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齊、晉、燕、楚等老牌諸侯國相比，鄭國的誕生時間晚得多。
它是周宣王於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把鄭地封給了弟弟友，這才正式建國的。
友，也就成為了鄭國的第一任國君——史稱“鄭桓公”。
這裡特別說明一下，鄭桓公的“桓”是他死後獲得的諡號，是個美諡；鄭桓公的“公”，是他生前的爵位。
根據《左傳·昭公十三年》中“子產曰:‘鄭，伯男也。’”的說法，鄭國的本爵其實是“伯男”。
之所以稱鄭桓公為“公”，按照陳恩林先生所著《先秦兩漢文獻中所見周代諸侯五等爵》中的解釋，是“畿內伯……入為天子三公王朝卿士的，就稱‘公’”。
即鄭桓公屬於“天子三公”的“公”。
他這樣的公爵只限於一身一世，他的後世子孫必須恢復本爵。
當然，陳恩林先生在《先秦兩漢文獻中所見周代諸侯五等爵》裡面也提到了，“公”雖然是一種爵位，但在諸侯國內，國君無論是什麽爵位，都是可以被尊稱為公的，那是一種尊稱。
不過，鄭桓公的兒子鄭武公、孫子鄭莊公的“公”可不是尊稱，他倆也都是“天子三公王朝卿士”。
史家因此稱鄭桓公、鄭武公、鄭莊公這爺孫仨為“鄭氏三公”。
既然鄭莊公的生前爵位也是“公”，為何《左傳》總是左一句“鄭伯”，右一句“鄭伯”地稱呼他？
這是故意的。
把鄭莊公的爵位從“公”降為“伯”，不過是要表達出對他的譴責和批判。
作者還在《左傳》記錄的第一件大事“鄭伯克段於鄢”裡，明白無虞地解釋了這六字的別有用心。
原文為：“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意思是說：“段”雖然是鄭莊公的親兄弟，但他的行為不配稱弟，所以無須標明他是鄭莊公的兄弟；對鄭莊公不稱“公”而稱“鄭伯”，是譏諷他對弟弟失教；“克”字本是指兩敵對勢力之間的相生相殺，不應該用在兄弟之間，但他們兄弟猶如仇敵，所以用了“克”字。
“鄭伯克段於鄢”這六個字的考究和安排，並不是《左傳》的獨創，更不是《左傳》的首創，而是來源於《春秋》。
《左傳》和《公羊傳》《谷梁傳》都是為《春秋》作注的史書，稱“春秋三傳”。
據傳，《春秋》為孔子所作，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
其寓褒貶於直敘之中，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故有“春秋筆法”之“微言大義，一字褒貶”之說。
“鄭伯克段於鄢”的整件事在《春秋》中僅以“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一句話帶過。
《左傳》則為我們詳細記述了事件本末。
話說，鄭伯是鄭武公夫人武薑所生的嫡長子，取名“寤生”；段是武薑生的嫡次子，又名“共叔段”。
武薑喜共叔段而惡寤生，多次勸鄭武公立叔段為太子。
鄭武公沒有理會，而按照周禮的“嫡長繼承製”，堅持立寤生為太子。
鄭武公死，14歲的太子寤生繼承君位，即鄭莊公。
武薑要求鄭莊公把製邑(今河南滎陽市汜水鎮)封給自己心愛的幼子共叔段。
鄭莊公考慮到製邑地勢險要，生怕共叔段守不住，讓母親另外挑選。
武薑於是另選了京邑。
鄭莊公就把京邑封給了叔段。
大夫祭仲覺得京邑比都城還要大，不合禮製，強烈反對。
鄭莊公無奈地說：“這是母親武薑的要求，我不敢反對啊。”
祭仲說：“你把這麽大的封邑給了叔段，一旦他的勢力滋長蔓延，就難以控制了。”
鄭莊警察慰他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叔段的勢力果然增長得很快，鄭國西邊和北邊的邊邑都倒向了他。
公子呂向鄭莊公報告說：“叔段的勢力快要趕上國君了，一個國家是不能有兩個國君，您快想辦法除掉他呀。”
鄭莊公黯然回答說：“不用除掉他，他會自己滅亡的。”
但共叔段並沒有自己滅亡，勢力繼續膨脹，一直延伸到了廩延(當在今河南省延津縣北)。
公子封擔心得不行，說：“快點動手吧，不然局面會難以收拾。”
鄭莊公搖頭說：“他對君主不義，對兄長不親，一定會滅亡的。”
然而，共叔段整頓好兵馬，密約母親武薑為內應，悍然起兵了。
鄭莊公偵知共叔段起兵的日期，先下手為強，發兵討伐共叔段。
共叔段大敗，逃回京邑。
鄭莊公乘勝進攻京邑。
共叔段守不住，逃往鄢邑(在今河南許昌鄢陵縣北)。
鄭莊公繼續攻打到了鄢邑。
共叔段再敗，逃亡到了共國(今河南輝縣)。
這樣，共叔段之亂被平定了。
鄭莊公惱怒於母親武薑的偏心眼，命人把她安置到城潁(當在今河南臨潁縣西北)，對天發誓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但是，他很快就反悔了。
一年之後，在潁考叔的建議下，鄭莊公“掘地見母”，和母親和好如初。
事件就是這麽一個事件。
《公羊傳》把《春秋》這一“克段”之隱義闡發得更加明顯，說：“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谷梁傳》也說鄭莊公除共叔段是“處心積慮”。
其實不獨《左傳》《公羊傳》《谷梁傳》這“春秋三傳”把鄭莊公說成是陰狠毒辣的野心家，在孔子的引導下，後世幾乎一致把鄭莊公認定為陰險狠毒、奸詐虛偽、睚眥必報之徒。
東漢大儒楊震大加指責鄭莊公，說他“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
南宋人呂祖謙在《春秋左氏傳說》罵鄭莊公是“古今大惡”，說他對共叔段採用了“釣魚執法”的手段，強詞奪理地說什麽“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直把鄭莊公罵得狗頭噴血。
清人吳楚材、吳調侯沿襲前人之說，罵鄭莊公“以兵機施於骨肉，真殘忍之尤”。
蔡奡的話尤其惡毒，說：“忍哉寤生!幽母殺弟，狡獪性成，流穢青史。”
馬驌甚至說鄭莊公乃是“千古罪人”，大有一錘定音之勢。
實際上，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根本就是一個死結。
像鄭莊公與共叔段這種為爭奪君位而上演的骨肉相殘的慘劇，在歷史上真是層出不窮，屢見不鮮。
遠的不說，就說在鄭莊公所生活的時代，晉國曲沃翼城之爭也已經悄然上演了。
後世唐朝的“玄武門事變”，明朝的“靖難之役”，清朝的“九龍奪嫡”等等，更是把這種鬥爭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無以複加的地步。
一味責怪鄭莊公“失教”，沒有教導好弟弟，其實是站著說話不腰痛。
滿口胡柴鄭莊公“以兵機施於骨肉”，實在蒼白無力。
話說回來，為什麽自孔子而後的歷代儒家名人如此不待見鄭莊公呢？
究其原因，鄭莊公”幽母殺弟“還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鄭莊公後來起兵對抗了周桓王，還膽大包天射傷了周桓王。
事情是這樣的：
鄭莊公為了對付共叔段，很長一段時間顧不上入朝協助周平王處理朝政。周平王沒辦法，就把朝政交付給了虢國國君虢公，不知不覺地冷落了鄭莊公了。
鄭莊公這邊緩過氣來了，埋怨周平王只顧信任虢公，不把自己當回事。
周平王及時作出了解釋，為了消除“誤會”，他主動把太子孤送到鄭國去居住，以示對鄭國的信任。
鄭莊公破涕為笑，作為回應，也把鄭國的公子忽送到周朝居住。
這樣，天子和諸侯之間就形成了事實上的互換人質。
這在孔子他們看來，這君不君，臣不臣的，真是亂了套了。
不用說，鄭莊公這麽做，屬於大逆不道。
但更過分的事還在後頭。
周平王在公元前720年駕崩了，一直在鄭國當人質的太子孤返回了京城，繼承了王位。
誰也沒有想到，太子孤命薄，王位還沒坐暖，他就掛了。
那麽，就輪到孤的兒子姬林繼位了。
這姬林就是周桓王了。
周桓王認為父親的死，都是鄭莊公給害的。
他認為，父親如果不是在鄭國當人質吃了太多的苦頭，是不可能這麽早就離世的。
在這種想法的支配下，他恨上了鄭莊公。
少不更事的周桓王越想越氣，最終熱血上湧，腦袋發昏，宣布解除鄭莊公在朝中的政務，轉手把朝政都交給了虢公打理。
鄭莊公身為一代雄主，沒來由地吃了這個啞巴虧，氣得不行。
但人家周桓王貴為天子，他也不敢怎麽著，只能另外找地方泄憤。
說來也巧，宋國、衛國作亂，而鄭國之前和宋國也有過過節，鄭莊公因此把目光投向了宋國。他就點起兵馬，假借周桓王的名義，“以王命討不庭”，大舉討伐宋國。
打著周桓王旗號的鄭莊公，得到了齊國和魯國的支持，很快攻破了宋國，逐殺了宋國的國君宋蕩公，另立了公子馮為宋國的新國君，狠狠地教訓了一頓宋國。
鄭莊公大大地出了一口氣，滿意而歸。
但是，周桓王聽說鄭莊公假借自己的名義去打人揚威，不幹了，先是下令撤去了鄭莊公左卿士的職位，後來又征調起蔡、衛、陳三國前往征討鄭莊公。
按照過去的老規矩，天子親自帶著諸侯國的軍隊前來問罪，那麽，作為諸侯國的一方，就必須趕緊認錯了。
但鄭莊公不肯受這樣的窩囊氣，整軍迎戰。
於是，周、鄭雙方在繻葛（今河南長葛市東北二十裡）開戰了。
刀槍無眼，周桓王在混戰中被射中了一箭，大敗而還。
至此，周王室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聖形象被破壞了。
諸侯問鼎，群雄爭霸的局面由此紛至遝來，春秋大混戰宣告開始。
這讓孔子等人氣急敗壞。
在孔子的心目中，夏、商、周三代是歷史上最美好的時代。
他曾經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夏、商、周三代的美好之處在哪兒呢？
《論語·顏淵》中記：“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說你做你的君主，他做他的臣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臣不得與君爭，各安天命，各自認清自己的位置，都規規矩矩，父親就是父親，兒子就是兒子，二者不能交換，社會的等級名分一律都不要變動，彼此都與世無爭，那麽就天下太平了。
不難看出，要社會的等級名分一律都不變動，只是孔子一廂情願的想法，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社會是向前發展的，是運動的。西周末期，中國奴隸制度行將崩潰、封建制度蓬勃興起，鄭莊公對抗周王室，不過是反製約的表現，和其此前平定共叔段的叛亂一樣，都是追求自由和獨立的表現。
可以說，鄭莊公的所作所為，是獨立個體要在新的社會制度下實現新的一統天下的主觀需要，也在客觀上起到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乃是大勢所趨的大歷史潮流。
孔子等人缺乏這樣的歷史觀，只能“禮樂崩壞”的痛哭中，把一腔怨氣撒向了第一個挑戰周王室尊嚴的鄭莊公。
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鄭莊公就被詛咒成為了“古今大惡”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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