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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死大明,乾不過清軍:李自成為何在皇帝路上功虧一簣?

1644年農歷三月十九日的歷史節點,李自成無疑是東亞最有實力的人:

新生的大順帝國,已經統一了幾乎整個黃河流域。從嘉峪關到山東半島的廣闊地域內,從省級的節度使到小小縣令,各級地方官員紛紛赴任,恢復秩序,建立地方政權。

李自成身後的身後,是一支久經戰火考驗的威武之師,他們已用實力證明,明皇朝的任何武裝,都已不是大順的對手。

李自成面前,是秩序井然的北京城。市民們紛紛供奉寫有“永昌皇帝萬萬歲”的香案,前來投降的舊明官僚趨之若鶩。

此時,四川張獻忠已經俯首受封;南明的主力部隊,不過是大順的手下敗將;關外的清廷,坐擁的也僅僅是荒涼的東北。

似乎再沒有什麽,能阻止他登上中華帝國的皇位了。

誰能料到,僅僅四十二天后,大順軍就在倉皇中撤離北京;一年之後,永昌皇帝竟敗死湖廣九宮山,淪為孤魂野鬼。

擁有強大軍隊、控制廣袤疆域的大順朝,為何敗得這樣快、這樣慘?

流傳最廣的解釋,莫過於郭沫若1945年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了:“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裡去了……”。在他看來,空前勝利讓大順軍驕傲、腐化,導致“軍紀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 ”是“後來失敗的大漏洞”。

以今天的史學成果看來,這種說法,並不能揭示大順朝敗亡的真正原因。

一方面,進京的順軍將士,確有志驕意滿之舉。明工部員外郎趙士錦,曾親睹“國公家媳婦”等數十美女進入劉宗敏府。李自成一向嚴於律己,《明史》稱他“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也有所松懈,收編了明宮女竇氏等為妃嬪;順軍一些中下級軍官,也有瓜分明朝敗亡勳臣女眷的行為。

但另一方面,李自成也依然保留著不少艱苦作風。他早膳不過米湯,“少啜米,飲而出,憚用他物”,每隔三日就到校場校閱士卒,日常出行仍騎戰馬,僅張黃羅傘蓋以區別。大順軍紀律嚴明,百姓“有行走者,避於道旁,亦不相詰”,劫掠民者財會被處以酷刑,明官員目擊,搶綢緞鋪計程車兵被釘死在正陽門示眾,北京市民“嫁女於賊營者甚多, 甚以為榮”。

即使山海關大敗後,順軍在保定仍能堅持平買平賣;撤離長安時,權將軍田見秀以“秦人饑,留此米以活秦人”,拒絕焚毀軍糧。比起張獻忠、南明軍主力左良玉部和清軍八旗,大順軍的整體紀律,已經很不錯。清廷重臣范文程稱:“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

那麽,大順失敗的究竟原因是什麽?

親歷大順統治的明朝官僚,極其詬病這一政策:“追贓助餉”,即沒收明朝官僚地主的家產充軍。

造反初期,農民軍靠暴力搶奪富戶錢糧活命,稱為“打糧”。建立襄京政權後,則發展為沒收“貪汙吏及豪強富室”家產做軍費;對下層農民,則免征賦稅。於是,一首“闖王來了不納糧”,唱開了明皇朝的座座城關。

但大順能取得輝煌勝利,也離不開官僚地主階層的歸順。東征勢如破竹,北京迅速攻克,均得益於官僚們望風而降。北京城中兩三千官員,一時間“叛降如雲”,“三面環觀,曾有誰不降賊?”

但大順的舉動,對於這些降者卻如當頭冷水。北京城中,被大順錄用的官員,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三品以上舊明高官尤其少。而等待官員們的,則“追贓助餉”。僅權將軍劉宗敏院裡,就關押了上百人,包括首輔魏德藻、吏部尚書李遇知、兵部侍郎金之俊等前明高官,不乏被夾死者。就這樣,崇禎皇帝求三拜四沒能借出來的軍餉,被永昌皇帝兩根夾棍輕鬆搞定。

但這些官僚掌握著權力、人脈,其本身就是寶貴的智力資源。大順已有的官員隊伍,多為下層知識分子(如首席文臣牛金星,只是個舉人)。與明廷高官相比,他們缺乏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戰略眼光。事實上,李自成和他的智囊,可能根本沒意識到,清八旗軍已經虎視眈眈。

當傾巢而出的八旗鐵騎向關門集結時,大順還在向湖廣、四川和江南等地調兵遣將。山海關之戰中,順軍大約只有六萬,不足吳三桂和清軍的一半,後果是災難性的。

相比之下,清廷則高明得多。無論道德上如何抨擊,洪承疇們的能力和眼光毋容置疑。清廷的眼線,一直密切注視著大順軍的動向。當清軍高舉著“報君父之仇”“剿賊”的旗號而來時,猶如釜底抽薪,剛剛歸降大順、經歷“追贓助餉”的前明舊臣,在晉冀魯豫各地紛紛掀起叛亂;京城易手後,被大順拷打的前明官員們,不少換了髮型,又開始為清廷的征服之路出謀劃策。

新生的大順,就這樣走向了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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