人頭疼的就是這些言官，言官時而一人，時而幾人，時而團體聯名上疏，鋪天蓋地，使被彈劾者進退失據，有時就連皇帝本人也尷尬不已。

成化一朝，賢明如李賢、彭時、商輅，封疆大吏如項忠、白圭，武將如朱永、趙輔均遭受過彈劾，其中最耐劾的是日後被稱為“劉棉花”的大學士劉吉。成化對於這些，還不太在意，但言官卻連他的隱私也不放過，這就讓他憤怒不已。

成化廢後，涉及到與萬貴妃的不倫之戀，這本是一樁不太光彩的事情。成化將廢後高諭天下，實在是不得已的“例行公事”，卻惹出了大麻煩。南京刑科以王徽為首的五位禦史聯名上奏，彈劾牛玉欺上瞞下，禮部不作為，最後直指李賢“坐視成敗、不發一言、黨惡欺君”，最後不忘表一下決心“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

言官形象

成化對於這種借題發揮，非常氣惱，又抓不住把柄，只得定了“妄言邀譽”的罪名，打算交刑部治罪。誰知，言官們集體行動起來，不就成化定罪是否合理下手，而是就上疏的合法性展開討論。意思就是說，言官上疏本就是職責所在，更何況人家的奏疏中也不無道理，皇帝這樣做，日後誰敢進諫，朝政又會成為什麽樣子？

成化覺得事情果然棘手，但是也不願意就此罷休。雖然皇帝不是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可畢竟是皇帝，就把王徽等人調到偏遠省份做官，但這幾人毫無疑問，名聲大噪。

成化雖然平庸，但也不白癡，在接下類與言官的鬥爭中，他慢慢總結出一條經驗：如果言官奏疏本身沒問題，那就從上疏的程式上挑毛病。在日後也越發得心應手。

成化四年九月，禦史胡深等人因天象出現彗星，彈劾大學士商輅等人，成化覺得是沒事找事，求全責備。按慣例，言官的奏疏，或當廷宣讀，或實封進呈，但胡深幾人的奏疏卻直接送到禦前，成化下詔：“朝廷進退大臣，自有禮體，爾等不循規矩，紊亂朝儀。”商輅倒是看得開，還為幾人說話，成化卻不依不饒，仍然打了幾人二十板子。

戶科給事中李森，彈劾周太后的二弟周彧侵佔百姓良田，成化不好意思追究，但李森後來上疏成化無子皆因專寵萬貴妃，戳到了成化帝的怒點。成化帝不動聲色將他外放為河南懷慶通判。走了李森，還有更加硬骨頭的毛弘和丘弘。

毛弘進諫大義凜然，偏偏一嘴浙江方言，成化恨他多管閑事，但每次又被他搞得發笑，毛弘抨擊成化袒護收受賄賂的欽天監正谷濱，殺人理應當斬的正一真人張元吉；丘弘彈劾外戚、僧道侵佔民田，宦官進線、獻淫巧玩物。

丘弘甚至質問皇帝，京師災荒，為何遊方僧人吃的白白胖胖？成化真正領教毛弘的還是後面兩件事情：一是商輅的上疏：

“ 

皇上嗣位以來，詔旨丁寧，凡政事得失，民情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此誠帝王之用心。太平之治，其機端在此，伏望自今以後凡遇進言之人，乞賜優容。所言可用即為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

”

商輅要求將成化以來因進言得罪的官員恢復職務，成化再一次從言語中耍花招，自成化元年以來的，如羅倫等人得以召還京師，但在天順八年遭罪的王徽等人不予赦免。

毛弘看出來這裡面的文章，就上疏要求將時間設定在成化即位以後，成化堅持意見；二是距離前一個事件不滿一年，成化為了生母周太后的願望，將錢太后與明英宗分葬，毛弘不僅進言，還帶頭在文華門痛哭，再加上內閣的支持，成化母子最後讓步。所幸的是，毛弘與丘弘嚴於律己，也遵守規矩，兩人在成化一朝也沒被外放遭貶。

成化二十一年正與初一，成化與皇太子接受了外國使臣的朝賀。但是傍晚，發生了奇異的天象，雷聲不斷，正西方不斷巨響，有可能是地震。成化君臣一陣恐慌，趁著正月初三，宣德皇帝的忌辰，祭陵的同時，敕諭文武百官：

“ 

我兒已讀《禮記》、《尚書》、《論語》，過目不忘。他再三朗讀‘賢賢易色’，我問為何如此，他說自己特別喜歡這句話，可見他的聰慧出自天性啊。

”

成化在詔書中雖然鼓勵朝臣上疏，恐怕本意是要求朝臣修身自省，誰知道引火燒身。再加上當時的內閣今非昔比，“萬歲閣老”萬安才德都不足以服眾，所以在吏科給事中李俊和禦史汪奎的帶領下上疏，措辭激烈。

成化在詔書中是主動讓朝臣進諫的，也不好說什麽，但把上疏的六十多位官員的名字寫在屏風上，一個一個來慢慢收拾。

成化首先斥退了幾位佞臣，算是緩衝，接下來調李俊為布政使參議，明升暗降。（當時，明朝已經設定巡撫，布政使已經是一省的部門衙門了）。汪奎在當值的時候，有朝臣失儀，沒能及時上奏，被成化抓住把柄，施以廷杖，外放為通判，還連累了他的侄子汪舜民。叔叔受到廷杖，侄子攙扶回家，本無不妥，成化卻在汪舜民巡按甘肅的時候，借故將他貶去雲南蒙化衛。

成化二年的進士陸容非常自豪得歷數自己的同科：羅倫彈劾李賢、章懋倡導節儉、陸淵認為陳文不應得諡號“莊靖”、強珍彈劾汪直。

不排除言官中，有沽名釣譽之輩，比如禦史康永韶，在做禦史時，直言獲罪，貶為知縣，由於他懂天文，成化將他召回，做了欽天監正，從此以後就迎合取寵了。

陝西因旱災餓殍遍野，康永韶卻說這是應了前文中的災變，是國家無疆之福。成化非常歡喜，擢拔為禮部右侍郎。但大多數言官除了偏頗尖刻外，所論基本屬實，而且振奮向上，講究氣節。所以明史作者客觀評價：

“ 

禦史為朝廷耳目，而給事中典章奏，得爭是非於廷陛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為美談。顧其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效搏噬於權璫，如末季所為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名。然論國事而至於愛名，則將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於匡弼之道或者其未善乎。

”

而成化自任用萬安等人後，朝廷烏煙瘴氣，若不是這群言官的約束，朝政將會更加不堪。

內任授官

3

言官在彈劾的官員中，固然有名氣大、職權重的，但也有很多是皇帝的“小臣”。成化帝即位時，明朝立國已近百年。經過太祖、太宗的長期經營，以及洪熙、宣德、正統時的政策調整，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政治體制和管理模式。

朝廷官員的詮選也必然正規化，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成為常規方式，皇帝本人也通過太監“傳奉聖旨”的形式直接任命官員，這類官員被稱為“傳奉官。”

明代宮廷

按照成化時期閣臣尹直的解釋，即：

“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寶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署郎、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

”

尹直指明了“傳奉官”的一項重要特徵，即官員升授“不由內閣、吏部”。也就是說，這些官員在被任命的過程中，並未經過內閣與吏部的擬議、送審等常態化人事任免程式，而是直接由皇帝下旨授官。

“傳奉官”的另一項重要特徵就是皇帝任命官員並不面諭、口授聖旨，而是由宦官“傳奉聖旨”，公布所任命官員的名單。

成化首次任命“傳奉官”是在即位的第二十六天：升工匠姚旺為文思院副使。工匠授官在永樂、正統是有先例的，對於授官違背了詮選的程式，群臣也沒有太多關注。

八天之後，再次由宦官“傳旨”，為太醫院禦醫施安、醫士黃?等十一人升官加俸。由於太醫院專業性強，很多人在英宗病重期間出了力，所以雖然一次傳升多人，當時也無人在意。

但接下來的一次傳升開始引起人們的疑惑。

成化元年七月，太監傅恭“傳奉聖旨”，升文思院副使李景華、陳敩、任傑三人為中書舍人、禦用監書辦。

李景華三人本是文思院副使屬“雜職”，為技術匠官，中書舍人是“清要”，為文學侍臣，二者之間不啻天壤。如由吏部銓選，這種事情便斷難發生。

此後成化帝大量授予傳奉官給各色閑雜人等，在成化二十一年初因星變而引起的對傳奉官的清除中，被清除的文職和武職傳奉官只有５６２人，連同匠官共５９７人。成化二十二年，見於記載的傳升有４３例、６５０人。

從以上事跡不難看出，成化任命“傳奉官”數量之多。這裡面有以下幾類：工匠；醫官；僧官道官；藏僧；江湖術士、有一技之長的儒士、畫師、戲子、作家；宦官、外戚、功臣的子弟供職的錦衣衛官員以及在職或者罷免的文武官員，還包括得到成化欣賞的地痞惡少。

傳奉官中有不少具有一技之長，但更多的是三教九流旁門左道。即使是具有真才實學，也是為皇帝本人服務，很少關心國計民生，倒是會導致揮霍財富，國庫空虛。而傳奉官的濫觴，必然會對科舉取士、吏部詮選造成影響，“唯名與器，不可輕授，”隨意授官，造成了朝廷名器的含金量下降。

更為嚴重的是，成化十五年，李孜省被傳升為太常寺丞，並許密封言事後，傳奉官開始了參與朝政。沈德符有言：“傳奉官莫盛於成化年，蓋李孜省為之。”李孜省與宦官互為表裡，以奇巧淫技蠱惑皇帝，使得皇帝怠政，不再上朝。那麽朝臣對於傳奉官的批評由李孜省開始也就不足為奇了。

成化在傳升官員的時候，也會耍手腕。比如《續資治通鑒綱目》修成以後，他給萬安、劉吉晉升的同時，優先給商輅晉升。這樣好堵住言官的悠悠之口。

影視作品中的李孜省

這次，給李孜省傳升，也使用了同樣的手段，沒想到這道詔令剛下到吏部，監察禦史楊守隨就上疏了，這道奏疏寫的無懈可擊，讓成化本人避無可避，“施政必由舊章，用人必先於表行”，“我祖定鼎天下，凡百政事，無不立為定法，垂訓後世”。

這封奏疏打擊面不廣，而且拿出明朝的祖製，再加上給事中李俊甚至揪出李孜省以前在任時貪贓的前科，迫不得已，成化只得將李孜省改為上林苑監丞。不到兩年，李孜省還是做了通政司右通政，開始玩弄權術，排斥異己，連那些專職術士也不得不甘拜下風。他們互為犄角，成化被迷得如癡如醉。到成化十九年，李孜省不出意外得升為了左通政。

成化這樣胡鬧，毫無疑問遭到了以吏科都給事中王瑞和張稷領銜的十三道禦史，一起上疏，王瑞是當初最早攻擊成化專寵萬氏的人之意，成化為此還打過他一頓板子。

王瑞是個硬骨頭，奏疏裡鞭辟入裡，要求裁汰冗官：

“ 

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幸進之路，近始有納粟冠帶之製，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幸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遍及吏胥。武階蔭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逾濫至此，有識寒心。伏睹英廟複辟，景泰幸用者卒皆罷斥。陛下臨禦，天順冒功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

”

更尖銳的張稷的奏疏：“末流賤伎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間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

成化心中想，你說人家末流賤技，你會嗎？所以下詔斥責，並聲明再敢因為此事進諫，“必罪之”。但正在言官準備再次上疏的時候，成化卻又貶李孜省、凌中等四人秩，奪黃謙、錢通等九人官。當眾人拍手稱快的時候，成化又恢復了幾個人的職務。

成化二十一年的正月初一的星變，成化也是一驚，不得不對大臣、言官的奏疏逐一做出批示。吏部尚書尹旻也是一時之選，但多年宦海沉浮，不複往日銳氣，他本人也與某些宦官、方士關係良好，因此他的奏疏波及面不廣，隻涉及傳奉官中那些層次較低的，成化比較滿意，悉數照允。

禮部尚書周洪謨論及僧道問題，成化也沒有怠慢，及時批示。即使讓成化一直以來非常頭疼的汪奎和李俊，成化也耐心的一一處理。

那些宦官、僧道、李孜省等傳奉官包括萬貴妃可能都覺得自己行事太過，也勸成化應允朝臣所請，更加觸動了成化。雖然成化優柔寡斷，言官也知道適可而止，怕要求過度反而激怒成化。在這種情形下，吏部抓住機會，裁汰傳奉官，毫無疑問，李孜省也在其內。

平心而論，成化對於朝臣還算寬容，不像洪武帝那樣用耳目偵探臣子，他所要求的是和臣子互不干涉。成化一旦與飽讀聖賢書的臣子一起就渾身不自在，一旦在宮中與那些傳奉官，聊到藝術就充滿激情，當然了，成化君臣的藝術水準也不能與宋徽宗君臣比。

荒唐的帝王，就會有荒唐的臣子，星象災變給了成化當頭一棒，使他暫時不敢胡鬧。誰知道康永韶借著陝西旱災進言：“今春星變，當有大災。賴陝西等處，民多饑死，足應此變。此誠國家無疆之福，無他慮矣。”

成化大喜，再次拔擢傳奉官，尤其李孜省，升為了禮部右侍郎，李孜省見皇帝罩著自己，就更加肆無忌憚。

往日，李孜省雖然恃寵而驕，但對朝政不敢干涉，這次竟然打擊報復朝中大臣，馬文升、尹旻首當其衝，好在李孜省也有策略，他推薦的大臣也有楊守隨以及弘治朝名臣劉健。這就非常具有迷惑性了，成化以及部分朝臣還覺得李孜省公忠體國。這樣一來，文官在與李孜省的交手中，毫無還手之力。

幸好不久，成化就去世了。文官一個反擊，傳奉官便全線潰敗。李孜省也最後死在獄中。但由於成化朝，傳奉官為禍甚深，文官清除起來自然就不問青紅皂白。其實按照傳奉官的分類，有許多是專業的技術人才，比如匠官、欽天監、醫官，但在文官“犁庭掃穴”下，也未能幸免，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朝臣傾扎

4

成化初登帝位之時，賴李賢為輔。明英宗複位後，曹吉祥、石亨專權，李賢獨力支撐，直到成化即位，由於成化年紀尚輕，所以朝政實際是以李賢為首的內閣運作操持。

李賢是明朝出類拔萃的政治家，但人無完人，李賢在秉政的過程中，威望達到鼎盛後，也不願意讓別的閣臣對自己指手畫腳。早在天順七年，閣臣呂原病死，李賢放著一時之選的陳文不用，推薦了只會舞文弄墨，不擅長治國理政的柯潛。

因為陳文能力卓著，個性也十分突出。陳文後來入閣，在阻止東宮舊臣錢溥的事情上，借著王綸結黨，貶斥錢溥的同時，還牽連了一大幫能臣乾吏。比如在大藤峽用兵的韓雍以及督餉宣府、巡撫兩廣的葉盛。

李賢的做法，客觀上促成了日後明朝內閣的資歷化，天順時的內閣是李賢、彭時、呂原。三人俱是翰林或者部臣入閣。呂原死後，李賢打算讓翰林學士柯潛入閣，卻被老資格的吏部尚書王翱阻止，推薦了陳文，這本就是不得已之舉。

再加上朝野推薦葉盛入閣，如果這樣的局面，那就是三足鼎立，因為三人都是能力與個性突出的人，所以李賢選擇了文章漂亮的劉定之，而不是辦事漂亮的葉盛。李賢的權宜之計被彭時、商輅原則化。接下來的明朝，除了嘉靖朝的楊一清、張璁外，內閣成了翰林內閣，一甲進士和庶吉士機會就是內閣的儲備人選。

李賢興利除弊，盡心竭力輔佐成化，使明朝走上了正規化，徹底走出了土木堡之變引起的變動。但李賢打擊異己、對後輩有能者不愛拔擢也是事實，欠缺一種忠厚長者之風。

成化年紀漸長後，對輔臣也是恩師的李賢，認識也比較清晰了。成化雖然個性不明顯，但不是沒個性。成化九年五月，南京翰林院署院事侍講陳秉中丁憂離任，大學士彭時請命在資歷年長的修撰中選任。出乎意料，成化選擇了遭貶在外的錢溥。

內閣遺址

錢溥本人，受到英宗的嘉許是在奪門之變後，所有人都在想著論功行賞，而他卻想到太后的徽號，不符合禮典。朝野評價錢溥“有順德之舉”，很多程度也因此事。成化任用錢溥的決定才下，科道官員就上疏了，無非是錢溥只會尋章摘句，沒有治國理政之學。

但還有一種聲音，說錢溥是“為權貴所擠”，不言而喻，指的是李賢。成化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比廢後還堅決的態度，不管原因如何，總是表達了對李賢的不滿。

李賢縱然有瑕疵，輿論也有批評，但是以他的威望和才乾，還能保持文官集團的團結與穩定。隨著彭時、商輅等人的相繼過世，萬安、劉珝、劉吉進入內閣，這種局面便無法維持了。

萬安和二劉是同科進士，進翰林院，成為庶吉士。萬安與宦官李永昌的養子李泰交好，還拐彎抹角和萬貴妃成了親戚，所以在成化五年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最早入閣，二劉在稍晚的成化六年也以同樣資歷入閣。

劉珝這人有可取之處，早年就做東宮侍講，口才好，而且劉珝的講課方式屬於諄諄善誘、侃侃而談，成化非常滿意。連內閣的劉定之稱讚他，劉珝不免有點飄飄然。他背後經常指責萬安勾結宦官、諂媚貴妃，好在表面上一團和氣。

劉吉就比較中立了，他的中立是經過認真考慮的，他摸準了劉珝出口成章、還站在道德的高度指責萬安，實際上並無太多經世治國之能，而萬安雖然有一副好皮囊，內心陰謀詭計，花樣迭出。

他斷定，劉珝指定鬥不過萬安，而自己沒有後台，沒有靠山，唯一強的就是年齡，熬死萬安和劉珝，他自己就成了首輔了。所以，他保持中立的時候，不忘在萬安與劉珝之間，踹劉珝一腳。劉珝在內閣中，為人稱道的是，借著經筵的機會，請成化放出彈劾李孜省的禦史林俊，所以被人稱讚“諸善甚多。”

萬安想搞掉劉珝，是從兩件事著手。成化十八年，鬧騰一時的禦馬監太監汪直被成化罷免，群臣趁此機會，要求撤掉西廠。萬安揣摩西廠必定要廢，就邀請劉珝一起上疏，劉珝恰好腦袋短路，沒有署名。

萬安本來此次邀劉珝上疏，其實是為自己壯膽，劉珝沒有署名，卻給了他攻擊的機會。他趁機攻擊劉珝，與汪直的下屬王越有關係，進而與汪直有牽連。

劉珝

成化對這位老師遇事必爭，講究原則的個性深有了解，也比較討厭，本來已經做好被惡心的準備了，誰知道這位老師竟然沒有上疏，而且劉珝與王越關係好也是不爭的事實，成化也開始了狐疑。更巧的是，成化愛聽戲，經常把民間的曲子弄到宮廷演奏，不曾想有一次唱的《劉公子曲》，主角竟然是劉珝的寶貝兒子，劉茲。

劉茲好喝花酒是事實，這首曲子肯定也有添油加醋的成分。成化見過劉珝的小兒子劉允，年方八歲，聰明異常，對成化的問題對答如流，成化一喜之下，直接授予中書舍人的官職，當時，還是日後的名臣楊一清拉著他入宮的，劉允日後也成了大學問家，沒想到，劉珝還有個這麽不爭氣的兒子。

成化召萬安、劉吉入宮，卻把劉珝阻攔下來。成化命令太監把一首匿名密封的劄子交給萬安二人，劄子的內容是劉珝生活作風有問題，貪財嗜酒好色，對兒子外面作為不加約束，還收受王越賄賂，成化言劉珝“必壞大事”。

明朝是禁止匿名告發的，而且還有司法程式，被告發人與告發人見面，當庭對質。成化讓萬安二人告訴劉珝，這份詔書明天就要被公布，劉珝大驚，萬安二人給劉珝出了主意，不如直接致仕。就這樣，劉珝稀裡糊塗得退休了，好在人緣不錯，成化也不忘師恩，給了老師不少優待。

這件事情，非常蹊蹺，成化以違法的手段，做了不法的事情，而萬安等人在看到告密的劄子後是“佯做驚狀”，說明即便不是萬安布局，也脫不了乾系。成化也覺得老師礙手礙腳，默許了萬安的做法。

洪武帝廢掉宰相制度後，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相應的職權也更重，由於吏部、兵部主管文武百官的遴選考核，所以也是是非之地。

洪武帝立國之後，還帶著對江浙這些地方人的偏見，因為這些地方以前是張士誠的勢力範圍。洪武帝在選取官員的時候，也帶著這種情緒，扶植北人，抑製南人。永樂靖難，遷都北京，也是北方官員對南方官員的一次絕對勝利。明英宗也用北人王振鉗製南人楊士奇、楊榮、楊溥，英宗執意北征瓦剌，恐怕也與他想壓製內閣，壓製南人的思想有關。

這一點在複辟後，他任用北人李賢、王翱搭建班底可見一斑，他公開宣稱：“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後來彭時被英宗欽點為狀元，他也成了南人的標杆，英宗一面讓李賢在庶吉士盡用北人，又說南人必須要成為彭時那樣的，才可以。

對於這種榮耀，彭時是很尷尬的，“南士出吾上者不少，何必盡抑之？”這種因南北方語言、經濟、地理的不同而形成的偏見一直貫徹在明初的官場，但奇葩的是，成化雖然不如祖輩聖明，卻也沒有繼承這種偏見，反而因為能工巧匠、才子文人多來自南方而不自覺充當起了南人的代理人。這可以從李秉的處境管中窺豹。

李秉算是成化自己一手提拔的人才，他自己也很爭氣，李秉於明英宗正統元年舉進士，授延平推官。因嚴懲不法豪強，聞名朝廷，召入都察院理刑，繼改任戶部主事。

在協助戶部侍郎劉璉督餉宣府時，揭發劉璉侵貪，遂升為右僉都禦史，代劉璉督餉。景泰三年，受命兼理宣府巡撫，並提督軍務。在邊塞時釐法革弊政，所奏百餘章，皆得旨允行。

明憲宗繼位後，歷官右副都禦史、巡撫宣府、左都禦史、宣大總督。成化三年，與武靖伯趙輔五道出師，大破女真諸部，以功加太子少保，同年任吏部尚書。

因為年屆八十的老尚書王翱致仕，李秉才受到拔擢。當時的吏部是北人班底，除了王翱，還有崔恭和尹旻。崔恭和李秉同科進士，僅比李賢晚一屆，比彭時還早。李秉日後多在地方，崔恭仕途較順，在天順年間就是吏部左侍郎了。

二人同時督餉江南，李秉繁崔恭簡，崔恭略勝一籌。早在王翱還在吏部，由於年事已高，實際是崔恭主事，王翱對他也比較器重。此次王翱致仕，按理是崔恭遞補，誰知道李秉橫插進來，他肯定有情緒。至於尹旻，他資歷比二人晚太多，雖然之前官位在李秉之上，但他曾求學於李秉，所以他沒有多少不滿。

李秉也是北方人，初到吏部，對兩位吏部老人，非常尊重，遇事就會詢問他們的意見，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有謠言“吏部權悉在侍郎”，李秉沒有處置得當，反而把情緒帶到政務上，對於崔恭、尹旻的建議，他或置之不理，或反其道而行。時間一長，李秉與崔恭矛盾激化，尹旻也有所不滿。

李秉既然是成化親自提拔，再加上為人正直，自然希望在朝政上有所作為，報答成化的知遇之恩。他銳意澄清吏治，原有八千餘名監生等候選任，李秉分別對他們進行了嚴格考核，罷黜庸劣不肖者數百人。

當年大計天下官吏，李秉又打破情面，降罷多人。這裡面許多人是執政要員的鄉黨門生。李秉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崔恭聯合彭時的弟弟彭華等人乘機煽動，整個京師沸沸揚揚，成化帝也不堪其擾。

其實，在王翱致仕時，崔恭固然有遞補的想法，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彭時和商輅也有自己的屬意人選。彭時是江西吉安人，他想讓自己的同鄉大理寺卿王概繼任，商輅是浙江淳安人，他推薦同鄉人禮部尚書姚夔。

既然官場上充滿南北斗爭，所以，李秉第一步應該取得崔恭、尹旻的支持，在澄清吏治的過程中，穩扎穩打，他是成化親自提拔，商輅、彭時又能如何？偏偏李秉的作為，讓自己後院起火，腹背受敵。

成化五年，蕭彥莊在彭華、王概的唆使下，上疏彈劾李秉，羅列了十三條罪狀。成化逐漸疏遠了李秉，讓三法司會審，崔恭、尹旻落井下石，李秉本人也對澄清吏治失去了信心，他很坦然，沒有上表辯解，讓人轉告彭時：“為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命。第勿令入獄，入則秉必不出，恐傷國體。”

當時，天下舉人正於京師會試，聽說李秉被奸人彈劾，都十分氣憤。他們說：“李公天下正人，誰人不知？如果朝廷逮捕李公，我們願罷試以贖李公之罪！”幾乎鬧成公車上書。

成化為平息眾怨，加上李秉自己認罪，於是削去李秉太子太保之銜，令他以吏部尚書之職致仕。北方籍官員群起攻擊彭時排擠李秉，彭時只好稱病不出。

強勢的李秉被排擠走了，崔恭終於得到了煞費苦心的吏部尚書，但五個月後，母親過世而丁憂，吏部尚書被姚夔所得，姚夔病逝，也沒有輪到王概，而是尹旻。尹旻也被李孜省等人構陷而去。

其實參與構陷李秉的人，多為有為之士。彭時、商輅且不說。崔恭無論在中央還是地方，都是恪盡職守，政績卓著。姚夔在禮部、吏部尚書的任上，“舉賢不避親，留意人才”，他得到評價“才氣巨集遠，表裡洞達，朝議未定者，夔一言立決。”

尹旻在吏部尚書十三年的任上，善於斡旋，賢愚皆悅。即便是王概，他最後官至兵部尚書，也以熟於刑名、善於斷案為人稱道。

如此眾多的人才，卻因為地域、派系互相內訌，自然不是國家之福。而這種現象的源頭恐怕也是成化不問政事、垂衣拱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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