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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仰樂隊:歌從出世到入世,皆因喜歡“在路上”

高虎直言,他們這些玩搖滾的人,也追求自力更生,不喜歡求人, “本質上說(我們)就是不喜歡搞社會上那一套虛情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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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淘汰、復活,最終成為《樂隊的夏天》年度“HOT 5”,痛仰樂隊在今年夏天書寫了“逆襲”的命運。作為國內成軍20年的“老炮兒”,同期的樂隊大多走向解散的命運,但已走入不惑之年的痛仰,卻仍保持著對搖滾樂的初心。籌備總決賽前,痛仰樂隊全員接受新京報的獨家專訪,談及堅持走在搖滾樂路上的原動力,“我們還是把樂隊當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時就不會想所謂的堅持,因為時光很快,不知不覺就過去了。”主唱高虎坦言。

節目組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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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笛走出來的搖滾兄弟

痛仰樂隊在《樂隊的夏天》第一次登台,一首創作於十年前的《再見傑克》引發全場合唱。盤尼西林的鼓手說,“小時候就喜歡看他(痛仰的鼓手大偉)打鼓了”;主唱則評價,痛仰是承擔了中國搖滾樂十幾年的“脊梁”。雖然高虎並不認為自己是“老炮兒”,但很多人仍疑惑痛仰此次登上娛樂性綜藝的原因,“我們把這次參加節目當做一個樂隊的聯歡。只有大家都綁在一起,這種力量才能改變外界對樂隊狹隘的認知。”

痛仰是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最具代表性的搖滾樂隊之一。高虎曾說,痛仰的組建,靠的是音樂的緣分。1997年,位於北京北郊的上地仍是偏僻的蠻荒區域,距離市中心幾小時車程,周邊沒有太多人居住,但那裡卻聚集了一幫2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有人背著吉他,有人哼著歌。這裡是90年代音樂人的“黃埔軍校”——迷笛音樂學校,高虎、張靜(貝斯手)等第一批痛仰樂隊的成員便結識於此。

1997年3月,高虎到北京第二天,便在迷笛遇見了張靜。張靜介紹自己是南京人,高虎則來自淮安,一句“老鄉啊”讓兩人成為聊音樂的好友。當年在迷笛上學的人,有的是對哲學高談闊論的學院派,有人計劃學成後南下歌廳賺錢,還有一波則是像高虎這樣,受“魔岩三傑”的影響,鍾情於西方搖滾樂。那時不少學生經常晚上關著燈聊尼采、弗洛伊德,只聽隔壁宿捨的高虎大聲放著西方的死亡金屬。兩個月之後,張靜成了高虎宿舍對頭睡覺的舍友。直到1999年,兩人和當時學校的同學共同組建了樂隊,起名為“痛苦的信仰”。

痛仰在《樂隊的夏天》裡的首秀曲目《再見傑克》,音符奏響時全場陷入集體回憶。節目組供圖

回憶起最初玩樂隊的時光,高虎曾直言,中國搖滾樂一說就有太多的使命感,但最初他們喜歡的只是那種簡單、真實、直接。90年代末中國社會經濟、音樂環境都不景氣,做樂隊的人很多,但玩出來的人屈指可數;大家了解樂隊的途徑也只能通過租借錄影帶、卡帶,或在街邊書攤買圖書和海報。痛仰最初的創作,也更多是憑借對音樂的一腔熱血,以及初入社會,被現實壓抑的本能,“我們的音樂就是發自荷爾蒙,就是躁。”

而此次參加《樂隊的夏天》,高虎最欣慰的事便是結識了很多年輕樂隊。雖然他們不再是聽著“魔岩三傑”卡帶長大的孩子,但CD、互聯網的普及,讓他們從小便接觸來自全球的音樂給養,“現在環境好了,做樂隊的人音樂素養也普遍提高了。未來應該會有更多特別酷的新樂隊出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走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才會越走越寬。”

改編賽段被遺憾淘汰後,痛仰發微博稱,參加《樂隊的夏天》,他們給自己的定位是“橋”,溝通大眾與搖滾樂,連接搖滾樂的過去與現在,“如果能做到這些事兒,也算功成身退了。”

在樹村“死磕”音樂

張靜的第一把貝斯來自Fernandes(費南迪斯),一個90年代剛剛進入中國的日本品牌。琴型很酷,琴頭很大。張靜用身上僅有的2000塊錢在琴行以半價“磨”下了這把琴。直到後來,張靜在樹村連房租都交不上了,有人願意出3000塊錢買下這把琴,他沒想太多,便換了把便宜的,“當時我有半年的時間都沒有找到合適的琴,排練和演出全靠借。”

曾有人說,“窮”是90年代獨立音樂人的共同記憶,而位於上地的“樹村”則記錄了痛仰“苦中作樂”的那幾年。樹村聚集著一群被邊緣化的孩子們,杭蓋樂隊、夜叉、扭曲的機器、黑九月等十幾支不同搖滾風格的樂隊都催生於此。高虎、張靜也是樹村最早的一波租客,一、二百塊錢就能住一間幾平米的平房,這對於剛剛從迷笛畢業的他們是絕對的“美事”。

也正是在樹村,高虎第一次尋找到群體共同感。那時大家都不知道怎麽做一支樂隊,每天都奔走在各自的“排練廳”——另一間幾平米、四周裹著隔音棉被的平房,打個招呼寒暄下最近又寫了什麽歌。排練之餘,痛仰便自己到酒吧聯繫演出,印海報去學校張貼,親自幫學生們訂票。當年北京五道口附近聚集了不少學生和老外,組成了搖滾樂的大本營,痛仰的第一場演出就是在北京大學附近的Every Day酒吧。他們花了一個月時間排練了七首歌便“趕鴨子上架”表演。第一次演出,高虎幾乎全程閉著眼睛,“不是投入,就是緊張。”

痛仰樂隊一直很有辨識度的哪吒標誌。

最開始,痛仰的一場演出收入只有幾十塊錢。半夜演出結束,哥幾個和樂器擠在一輛麵包車裡回樹村,刨去路費和吃飯,每個人多的時候能分到10塊。有一次痛仰參加了一場七、八支樂隊的聯合演出,最後每支樂隊分到了十塊,每個人隻拿到2塊5,還不夠買盒煙。

即便“落魄”如此,高虎直言,他們這些玩搖滾的人,也追求自力更生,不喜歡求人, “本質上說(我們)就是不喜歡搞社會上那一套虛情假意。”因此在沒有所謂合約概念的年代,忙著到處找演出的痛仰,也經常被不靠譜的演出方“欺騙”,例如曾在沒有任何保障下受邀演出,中間人卻一通哭窮,結果回村後高虎就慘遭“拉黑”,連路費也沒拿到。還有一次,痛仰自己墊路費到內蒙古演出,結果對方說門票不是報酬,後續再付,回京後卻再次“人走茶涼”。高虎總是戲稱這些“教訓”為“交學費”,“喜歡搖滾樂的人,大部分還是比較單純,沒有那麽多歪腦筋或者心計。”所以即便到後來,痛仰出了專輯,小有名氣,他們的學費還是沒少交。

2006年,痛仰樂隊在798南門空間舉行了首張EP《不》的發布會。

然而再躁的搖滾樂,喧囂過後,也抵不住高虎每日回到樹村簡陋的幾平方米小屋,數著零錢,發愁明天吃什麽。“但這樣挺好的。雖然吃得差一點,房子破一些,但是音樂玩起來更純粹,更直接。”也正是那些年,痛仰創作出《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是個問題》等以硬核態度直面生活艱辛的作品。高虎還曾寫過一首沒有發表的歌,歌詞寫道“前面是一條黑色路,我閉著眼睛往前走,不知道我的未來是什麽樣子,但這是你選擇的方向。”

直到2002年後,痛仰開始獨立發行唱片、跑演出,在圈裡變得小有名氣;同年樹村拆遷,一間間“排練室”轟然倒塌,樂隊的艱苦歲月似乎也被埋在了泥土裡。但後來,高虎還曾經回去過五六次,在路邊停下車,和哥幾個抽根煙,想想事情便離開。不知道為何,樹村總是令他感到懷念,雖然那裡再也沒有了過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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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行走在路上的樂隊

《樂隊的夏天》復活賽主題叫“理想國”,痛仰一致選擇了《西湖》,這首2008年創作於痛仰第一次巡演後的歌曲。“那是我們第一次巡演,演完之後樂隊帶著琴,和台下一些不願離去的樂迷一起去了西湖,一路歡歌笑語。”這是痛仰心中最美好的時刻。

痛仰是一支行走在路上的樂隊。2005年,曾在樹村一起玩音樂的哥們兒給了高虎一本《上車走人》,這本書記錄了美國最具代表性的朋克樂隊“黑旗”的巡演筆記,生猛、幽默而又坦率的經歷,震撼過每一個想過“說走就走”的搖滾人。“我以為你們會是樹村第一支去巡演的樂隊。”那位朋友的話讓高虎難以忘懷。

從痛仰組建,樂隊便多次計劃全國巡演。他們喜歡變化、體驗,喜歡走在路上的感覺;即便常年住在同一間屋子裡,也要定期把陳設變變樣子。“要麽讀萬卷書,要麽行萬裡路。我們看不了那麽多書,那就多走一走。”直到2006年,農歷二月二龍抬頭,痛仰在北京798表演完後便真的“上車走人”。他們租了一輛金杯車,帶上樂器和一些磁帶,路線是提前制定好的,一走就多達全國50個城市。當時有些地方還不時興搖滾,有時趕上學生考試,台下最少只有5、6個觀眾;甚至一些地方只有民謠類“清吧”。但無論什麽樣的環境,痛仰總能憑借躁動的搖滾樂嗨翻全場。

巡演路上的花絮。

痛仰的現場從不會排練所謂甩頭、交叉頭的搖滾動作,他們喜歡在不同地方,面對不同觀眾和舞台,表現當下荷爾蒙爆發時自然而然的感受,“我們要求每場演出一定有百分之三十的即興表演,這樣才能永遠保持新鮮的感覺。如果一成不變地演下去,連我們自己也會沒有激情。”而這也慢慢形成了獨屬於痛仰的“自由”台風。

常年行走在路上,痛仰將巡演過程中的所見、所聞也都轉化為創作的給養。例如痛仰曾到河南安陽巡演,主辦方是當地電台DJ曉軍。安陽演出場地條件一般,但歌迷卻特別熱情。演出結束後曉軍和樂隊一起吃飯喝酒,晚上回程路上,一行人在兩輛車裡用對講機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後,高虎便創作了歌曲《安陽》,其中“文峰塔/搖滾的電波/在夜裡輕輕歌唱”的“搖滾電波”,寫的就是曉軍。“你如果總在一個地方呆著,你的觀念和想法會受到局限。但當你跟不同環境中的人接觸,你會碰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2014年百城巡演現場。

然而並非所有歌迷都接受痛仰“出走”後的風格轉變。2008年,專輯《不要停止我的音樂》發布後,在當年引起不少非議。從觸底反彈的《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到平和感悟生活的《公路之歌》,一些歌迷指責痛仰“背叛”了重型搖滾,痛仰標誌性“怒目圓睜”的“哪吒”也開始雙手合十,歸為佛系。但高虎卻欣慰於行走為痛仰帶來的轉變,“以前我們創作就是靠本能,會想刻意反流行旋律。但出去走了一圈,你會發現能夠直擊內心,給你溫暖力量的,就是好聽的音樂。你的創作審美不會再偏激、狹隘,你的內心開始接納更多。”而這也成就了如今痛仰音樂中出世、入世的閱歷感。

從2006年至今,痛仰幾乎每年都要和樂隊進行一次全國巡演,即便他們已經成為各大音樂節的壓軸常客。痛仰的足跡遍布西藏、新疆、尼泊爾,甚至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險的新藏公路;演出場地有大都市的live house,也有三、四線城市的小酒吧。很多小地方沒有合適的場所,但只要車能開到的地方,痛仰便隨時隨地拿出設備準備“路演”。

“我們希望每年都走一些沒去過的城市,讓更多城市裡都有搖滾樂的根據地。那種近距離的互動,你可以感受到汗流浹背的呼吸感,麥克風一下就能遞到觀眾的嘴邊。我們喜歡那種感覺。”高虎坦言。

新京報記者 張赫編輯 田偲妮 校對 吳興發

值班編輯吾彥祖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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