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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報國學班之前,不妨花5分鐘了解下國學是什麽

“國學”是個很有意思的概念。

它既是一個古已有之的國產詞,也是一個近代才引入的舶來詞。

說它古已有之,是因為這個詞,至晚可以追溯到《周禮》中的“掌國學之政”,此後又屢見於各種典籍史冊。

比如《文獻通考》裡說“(唐)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幸國學”;《明史.選舉志》裡說“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

這些典籍史冊中的“國學”,所指乃是朝廷控制下的教育制度及其相應機構,其中以清代的《欽定國子監志》說得最為明白:

“國學者,天子之學也。

與“最高官學機構”同義的“國學”一詞,隻活躍到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後,它成了一個埋入塵埃的“歷史性概念”。

之後出現的那個今人耳熟能詳、以“本國古代典籍和傳統文化”為內涵的“國學”概念,是從日本舶來的。

如歷史學者薑義華所言:

“我實在孤陋寡聞,不知何謂美國‘國學’、英國‘國學’、法國‘國學’、俄國‘國學’。日本倒是有過所謂‘國學’,‘國學’這一詞匯其實亦發源於日本。”(薑義華,《不應漠視“國學”概念的非科學性》,《光明日報》2010年11月15日。)

在日本,“國學”的發展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江戶時代,“國學”作為儒學與佛學的對立面而存在。代表人物是江戶時代的“國學四大名人”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與平田篤胤,他們致力於整理日本古典文獻,重構日本古代的歷史、文化與制度,將之統合在“國學”概念之下,以對抗外來的儒學與佛學。

第二個階段是明治時代,“國學”作為西學的對立面而存在。代表人物是志賀重昂、三宅雪嶺、井上丹了、小中村義象、芳賀矢一等人。他們號召保存國粹,強調日本人有自己獨特的“國民性”,以對抗當時的“歐化”風潮。

無論是江戶時代、還是明治時代,日本“國學”的這種對抗,始終帶有頗為明顯的排外色彩。比如,本居宣長主張學好漢文,理由是只有這樣才能讀懂“唐國之書”,才能“善悟彼國種種惡事,更堅固大和魂”。再如,芳賀矢一認為,“西洋社會的部門是個人,因此他們的國家是由個人組織起來的。但在我們這裡,國家是家的集合”,所以日本民族與西洋民族是不一樣的。

大概在1902年前後,日本的“國學”一詞開始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這一年,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古城貞吉勸他若辦西學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梁啟超在日本謀劃創辦《國學報》,黃遵憲則建議他先寫一部《國學史》。

1905年,鄧實、黃節、劉師培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國學保存會”,並創辦機關刊物《國粹學報》。在“國粹學報序”中,鄧實公開承認,自己所使用的“國粹”一詞,實乃“日本之名辭也”;自己拿來用,“其名辭已非國粹也”,已算不得中國固有的東西。不過,“名從主人,物從中國”,詞匯來自日本,詞匯所指向的典籍文化,卻是中國的。

其實,為了與近代文明接軌,晚清知識分子自日本“進口”了大量詞匯,“國學”與“國粹”只是其中之二。

這種“詞匯進口”,曾引起清廷的警覺。1904年初,清廷頒布了由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人擬寫的《新定學務綱要》,對自日本“進口”詞匯的現象提出批判,並列舉了一批官方認定的不合時宜的“進口詞匯”:

“日本各種名詞,其古雅確當者固多,然其與中國文字不宜者亦複不少。近日少年習氣,每喜於文字間襲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衝突、運動等,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並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閱者界說參差,於辦事亦多窒礙。”

《綱要》命令全國大小文武學堂:

“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此後官私文牘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檢點,切勿任意效顰,……如課本日記考試文卷內有此等字樣,定從摒棄。

批判也好,禁令也罷,都是徒勞。上述被清廷官方認定不妥的“進口詞匯”,幾乎全部沿用至今,已成為現代中文無法割離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學”一詞也是如此。不管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如何地難以確定和充滿爭議,都已很難將之從中文世界裡消除。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知識分子自日本引入“國學”一詞,其本意並不是為了和“西學”對抗,而只是為了增強國人的文化自信。他們提倡國學,是為了向國人強調,近代文明的很多因子,中國文化中也曾出現過,只是被專製皇權壓製不能得到推行,國人可致力於時代變革,而不必在文化上有自卑情緒。

所以,在梁啟超、鄧實、黃節與章太炎這批中國最早提倡“國學”的知識分子看來,“國學”的對立面不是西學、洋學,更不是近代文明,而是“君學”與“官學”;“國學”屬於國粹,“君學”與“官學”則屬於國渣。

比如,梁啟超在《國學無用辯》中說,“無用者,君學也,而非國學”,那什麽是“君學”呢?君學就是歷代帝王所推崇的的那些東西,比如《商君書》《韓非子》和閹割過的儒學;“國學”則是“一二在野君子”所著,“為帝王所不喜”,世人也不太知曉的東西。

梁啟超的看法,與鄧實相近。鄧實認為,國學與君學的區別,在於前者是為了國家好,後者是為了皇帝好。歷代科舉取士所學的東西,都屬於君學,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顏元這些人留下的學問,才能算作國學。

這批中國最早提倡“國學”的知識分子,也反對以“國”為界限來劃分“國學”。

比如,1902年,黃節曾撰文如此解釋自己所提倡的“國粹”:

“夫執一名一論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別之曰:我國之粹,我國之粹。非國粹也。……本我國之所有而適宜焉者,國粹也;取外國之宜予我國,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國粹也。”

大意是:拿著一個東西,把它定性成我國特有的,然後說它是國粹,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我國的好東西適用於他處,屬於國粹;他國的好東西拿過來適用於我國,也是國粹。

以上種種,乃是清末知識分子將“國學”一詞引入中國的初心。

遺憾的是,當下的國學市場泥沙俱下,早已喪失了這種初心,甚至於絕大部分的“國學從業者”根本不了解“國學”一詞的由來與這種初心的存在。那些渴望提升自身國學修養的消費者,遂虛擲了光陰與金錢,深陷在偽知識的泥潭之中難以自拔。

我們的這檔音頻節目,名叫《五分鐘破解一本國學名著》,並不是說聽完這五分鐘,就可以完全了解這本“國學名著”。“破解”的意思,其實是破除誤解、破除偽光環、破除偽知識。我們希望重拾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引進、提倡“國學”的初心,來分辨何謂“真國學”,何謂“假國學”。

八期音頻,我們選取了八部著作,《易經》《鹽鐵論》《黃帝內經》《女誡》《增廣賢文》《易筋經》《三字經》與《三十六計》(附帶《冰鑒》)。這些著作或出自廟堂,或出自知識分子,或出自底層民間,極大地塑造了中國人的價值觀與文化底色。

在當代國學市場上,它們被統一安置在“國學”的名目之下;商業價值方面,有的炙手可熱(如《易經》),有的門可羅雀(如《鹽鐵論》)。我們所做的,是以百年前“國學”的初心為準繩,來重新衡量它們在當代的價值。通俗一點講就是:

我們希望通過這五分鐘,來告訴聽眾,它們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是否值得今天的普通人,再耗費諸多的時間與金錢去探究它們。

以下是課程的詳細介紹,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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