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信心與出路

　　意見領袖 | 秦朔

　　去年我寫過一篇《內卷與出路》，講了內卷的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內卷。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經濟工作千頭萬緒，要從戰略全局出發，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綱舉目張做好工作”。

　　這篇文章就來談談信心與出路。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信心從何而來；部分市場主體的信心為何缺失；如何更好地建立信心。

　　信心從何而來？

　　我喜歡做研究，幾乎每天都看研究報告，但我的信心來源，是在一線的觀察和調研。

　　中國的創業者，企業家，也包括不少公務員，實在太拚了，所以我經常說，中國的競爭力就是中國人願意拿命換明天。

　　借用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的“多代人心理周期”理論，中國現在處於第二階段，很多地方和很多人已經富裕了，“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貧困，仍然努力工作，大量儲蓄，投資於人力資本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研發等”。達利歐把這個階段的國家稱為“後期新興國家”，一個大國走過這個階段，通常會成為世界強國。

　　除了拚，中國經濟的生命力還在於，它是一種多元化的力量——國企民企外企並存，簡單加工和複雜智造並存，多個代際的創業者並存，從農業現代化到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數字化並存，高耗能工業和讓戈壁變綠洲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產業並存，內循環外循環並存。

　　羅素說，“須知參差百態，乃是幸福本源”，參差百態，萬物各有各的生長，這恰是經濟的內生動力所在。相反，歷史證明，搞一元化，一刀切，一個模式，一種形態，活水就會漸漸斷流，慢慢變成死水。

　　多元化的力量並存，對中國經濟的好處是什麽呢？我總結了四句話。

• 一是東邊不亮西邊亮。

　　東邊成本高了，可以往中西部遷移。例如今天的“產業大牛”合肥，本世紀初抓住了沿海地區家電產業轉移的機遇，在“北青島，南順德”中間加上了自己。2005年合肥確立“工業立市”為頭號戰略，前前後後引進了美的、格力、海爾、TCL等十幾家家電品牌，為後來製造業持續躍進打下了基礎；

• 二是東邊西邊一起亮。

　　比如東莞，全世界每3件玩具、5件羊毛衫、10雙運動鞋就有一個在這裡加工，同時全世界每5部智能手機有一台在這裡製造，基本是自有品牌，全世界每10台口罩機也有6台是東莞造，折射出產業配套齊全和快速響應的製造優勢。東莞是一個縮影，就是從簡單加工到複雜製造到精製智造，中國都在做，這會大大延長實體產業的生命周期；

• 三是東邊西邊各自亮。

　　由於規模大，場景多，階梯豐富，所以萬物生生，各得其所。以前我們理解的經濟主要是製造和服務，很實體，但現在的年輕創業者，很多在創造虛擬體驗，如遊戲、動漫、3D特效渲染、元宇宙，很數字。想象世界也是一種經濟形態。中國經濟是有數有實，同時數實相生，數實並進。

• 四是東西疊加更明亮。

　　不少經濟形態，假如東邊丟了，西邊也難以發展起來。東西疊加才有未來。比如中國原來造洗腳盆和掃把，現在造智能足浴器和掃地機器人，給原來的製造加上了數字化的力量，價值就完全不同了。留著東邊的好處是，可以在上面做加法、做乘法，這就是升級。要是東邊移走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西邊也就沒有用武之地了。

　　受政治等因素影響，全球供應鏈正在發生改變，但也不要以為中國只能被動受製。中國企業走出去已有很多年，現在正往深處、高處走。過去很多領域我們起步晚，特別是研發，確實“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有的領域現在也還是這種情況。

　　但“中國月更圓”的一幕也在擋不住地呈現。Tiktok、Shein、Genshin（原神），還有最近拚多多在美國推出的Temu，都風靡美國。

　　去年我採訪過啟明醫療的總經理訾振軍先生，啟明醫療致力於結構性心髒病領域的創新醫療器械開發及商業化，是行業領軍者。

　　訾振軍說，他職業生涯的最初20多年，一直在做“me too，me better”的產品，就是跟隨美國的公司和產品，借鑒他們在技術和商業推廣上的成功經驗，做出國產替代產品，在國產市場首先推出。但現在他們已經有了900個國際專利，他們自主研發的創新器械——經導管人工肺動脈瓣膜置換（TPVR）系統VenusP-Valve™，去年獲得了歐盟CE MDR認證，批準上市銷售。

　　啟明醫療的突破，我印象最深的是兩點。首先是利用交叉學科技術，為傳統醫療器械賦能。如仿真設計，可自體生長瓣膜，以減輕遠期的衰敗問題；如新材料，下一步會涉足聚合物高分子瓣膜；如結合數字傳感器，可利用真實世界的實時數據，用於患者的監管和術後管理。這些方面，中國是有創新的，有希望領先的。VenusP-Valve™獲批後在歐美的價格就和美國產品的價格持平，沒人說中國產品就要低價。

　　其次，啟明醫療採用“國際本土化”的方式拓展海外市場，如與國際頂尖醫學中心的臨床研究合作，按照國際化質量體系的要求提升質量，在歐美建立本土化的運營團隊和機構。不久前落幕的倫敦心髒瓣膜會議期間，啟明醫療展台上全是歐洲醫生和國際化團隊，與客戶溝通。

　　過去中國是“水大魚大”，現在是風大雨大，但只要“水多魚多”，保持多元化生態，總會冒出新力量。這也是我二三十年來的信念，所謂發展，本質就是要讓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成長。有人的力量，有多元化的力量，中國經濟就遠遠沒有到頭。

　　我看到的中國經濟大路徑是：

　　1、在中國為全世界造東西，然後到全世界為全世界造東西；

　　2、盡可能延長製造的生命周期，利用製造優勢贏得的時間窗口，努力為自己的國民提供好的服務，如醫療健康、教育、住房保障、餐飲購物、旅遊、文化娛樂、金融等等，服務是決定人民幸福感的關鍵所在；

　　3、當中國製造在全世界獲得了口碑，當全世界的人到中國，覺得中國的服務也很好，之後，中國的軟實力自然會提升，文明複興水到渠成。

　　信心因何流失？

　　作為一個經常在調研，對市場主體有一定了解的觀察者、研究者，我當然清楚，部分市場主體的信心是怎麽流失的。我也寫了很多文章呼籲，很多話這裡就不重複了。

　　為什麽總是這樣，隔一段時間就要給民企來一次鼓勁？

　　說到底，還是預期是不是穩定和長久不變的問題。

　　“穩定並長久不變”，這是中央在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上的關鍵詞。我國大部分地方第一輪承包時間為1983年前後，以15年為期限，到1997年為止；第二輪承包從1997年開始到2027年，以30年為期限；2019年國家再次發布文件，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這就是穩定，並長久不變。

　　在這份關係到農民切實利益的文件中，提到了一個原則，就是尊重農民主體地位。即：

　　尊重農民意願，把選擇權交給農民，依靠農民解決好自己最關心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尊重農民首創精神，充分發揮其主動性和創造性，凝聚廣大農民智慧和力量，破解改革創新中的難題；

　　加強示範引導，允許農民集體在法律政策範圍內通過民主協商自主調節利益關係。

　　我覺得把農民二字改為市場主體四個字，經濟的大方向就不會錯。

　　現在的問題在哪裡？是市場主體的預期經常被擾亂。

• 一是邊界性問題。

　　市場主體有獨立的財產權和經營權，受法律保護，同時依法經營，自負盈虧，法無禁止皆可為。好的營商環境，是政府當好裁判員也當好店小二，對市場主體“有事服務，無事不擾”。深圳是這方面的樣本，當地有個說法，“企業沒有事，政府不插手；企業有好事，政府不伸手；企業有難事，政府不放手”。坊間還流傳一個故事，有人問大疆創始人汪滔：在企業初創期，深圳為大疆做了什麽？他回答：什麽也沒做，這就是最大的幫助。而在有的地方，對民企“太關心”“太惦記”，隨便一個部門都想找個正確的理由摻合到企業裡，弄得政企邊界很不清楚，也讓企業覺得“看來還是不放心啊”。

• 二是可預期問題。

　　比如政府拖欠民企各種項目款，2018年民企座談會就要求清理，結果不少地方越欠越多，清欠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對一些企業進行整改是必要的，但原來說是幾個月，結果可能一兩年。特別是遇到領導換人，班子換屆，拖上一年半載很正常。有的政策前幾年已經改為登記製，現在又改回核準製。不少行業都存在“翻燒餅”的現象，今天叫你往左睡，明天往右睡，後天又往左睡，搞得都不知道怎麽睡了。

• 三是隨便乾預的問題。

　　這兩天有民企實名舉報所在縣的縣委書記逼迫當地大企業虛報工業產值和銷售產值。這種讓企業為政績服務、把嚴肅經營數據當兒戲的現象有一定普遍性。地方政府為了政績，讓區內規模企業提前多交稅，對大企業“逼捐”等等，也很常見。前幾天拜訪一個發達地區的企業家，他說區領導剛剛請他吃飯，希望把公司原注冊地的稅收挪過來一部分，稅務部門也經常來“關照”他。我說：“你命好，領導還請你吃飯，換到有的地方，經偵可能都來了。”

• 四是繁瑣監管的問題。

　　市場經濟應該是法治經濟、誠信經濟，監管是必要的，不能放任不管。但在監管中一定要防止繁瑣化，要力求監管的便利、簡約、透明。政簡易從，大道至簡。如果簡單監管很有效，就不要複雜化，或通過部門立法、立規而制度化。這些年放管服取得了很大成績，也是政府工作的一個亮點，但還是有很多繁瑣監管、寧繁不減、部門之間有好處就爭權奪利多頭執法、有難點就相互扯皮的現象，更有甚者，對市場主體無事生非，乃至設租謀私。

　　如果像對待農民的土地承包權一樣，尊重市場主體的自主經營權，穩定，長久不變，他們的信心自會恢復。否則，就算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賺到錢，他們心裡也會七上八下，安不下來。

　　信心如何恢復？

　　如何提振市場主體信心？應該采取什麽政策？在我看來，能把2018年民企座談會和2020年企業家座談會的要求不折不扣真正做到位就行了。

　　整個經濟如何激活？我在近年的調研中主要聽到了四種聲音：一是補供給（如降稅降費，擴大赤字搞基建），二是補需求（如電動車補貼，直接給居民發消費券，政府出資購買積壓建案作為保障房），三是“既要又要還要”，不走極端，均衡施治（這是目前的基本態），四是經濟有周期，該出清就出清，僵屍企業該死就死。

　　我仔細思考，如果四選一，還是會選“既要又要還要”。只是我認為，中央政府有信用，杠杆率又很低，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地方政府財政困難越來越大之時，中央政府可以多一些擔當。財政部的觀點是“誰家的孩子誰家抱”，大原則沒問題，也要防止道德風險，但要看到，我們是單一製國家，地方生的“孩子”也姓中國，且不少“孩子”在歷史上是根據當時的國家政策生的，按上級要求幹了不少事，負的債則留在了地方。這就要設身處地去考慮。

　　如果說有什麽建議，我希望在“既要又要還要”的基礎上，強化“更要”和“不要”。

　　關於“更要”，有三條建議：

• 一是更要反思（rethink）。

　　反思的核心不是如何給市場主體加油鼓勁（工具都擺在那裡，並不缺），而是部分市場主體為什麽泄氣沒勁？是哪些部門、地方的哪些方式導致了他們泄氣？否則有的加油，有的泄氣，加一陣，泄一陣，甚至這邊剛加好，那邊又泄了，就會造成很大的浪費，也起不到長期作用。要真正找到症結，建議委託具備獨立屬性的機構（如央媒內參、政策研究部門、第三方智庫）進行獨立調研，特別是深入市場主體，了解清楚他們到底為什麽心裡受傷、行動無力。這個問題弄明白了，泄氣少了，勁自然就大了，且以後的跑冒滴漏也會大大減少。

• 二是更要改革（reform）。

　　我在《重啟之年，改革之盼》中提出，當下中國經濟挑戰多多，要向前再邁出一大步，不能再小修小補小打小鬧，而必須有大視野、大改革。過去中國經濟克服大的困難，有刺激的作用，更是靠改革。1978、1992和2001，都是這樣的年頭。

• 三是更要開放（reopen）。

　　越是國際環境變化，美國加強對中國的抑製，越要開放，而且是更大、更全面、更高水準的開放。2003年SARS肆虐，當時人們也很恐慌，但之後經濟很快復甦，真實的答案是中國開放，“入世”參與了全球供應鏈，這筆紅利今天還沒吃完，這三年中國的出口就交出了難能可貴的答卷。

　　至於“不要”，比如政企有界，就不要隨便過界；預期有定，就不要動輒變化；監管有度，就不要繁瑣監管，等等。

　　總之，要提振信心，不能搞口號式、運動式、大呼隆那一套，不能用種草的方法種樹。一陣風是不可能帶來多少信心的，潤物無聲，信心自會生長。

　　有企業家朋友說，選擇做企業就是選擇了不太平的生活，不斷遇到困難，然後把困難變得不困難，再去挑戰新困難。和很多國家比，中國還是比較重商，還是有不少牌在手裡。

　　我始終認為，我們最大的牌就是人的奮鬥精神。

　　而人不是機器，通上電按個開關就開始作業了。人是會流動的資產，心在，人才在。

　　而人心，人性，規律並不複雜，順之，經濟自然平穩興旺。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