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著眼點在於“以人為本”，但是在實踐中卻異化為“以技術為本”，技術工具成為了城市建設的核心角色
文｜陳千凌
編輯｜朱弢
納西姆·塔勒布在《反脆弱》中有一句振聾發聵的提問：現代化是什麽？現代化能否帶來脆弱局面的改觀？
這一發問，對於反思暴雨之後的鄭州正當其時。一場來自極端氣象的考驗讓城市驟然失序，徹底暴露出數字化智能化背後的脆弱性。
7月20日，暴雨侵襲鄭州，市內一度斷水斷電斷網，也讓這座擁有1200多萬人口城市的數字化生活陷入癱瘓。移動支付無法使用、共享單車不能開鎖、計程車軟體打不到車、新能源車無電可充、外賣難以下單。
失去了互聯網，人們變得寸步難行。
除了各類數字化的便捷應用，鄭州引以為傲的“智慧城市”項目也驟然失靈。2019年鄭州便全面啟動了“城市大腦”建設，2020年初基礎平台搭建已然完成，但水災之中，除了攝影頭等常規應用外，智慧系統並沒有什麽優秀的表現。
以鄭州京廣路智慧隧道為例，號稱“會思考”“會說話”，既能預警也能救援、既能求助也能精準定位的智慧系統卻突然“熄火”。據此次在京廣路隧道險情中逃學生者事後的描述，人們並沒有真正感受到這些系統究竟有什麽“智慧”。
鄭州的故事並非孤例，隨著城市數字化水準的提升，因為突發事件導致整個城市關鍵基礎設施業務中斷、城市運轉幾乎停擺的事件屢見不鮮。如2019年-2020年間，委內瑞拉國家電網乾線多次遭受網絡攻擊，全國大面積停電、經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還有2020年，美國紐約由於多個變電站故障導致大面積停電，約4萬用戶被迫斷電，地鐵停運、電梯癱瘓、整個城市一片漆黑。日本亦有類似事件，2019年5月的一天，兩條鐵路突然斷電，只因兩條蟲子爬入內含開關的箱體內，導致26列火車受影響，約1.2萬名乘客滯留。
正如納西姆所言，現代世界的技術性知識在不斷增加的同時，也讓事態變得更加不可預測。越是接近自然的，可能越有能力應對突如其來的變化；越是人造的，可能更加趨近“脆弱”。
當今世界，技術網絡不僅僅是“錦上添花”的插件式應用，更是成為城市運轉的基礎底座。人們的衣食住行、企業的生產經營、政府的公共管理都要構建在網絡之上，一旦基礎底座出現問題，那麽整個社會都可能會驟然失序。
”智慧城市為何“城”效難顯
此類事件，再度為當下跑馬躍進、勢頭正盛的智慧城市建設敲響了警鍾。2008 年，IBM 公司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點燃了國際城市智慧化建設的熱潮，中國亦投身其中。據2020年2月IDC發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2020年中國智慧城市投資市場支出規模將達到266 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如今，中國所有的副省級城市、87%的地級以上城市，總計超過500座城市，均已明確提出或正在建設智慧城市。
大數據驅動運行、一切皆可編程、萬物均要互聯......一系列亮眼的概念讓人們對智慧城市寄予厚望，但實踐中，除了突發事件導致城市停擺之外，智慧城市項目爛尾、失靈的例子也是頻頻出現。
2013年起，武漢投入的1.75億元智慧城市項目，歷經幾年波折與多方糾紛後最終爛尾。原計劃在2015年開始全面運營、投資400億美元、號稱要打造世界級智慧之城的韓國松島，後來卻被評價為“車諾比式的鬼城”“人類的沙漠”。2020年疫情期間更是暴露了各類智慧系統的真實“智商”，在一些一二線城市，通知下達、防控知識普及居然回到了通訊靠吼、傳達靠走的“原始階段”，疫情上報、人員管控、數據統計仍然依靠人工的紙質報表，前往紅會領取物資還需部門介紹信.......
我們不禁要問，智慧城市為何“城”效難顯？城市“大腦”為何出現“腦梗”？
拋卻管理者的遲頓、技術細節的故障、數據未能共享流通等外在因素，智慧城市的核心問題在於其規劃建設正在脫離本源。
雖然在定義和理論上，智慧城市的著眼點在於“以人為本”，但是在實踐中卻異化為“以技術為本”，技術工具成為了城市建設的核心角色。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脫胎於政務信息化工程，仍然存在以系統建設為主導的思維慣性；另一方面，在現有政績評價系統之中，技術導向和數量偏好仍為主流，不少城市管理者將智慧城市解讀為新一波的形象工程，罔顧現實需求，項目建設唯“高大上”是舉，無序開發和濫建各類智慧系統。
理念的偏離，必然導致實踐的錯位。總的來看，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設主要存四方面問題。
一是重視建設，輕視運營。城市建設更多考慮硬體體系的搭建，投資下去了，數據中心建起來了，雲計算能力具備了，高大上的智慧平台建起來了，“城市名片”就有了。但卻沒有考慮到如何維持整個硬體系統高效運轉。好比是小區建完了，卻沒有物業，業主住進去沒多久，小區就變得破敗不堪了。
武漢智慧城市項目之所以爛尾，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在購買IT軟體、IT集成和雲服務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卻對業務規劃、集成和運營方面的費用考慮不足，導致設備與需求不匹配，最後只能淪為空中樓閣。
二是重視經濟效益，輕民生價值。很多城市建設時往往優先考慮能直接為本地帶來經濟產出的項目，如招商引資等，但對公眾服務卻考慮不足。另外，也容易出現“以政府為中心”的情況，城市建設罔顧人民需求、公眾感受。如韓國松島項目之所以失敗，就是盲目地堆砌鋼筋水泥、搭設光纖網絡，不僅遠超城市居民的需求程度、生活成本過於昂貴，而且由於缺乏必要的人文關懷，讓居民們感覺自己生活在“高科技的監獄”裡。
三是重視技術效率，忽視安全防範。相當多城市建設隻追求項目盡可能高大上、高科技，但卻沒有足夠的網絡安全防禦能力、信息保護機制與之相適應，導致數據洩露、隱私侵犯等事件多發，既對公眾人身財產生巨大威脅，也對國家安全帶來重要挑戰。如2018年6月新加坡遭遇黑客網絡攻擊，150萬公民的個人數據和16萬人的門診處方細節遭到竊取，其中包括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數據。
四是重視智能，忽視智力。上馬了大量智能項目，卻未能進行信息化人才隊伍的建設，工作人員數字素養不足，再貴再好的項目，也是“用不了”“用不好”。
智慧城市下半場：從技術“面子”走向民生“裡子”
因此，在經歷了粗放式發展的問題暴露之後，智慧城市建設亟需及時反思、回歸本源，從技術為中心走向以人為中心，從追求高科技的“面子”，走向聚焦人民獲得感的“裡子”。需要認識到，城市建設不是政府的短期任務，而是一項真正造福於民的長期工程。
一方面要以人為中心。一是體現在以公眾需求為出發點，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來進行城市的整體規劃、功能設計、項目安排等，為人民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更加安全的環境。二是要加強民生保障，重點推進關係到人民切身利益、生命財產安全的項目建設，如應急安全體系建設等。
另一方面防範技術失靈。一是要構建開放多元的網絡體系，“在我們已經無法擺脫互聯網的情況下，最好的辦法是讓網絡能夠在極端情況下能夠正常運行”，如建設天基互聯網、緊急通信臨時基地台、離線數字支付建設等；並注意保留一些人工、無網絡設施，“智慧”並不意味著對“傳統”的絕緣、對“人力”的替代。二是要加強長期運營，通過數據、服務、產業的運營來更好發揮技術效用和項目功能，激發長期內生造血能力，避免智能變成無能。三是要加強數字人才隊伍建設，提升智慧硬體的應用效率、智慧城市的服務水準。
總而言之，技術對人類生產生活的全方位滲透已無可避免，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如何與技術相處。關鍵正在於以人為中心，讓技術更好為人類服務，實現科技創新與人文關懷的互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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