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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在夏日的丁香:上海灘最後的風華

穆麗娟老人(1917-2020)

穆麗娟女兒大寶說:姆媽那天剝好了蝦去找貓,貓躲在裡間的床底下。她彎下腰餵食,中心失衡,摔倒在地,直呼骨頭痛。鄰居給止痛片,無濟於事。送長征醫院後,髙燒四十度。住了兩個星期,吵著要回家。出院第二天下午就仙逝了。享年103歲。

每次去穆麗娟阿姨那裡,她必得留飯,主菜基本不變的:鴿子湯,鹹水蝦,清蒸鱖魚,時令蔬菜。五鬥櫥上永遠有鮮花。告辭時,總要擁抱,總說,也許下次你來,我就不在了…

樓梯陡,她便站在陽台上,揮手,飛吻,

每每如此…

——淳子

一朵丁香,在夏日墜落

文 | 淳子

來源 | 淳子咖啡(ID:zuojiachunzi)

本文系作家淳子2012年寫下的舊文

穆麗娟婚紗照(1936年)

近日,滬上103歲的老人穆麗娟女士逝世,享年103歲。 穆麗娟多為人知的身份,一是詩人戴望舒(1905-1950)的妻子,二是現代著名作家穆時英(1912-1040)的妹妹。

1935年,戴望舒因為失戀,情緒低落到低點。穆時英把自己年僅18歲的妹妹穆麗娟介紹給戴望舒認識。穆麗娟是家裡唯一的女孩,當時剛剛從上海南洋女中畢業。

當戴望舒第一眼看到穆麗娟時,仿佛就見到了他筆下《雨巷》中那個像丁香一樣風清露愁的姑娘,穆麗娟的古典俊美,讓他暫時忘卻了施絳年帶給她的苦痛。1935年冬,戴望舒委託杜衡向穆麗娟的母親提親,兩人於1936年6月在上海新亞飯店舉行了婚禮。由青年詩人徐遲擔任儐相。19歲的穆麗娟嫁給了比自己大13歲的戴望舒。

由於年齡閱歷差距,婚後戴望舒與穆麗娟夫婦感情逐漸疏遠。1940年6月穆時英在上海遇刺,同年冬至,穆母病逝於上海。穆麗娟得知後於1940年底離港回滬,翌年與戴望舒正式離婚。

穆麗娟的第二任丈夫是《宇宙風》的主編周黎庵(1916-2003)一直陪伴她到2003年。

此後,和穆麗娟老人相依為命的是她所養的一隻虎斑貓,和她形影不離。“它就像是我的老先生(周黎庵)還在我身邊,一直陪伴著我。”

初冬。

在窗下寫穆時英,越寫疑雲越多。惴惴不安的給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打電話。我說:“穆阿姨,請你吃飯,中餐還是西餐您定。”

穆麗娟阿姨那邊道:“不要出去吃,我在家裡請你吃飯,我年紀大了,弄不動了,就做點家常菜。”

怎麽敢驚動九十五歲的人?堅決不同意。

那邊,穆麗娟柔聲道:“不用客氣,我是把你當自己人的。”

我趕緊道:“好呀,好呀。”

隨即約好時間,雷打不動。

紅磚石庫門房子。後門,廚房裡進去,上得二樓。這是石庫門房子裡最好的兩間屋子,朝南,雙陽台,南北通透。鄰居家的一隻白貓,趕也趕不走,因為這裡陽光獨好。

地板還是最初的美國枕木,被勤勉地刷洗出了白木芯子。五鬥櫃上,一把紅色康乃馨,還來不及放入花瓶。

穆麗娟沏了龍井茶,擺出了三樣乾果。保姆進來問:“湯裡可要放黑木耳?”又有鄰居過來探視,看來人緣很好。

開飯了。功德林的素鴨,白斬雞,青豆蝦仁,清蒸鱖魚,素什錦,蛋餃木耳湯。和所有的上海人家一樣,一桌子的菜,可還是一疊聲的抱歉道,不好意思,小菜不好,怠慢了,怠慢了。

後來知道,這一桌菜的食材,都是95歲的穆麗娟,一早起來,去菜場買來的。

穆麗娟(右)與淳子(中)

邊吃著,邊說著,穆麗鵑指揮保姆按照順序,一道一道的上菜,一旁的取暖器,送出絲絲的溫暖。一頓飯,吃了將近兩個小時。

福建保姆道:“你們好像在採訪?”

我道:“對呀,是採訪。你好福氣,在這樣的人家服務。穆阿姨一家都是傳奇的人物。”

保姆受到鼓勵,去裡間拿出厚厚的相冊道:“難怪哦,個個都長得好美。”一張一張翻閱:

——穆麗娟與戴望舒的結婚照。

——穆麗娟與第一個女兒的合影。

——香港別墅前,和作家、畫家葉靈風之妻趙克臻的合影。一件素色的旗袍,肋骨三角區一朵鏤花。穆麗娟燦爛的笑,下意識的用手去遮攔,恣肆裡,留下上海淑女的克制。

——少婦穆麗娟,發髻間一朵絨線白花兒。嘴兒輕輕的抿著,眼角劃過一絲憂傷。這是在服孝,為母親,為哥哥穆時英。這一年,穆麗娟站立在人生的懸崖邊,她跳上船,離開香港,永遠的告別了與詩人戴望舒的婚姻。

撤了杯盤,端上水果。穆麗娟拿一把剪刀,在桔瓣的腰枝部位破一個十字,一左一右,輕輕一扯,桔子的衣缽滑落,桔瓤花朵一般破牆而出,汁水茂盛。她這樣一瓣一瓣的吃桔子,好比小女子繡花,一點也不著急。

著什麽急呢?都是好日子,不著急的,慢慢過。她這一生,細細抖落,不見塵埃,滿是晶瑩剔透的珍珠子。

她出生富裕人家,楊柳細腰,婀娜恬靜,生性純良,哥哥穆時英是著名的新感覺派作家,第一任丈夫是家喻戶曉的雨巷詩人戴望舒,第二任丈夫是才子型學者周黎庵,從小在才子佳人的沙龍裡閑庭信步,改朝換代中,福人天象,不曾吃得半點艱苦,都說她這一生賺的。

繼續看相冊。隨口問著:這是什麽時候拍的?哪一家照相館?誰陪你去的?為什麽和戴望舒離婚呀?穆時英是在哪裡被人暗殺的?

她是,一點不夾纏,一概道:不記得了,想不起來了。

1935年4月,戴望舒從法國返回上海,與劉呐鷗、穆時英兩家同住在一所洋樓裡。房子是劉呐鷗的。他似乎很慷慨,租金也不收。劉呐鷗的興趣從出版、文學轉向電影。他把資金投入電影公司。穆麗娟在報紙上看見電影公司招聘演員的廣告,去美發店,按照時尚畫報,燙了好萊塢的明星頭,換上旗袍,在照相館拍了頗有阮玲玉架式的風格照,按照地址寄出去。沒有下文,久了,也就忘了。

一天,上樓去劉呐鷗家玩,劉呐鷗夫人從抽屜裡拿出她的照片,笑吟吟的還給她。原來,她報考的正是劉呐鷗的電影公司。他們看見穆麗娟的照片,征求了穆麗娟母親的意見。母親自然不同意。於是穆麗娟的一個少女明星夢就被鎖進了抽屜。

此時,戴望舒相戀八年的未婚妻施絳年已經另有所愛,他處在失戀的絕望癲狂之中。大家都很同情他,尤其是好友穆時英,想把他從傷痛中拉回生活正軌。握著酒杯,穆時英說:“你不要灰心,施蟄存的妹妹算什麽,我妹妹不比她漂亮?我給你搭搭橋。”

經過大哥的介紹,穆小妹認識了這位有才氣的大哥哥。當戴望舒第一眼看到穆麗娟時,仿佛就見到了他筆下《雨巷》中,那個像丁香一樣風清露愁的姑娘,麗娟的古典俊美和單純,讓他忘卻了施絳年帶給她的苦痛。

1935年冬,戴望舒委託杜衡向穆麗娟的母親提親,兩人於1936年6月在上海新亞飯店舉行了婚禮。詩人徐遲擔任儐相。19歲的穆麗娟嫁給了比自己大13歲的戴望舒。婚後育有一女戴詠素,小名朵朵。結婚照上,戴望舒莊重大方,嬌小的麗娟幸福地依靠在他身邊,堪稱一對璧人。

1939年,抗日戰爭最嚴峻的時刻,上海面臨淪陷,戴望舒帶著妻女乘船到香港。穆麗娟說:

香港的日子,是慵懶悠閑的。我們住在一棟大房子裡,戴望舒命名這棟房子‘林泉居’。山間有瀑布,還有菜圃,閑暇時,戴望舒喜歡栽種瓜果。

那是一段鴛鴦蝴蝶、如花美眷的日子。

婚後我不管家務,一切有保姆代勞。一個保姆負責煮飯,另一個負責帶孩子。實在無聊,就學學英語,和徐遲的愛人陳松一起出去看電影,逛街。三十年代的中國,富家女子都是不工作的,所以只能自己找娛樂項目。來港的施蟄存住在我家,我就順便向他請教一點古文,也練練書法陶冶情操。都是為了消磨時光。當時由於上海戰亂,很多文藝術界的人到了香港,林泉居成了一個文藝沙龍,葉淺予等人都經常造訪我家。

我們一直和平共處,他主管一切。沒有外界所傳說的糾紛和第三者。離婚理由是性格不合。我想,性格不合是年齡差距造成的,他比我大13歲。戴望舒喜歡窩在書房看書,寫作,很少和我說話。

做了母親的穆麗娟逐漸有了自我獨立的意識,“我成熟了,他還是當我小孩子看待。連零用錢都不放心給我。我提出他每月應該要給我一些零用錢,他每月才給我30塊錢。”她覺得自己就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丈夫海爾茂自認能搞定妻子的小脾氣,但再天真的娜拉也有長大的一天。穆麗娟對戴望舒說:“你再壓迫我,我就和你離婚。”戴望舒不信,以為是女孩子的任性。

終於,一根導火線徹底引燃了搖搖欲墜的感情危機——1940年6月,穆時英被刺殺身亡,由於政見不同,戴望舒不許穆麗娟回滬奔喪。

哥哥是他們的媒人,在戴望舒最失意潦倒的時刻幫助、收留、拯救過他,並且將自己美麗的妹妹作為解藥奉獻給他,而戴望舒在穆家最困厄的時刻,表現的卻如此絕情,令穆麗娟匪夷所思,亦心生怨尤。穆時英被暗殺,母親深感絕望,求生的欲望了無。幾個月後,隨著兒子的魂魄也去了陰間。

上海的親戚拍電報,請穆麗娟速歸。

怎料,戴望舒扣下了電報。渾然不覺的穆麗娟身著大紅旗袍,去找葉靈風之妻趙克臻搓麻將。趙克臻以姐妹的身份,婉轉提醒穆麗娟,服喪期間穿紅戴綠是不孝之道理。

穆麗娟一時愕然。

回到家裡,她怔怔的望著戴望舒。在逼視的眼神下,戴望舒說出了實情,但是依舊不同意穆麗娟回上海。詩人能寫出《雨巷》如此幽雅美麗的詩句,卻沒有能力去經營一段悠長的婚姻。

曾經霧裡看花的穆麗娟,一時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明白了這個婚姻。她自己做主,找了一間當鋪,當掉了母親給她的一枚翡翠胸針,買了船票帶著女兒決絕的回到上海。戴望舒在《示長女》一詩中道:“可是,女兒,這幸福是短暫的,一霎時都被雲鎖煙埋。”

1940年12月,戴望舒在苦求穆麗娟無果後,寫下了留給妻子的絕命書,服毒自殺,被朋友所救。不久,穆麗娟通過律師辦理了分居協議。戴望舒先後寄出了兩本日記和婚後無數張充滿親情的照片製成的相冊,“麗娟,請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不要忘記我們。”穆麗娟始終沒有回復。

1943年1月戴望舒寄出了離婚契約。

穆麗娟說:“我們離婚的原因就是性格不適合。”

講到第二任丈夫周黎庵,穆麗娟淺笑裡,有真實的幸福感。照片中的周黎庵,英俊魁梧,一米八十,職業律師,一支雪茄銜在指間,長衫或者西服,都有電影明星的範兒。

周黎庵是戴望舒夫婦的好友,17歲開始寫作,文采出眾,時任《宇宙風》等雜誌編輯。周黎庵主編的《古今》雜誌,曾經發表過張愛玲的早期作品。1952年,在國際飯店的旋轉門,周黎庵遇見胡蘭成,彼此裝作不認識。為的是避嫌。

華東師范大學陳子善教授曾問:“你當初怎麽答應到《古今》去做編輯?”(《古今》的背景與汪偽政權有關)周黎庵說:“我們的身份暴露了,日本人限令我們去報到,否則被處置。我怕死嘛。”周黎庵不回避那段歷史。

“穆時英、戴望舒他們寫東西要琢磨推敲很久,寫寫停停,但是周黎庵下筆如有神助,流水一樣,一氣呵成。”穆麗娟如斯評價第二任丈夫。她愛他。

當周黎庵前來提親時,穆麗娟隻覺得面前的這個人,高大的如一堵牆,溫暖如一襲皮草大衣,從頭裹到腳。她想,這個人大約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了。周黎庵是長子,執意要娶一個離過婚生過孩子的女人,父母是介意的,結婚當天,以缺席來表達立場。穆麗娟道:“我只想和他(周黎庵)在一起。別的,我不管”。

1949年以後,穆麗娟告別了居家太太閑適的生活,在出版社做校對勘訂。她曾經為了打發時光而隨意學學的法語、俄語,都成了金磚,一時令人刮目。周黎庵老了,病了,不願意去醫院,躺在床上,一本唐詩相伴。時常的,拉著她穆麗娟的手道:你隨便點一首詩,我背給你聽。穆麗娟點一首,他背一首,一字一詞都不錯。他最後的時光,就是這樣消磨的。

“他對我真的很好很好。”穆麗娟道。保姆從臥房裡又捧出來一本照相冊來道:“知道你們要來,太太早早就把照相本子從櫃子裡拿出來了。”

照相冊裡,許多空白頁。文革中,穆麗娟害怕舊事惹禍,把可以燒的都燒了,一點也不纏綿。隻留下自己的。確認自己乾乾淨淨,與任何黨派、任何思潮都沒有關聯,讀中學的時候,她便如此,兩耳不聞窗外事,埋頭隻讀聖賢書,文文雅雅待人待事,人前人後,從不招惹是非。因為美,因為功課好,外班的同學下課後,特地跑到她所在的教室圍觀,一時稱為校花。

如今,這朵校花的箴言是:忘記苦難,記住幸福。

THE END

淳子的這本書是“用腳寫成的”,她從未停歇過追逐張愛玲的足跡。上海、香港、東京、紐約、波士頓、洛杉磯,淳子二十多年,考察、研究張愛玲的作品和生平。本書是由一串地址和號碼組成的張愛玲的情史,這裡的情史,不單單是指張愛玲的愛情史,還包括她對自己的父親、母親、繼母、姑姑、弟弟,也包括她對蘇青、夏志清等極少數朋友的情感。通過張愛玲對身邊親人和朋友的態度勾勒出張愛玲獨特的性格,這種性格也鑄就了張愛玲獨特的人生。

後記 | 似這般死磕的淳子

約淳子見面。

其時,她寫張愛玲的新書正付梓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

她坐定。

果然如傳說中的一樣,舉起手,要了一杯加奶加糖的美式咖啡。

她自嘲道:“我是把咖啡當甜品的。”

又道:“原先這裡有一個很好的舞廳,八十年代,我們常來這裡跳舞。還舉辦過第一屆莎士比亞戲劇節記者獎。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還有一個小賣部,有賣美國駱駝牌香煙,買了送男友。”

她似乎並不期待我會有回應。

她輕輕一笑:“張愛玲說過,我回不去了。是的,回不去了。”

說完這句台詞(我個人覺得她說話的方式,有時很富有舞台感),她又抱歉道:“不好意思,一說張愛玲,我就失控。”

我忙道:“今天的主題就是張愛玲呢!”

我拋出問題:張愛玲已然是顯學了,寫她的書滿坑滿谷。你的書有優勢?

淳子嫣然一笑道:“一開始,我並不打算寫張愛玲的專著。我只是蜻蜓點水。讀書的時候就是這樣。比較崇尚享樂主義。可是讀了幾本書後,就生氣了,發現錯誤太多,並且大多是常識性的錯誤,有些錯誤還是出於權威人士或權威機構,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心一橫,就開始了我個人的史無前例的一種寫作:不到山窮水盡,絕不罷手,所謂,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我說:比如……

淳子道,比如,張愛玲短篇小說《色·戒》,是依據歷史上鄭蘋如刺殺漢奸丁默邨創作的。

史料中,暗殺地點在靜安寺路(南京西路)的一家皮草店。

當時,靜安寺路有兩家著名的皮草商號,一家為西比利亞皮草店(The Siberian Fur Store)——總店:靜安寺路1172—1174號,分店:靜安寺路1151號和霞飛路895號,為上海最大的外僑商號之一,公認的上流皮貨名店,職工多達百人以上,業主兼經理為著名毛皮專家、俄羅斯人克列巴諾夫。

另一家為第一西比利亞皮草店(The First Siberian Furriers),在靜安寺路1135-1137號。

也就是說,同一個街區,存在三家帶有‘西比利亞’名稱的皮草店。哪一個是刺殺案現場呢?

我先在《申報》上找信息。

《申報》第一次報導的標題為:《暴徒四人 狙擊汽車》:“靜安寺路1104弄,昨晚六時二十分許,該弄內駛出黑牌汽車一輛,斯時路旁預伏暴徒四人,瞥見該號汽車疾駛外出,內有二匪袖出盒槍,開放狙擊。”

第二次報導是在1939年12月23日,標題是《槍擊汽車案真相至今未明》。記者發現這不是普通的槍擊事件,背後可能有更大的秘密,但是真相未卜。這兩則報導都提到了上海靜安寺路,21日傍晚6點20分左右,有一輛汽車從1104弄裡面駛出,被狙擊,但沒有成功。

《申報》這兩則報導說的就是鄭蘋如刺殺丁默邨事件。但沒有刺殺具體方位。

1939年12月24日,聖誕前夜,《申報》又一次報導公共租界巡捕房繼續偵查這個案件,標題是《槍擊汽車案繼續偵查》,文中說,“但未有目擊者能做相符報告”。

一次精心策劃的暗殺行動,獵人和獵物之間,都隻保持極端的沉默。

淳子拿出手機,給我看從《申報》上拍下來的照片。

那麽,刺殺到底發生在哪一家皮草店?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當年指揮刺殺行動的是中統上海站站長、中將陳彬。淳子採訪到陳彬的女婿、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施建偉。

施教授指認是西比利亞皮草店。但給出的門牌號碼是第一西比利亞皮草店。

施教授解釋,當時,陳彬剛從香港調任上海不久,為隱秘,刺客也從廣東調遣。外地人哪裡知道靜安寺路上有三家皮貨店。所以在回憶資料裡隻說是西比利亞皮草店,再細問,便茫然了。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了南京市檔案館所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其中有丁默邨受審所有的案卷。案卷中,鄭蘋如弟弟代表他母親提出了訴訟。訴訟中關鍵的一段:“蘋如於二十八年奉中統局密令,飭將丁逆置諸重典,遂與嵇希宗及陳杉等暗中會商,決議由蘋如以購辦皮大衣為由,誘令丁逆同往靜安寺路戈登路口西比利亞皮貨店,並於附近伏戎以待。蘋如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五時許將丁逆誘到該處,某同志即開槍向之射擊,惜乎手術欠精,未能命中,當被遁逸。”

1949年以後,道路、門牌、店名悉數更改,更為確認製造了困難。

我拿著1947年出版的上海市區圖,一棟一棟的房子數過去,房子一棟也沒有少。於是,我再將舊號碼與新號碼一一對應。其中,靜安寺路1151號已是咖啡館了。

1947年,張愛玲與胡蘭成離婚後,移居至靜安寺路1081弄重華公寓8號2樓。第一西比利亞皮草店,在相距不遠的1137號,正對著戈登路(江寧路),與審訊筆錄所描述的位置相符,這是其一;其二,第一西比利亞皮草店後易主中國人。鄭蘋如大約不會引誘丁默邨去語言交流有困難的俄國人的商店。

綜合分析,我比較傾向第一西比利亞皮草店為刺殺現場。若此,1947年,張愛玲便是居住在當年的刺殺現場了。

淳子語勢溫婉,字正腔圓,條分縷析,到底曾是電台著名談話節目主持人。

她又說起如何在美國尋找張愛玲英譯《海上花列傳》的手稿,如何在哈佛大學尋找張愛玲孤本的過程。

我道:“你覺得你是一個死磕的人嗎?”

她道:“我是記者出身,這是職業本能。”

淳子的語言很有畫面感,我仿佛看見她,穿著有氣墊的跑鞋,穿梭在紐約的地下鐵、洛杉磯的公車站、舊金山的有軌電車上;仿佛跟隨她,埋首在圖書館、檔案室、各種各色的文件中;我想起女作家石磊對淳子的勾勒:

“伊講,那是讀城的一種方式。話給伊講到這個地步,便另是一片天地了。想想上海是何其難懂的一座華城,人在其中,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寧靜,外頭風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昨天以及前天。

“而淳子終於在某一日心願得逞,從宋以朗手裡求得《小團圓》手稿的複印全本,書稿裡夾著張愛玲手繪旗袍尺寸和式樣的裁剪圖,以及閨蜜鄺文美穿旗袍的簽名照,伊喜不自勝抱著十四公斤的書,心裡規劃著張愛玲的書稿,不覺步步生蓮走下山來。我隻亂想,彼時彼刻,淳子的腳上,是否亦踏著一雙龍飛鳳舞的平金繡花鞋,沿著張愛玲的路線一路尋過去?”

我忽然覺得我已經沒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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