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1955年小說《遠景》：對美國式現代文明非常失望

普世派批評家

錢鎖橋/文

就跨文化評論來講，林語堂的態度亦異於胡適或魯迅。

林氏批評具有真正的全球性普世關懷，使中國現代性關懷與世界文明走勢密不可分。就文化素養而論，魯迅是單一文化的，雖然他有留日經驗，並且渴望新知識。

魯迅成長於沒落的江南鄉紳家庭，整個教養都是典型中國式的，雖然魯迅自己恨之入骨，渴望“真的人”來推翻中國這個“鐵屋”。相比之下，胡適是雙文化的，中英文一樣熟練，在中美兩國生活都怡然自得。但同大多數留英美派學人一樣，胡適的行為處事關懷主要 還是在中文世界。他確信中國的現代性有賴於通過西化引入一個“新的文明”。

正因如此，胡適不為西方世界認可，也不足為奇。五十年代胡適滯留美國，有如難民，僅在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謀得一職，好不淒涼。林語堂則不同，不僅雙語雙文化，而且無論是生活模式還是行 為模式，都是實實在在身處兩個世界。林語堂對“新的文明”的探索不 僅僅在於中國的複興，還包括對整個世界範圍現代性的反思。林語堂的雙語雙文化素養賦予他非同尋常的比較批評視野來洞察現代世界。在林語堂看來，中國現代性有賴於整個世界現代文化走向何方，而未來的世界文明必須借助東西方智慧共同來創建。

大多數現代精英學人一般都是從小接受傳統中式教育，青年時期 留洋接受西式教育，回國後試圖用新知識改良中國。林語堂則多次穿梭 於中西文化之間。他畢生致力於推進中國與世界的跨文化溝通與理解。 三十年代上海有英租界和法租界，是個半殖民地多元化都會，但華人和 洋人並無多少溝通。林語堂和《中國評論》周報的一些朋友創設了一個“自由主義普世派俱樂部”，“目的是要把國籍雖不同、普世精神理念卻相同的上海居民聚合起來，增加互通與了解”。俱樂部首次聚會於1930 年 12 月 18 日舉辦，林語堂被選為俱樂部主席。俱樂部每月舉辦例會，1931 年 3 月 4 日的例會有四十多位會員參加，林語堂在會上發表《什麽叫自由主義》的演講，把“自由主義”定義為能欣賞和容忍他者。

林語堂說，自由主義就是“一種態度，一種思維方式”，用一種開放的態度去擁抱他者，而不是遵循“野蠻人的部族本能”，只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對的。“外國人的風俗、法律和宗教乍一看上去毫無道理，但是新的自由主義的態度就是要努力在這種無理中找出道理，這種態度是人類歷史上新近的發展，毫無自然本能來維系之。只有通過正確 的教育，擁有強大的包容心，再加上精神上的努力，我們才會對外國人的習俗培養出一種自由主義的態度。”

當然，和其他現代知識學人相比，林語堂最不同之處在於 1936 年至 1966 年移居美（歐）三十年，而且以英文創作、演說、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賽珍珠的小說《大地》在美國大獲成功，林語堂受到啟發，欲 著書闡述自己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看法。這個想法得到賽珍珠和莊台 公司（John Day Company）老闆華爾希（當時是賽珍珠的未婚夫）的大力支持，《吾國與吾民》得以產生。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氛圍越來越 激進，左右勢不兩立，林語堂這本有關“中國國民性”的英文書卻在美 國一炮打響，隨後他在賽珍珠和華爾希的催促下移居美國。林語堂的第 二本書《生活的藝術》按照林語堂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獨特理解，闡述 一種跨文化人生哲學，出版後成為 1938 年美國非小說類暢銷書榜第一名。一個華人作家取得如此成績，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也確立了林語堂在美國文化界、知識界的中國發言人地位。林語堂對中國文化的譯介既不同於傳教士的話語，也不同於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評。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第一次在西方人眼裡顯得很有魅力，甚至受到追捧。

林語堂在美國被奉為“中國哲學家”，這頂桂冠也有負擔，因為公眾輿論把他塑造成一個“溫良恭遜的東方智者”。其實作為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也是現代中國直率敢言的後殖民批評家，比如可以看看他 對印度問題的介入。二十年代泰戈爾訪華，林語堂對一個被殖民國家的 詩人受到宗主國大肆追捧不以為然。

四十年代在美國，林語堂作為國際 舞台知名人士，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發表演講，為印度獨立事業不辭辛勞。他對二戰時期彌漫西方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情結毫不留情予 以痛批，要讓西方政客、民眾明白 ：戰後的新世界再也沒有英帝國主義或任何西方帝國主義的市場。現代文明太過執迷於物質主義和強權政治，林語堂對此深感沮喪，他把中國和印度的智慧譯介給西方，憧憬戰 後新的世界文明可以由東西方的智慧來共同創建。

林語堂這方面的批評在美國公共輿論中基本沒有受到重視。但他沒有放棄。林語堂的小說《遠景》發表於 1955 年，是一部政治性烏托邦式隱喻小說，出版後沒引起什麽反響，和以前的暢銷書不可同日而 語。書中林語堂預測在當時世界的兩極對抗中“美國式和平”必將勝出，但林語堂對這種“美國式和平”所代表的現代文明非常失望，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在林語堂看來，這種“美國式和平”不會帶來真正的和平，更不用說給人類生活帶來意義和幸福。西方現代性從本質上出了問題，因為我們的思維模式僅僅是科學物質主義的，缺乏宗教或道德維 度。林語堂晚年公開宣布自己重新回到基督的懷抱，期盼能夠依賴（西方以及中國的）宗教資源來抵抗並修正現代性的庸俗。應該指出的是，無論魯迅或胡適的知識遺產都沒有任何宗教的維度。

作為結語，或作為引言，我們可以說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知識思想的三個坐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知識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成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 有啟發。

讓我們一起走入了解林語堂人生的旅程。

《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

錢鎖橋 著

1895年，林語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歲時離開故土，畢其一生，輾轉旅寄。在國內，考究語言，創辦報刊，為當時文壇一開“幽默”新風；在國外，針砭時事，引介東方，以獨有見地詮釋“吾國與吾民”。

這部傳記，筆路延綿，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軌跡，尋繹其生平，藉以重新發現不僅僅是作為文學家的林語堂，更欲還原出兼批評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語堂。

魯迅、胡適、林語堂，他們的精神遺產，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知識思想資源。而林語堂留贈後人有形及無形的一切，將對新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別有深遠的啟發意義，亦為跨文化交際與互動帶來嶄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