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張岸元（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對國內金融界來說，應對氣候變化是看似熟悉、實則陌生的宏大命題。資本市場在短時期內集中交易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預期，是危險的事情。投資者進入一個新領域，需要對相關事項有基本原理性認識，對擬議中技術路線產業化之經濟性，有大體定量的評估。畢竟此領域可供參照的成功商業案例尚不多見。即便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政策最為激進、最為持續的歐洲，我們也沒有看到碳交易有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沒有看到以減碳為主業的大型上市公司蓬勃成長。碳交易在財務上可持續自我循環的基礎是配額、嚴格規則和監管。碳減排的關鍵在於技術進步與產業化，相關領域可能在相當長時期內難以發展成為獨立行業，都要依附於現有其他產業的轉型實現財務價值。
一、氣候是否變化？變化方向是否是變暖？
主流觀點認可全球氣候變暖說，並且強調變化的不可逆性、尤其是演進的非線性，但與此同時，反對觀點同樣有立論基礎。如果將觀測區間放大至千年甚至更久，近百年氣候變化則呈現出周期波動的特徵。上世紀70年代，科學家從軌道周期變化規律出發提出的“變冷說”盛行一時，由“變冷說”轉向“變暖說”是近幾十年的事。MIT氣候專家Richard S． Lindzen認為，支持全球變暖的數據質量很差，在過去幾十年中幾乎看不到明顯的趨勢。全球變暖的速率也不穩定，研究表明，1998至2012年，全球年平均地面增溫速率較之前明顯放緩。
二、人類活動是否是氣候變化的首要因素？
以人類目前的認知水準，尚不能完全掌握氣候變化的內在規律。聯合國國際生態生命安全科學院院士龔巧玉認為，從地質學角度看氣候變化，近百年氣候的變化不過是地球歷史氣候變化的一個小插曲，地球不同地區溫度冷暖變化±2℃是正常的。非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The Non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NIPCC）2008年和2009年的氣候變化研究報告認為，是自然因素主導了氣候變化，其中太陽活動的影響不可忽視。俄羅斯天文學家哈比卜拉·阿卜杜薩馬托夫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強烈的太陽異塵餘生使得海洋表面溫度增加，並產生大量二氧化碳，相比之下，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不值一提。
三、二氧化碳是否是罪魁禍首？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教授丸山茂德認為，二氧化碳和氣候變暖是兩個不同問題。近百年來，地球氣溫呈現升高的趨勢，但氣溫升高僅有0.5℃，不算異常。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環境科學家S·弗雷德·辛格和哈德森研究所終身研究員丹尼斯 T．艾沃利認為，溫室效應理論有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首先，二氧化碳的變化不能解釋我們已知的氣候變化；其次，溫室效應不能解釋最近的氣溫變化。中國科學院丁仲禮院士曾表示，人類活動排放二氧化碳引起的地球增暖，不足以改變氣候自然變化的規律。丁院士還認為二氧化碳同溫度並非嚴格相關。
此外，除二氧化碳外，大氣中還有一氧化二氮、甲烷、水汽等溫室氣體。從光異塵餘生吸收能力和溫室效應貢獻來看，水汽遠高於二氧化碳，甲烷的部門氣體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28倍，一氧化二氮是二氧化碳的265倍。
四、究竟應采取何種措施逆轉氣候變暖？
有研究稱，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導致的氣候變化在停止排放後的千年內依然不可逆，氣候很難人為地去平衡。基於此，有人提出應實施大規模地球工程，對全球氣候實施系統人工乾預，部分科學家將此視為拯救人類的最後手段。
根據作用機理不同，地球工程技術可以分為碳移除和太陽異塵餘生管理兩大類。碳移除是通過生物、物理或化學的方法移除或轉化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主要技術有造林和森林生態系統恢復、碳捕集與封存（BECCS）、提高土壤碳含量、海洋鹼化、直接空氣捕獲和存儲（DAC）、海洋施肥等。太陽異塵餘生管理不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而是通過減少到達地面的太陽異塵餘生來緩解地球升溫，具體方法包括平流層氣溶膠注射（SAI）、陸地或水面上空雲改造、表面反照率修改等。
以上地球工程都處在概念探討階段，多數科學家對其成熟度、有效性、經濟成本、外部性等持保留態度，擔憂可能會帶來不可預知的風險。
五、氣候變化對我國的利弊影響究竟如何？
當前國內學術界對此鮮有深入探討。此前研究的基本觀點是，較高氣溫似乎更有利於中華文明的發展。著名天氣學家竺可楨1972年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是相關領域扛鼎之作。他根據歷史和考古發掘材料，論證我國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兩千年，即從仰韶文化時代到河南安陽殷墟時代，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攝氏度左右。在這以後，年平均溫度有2-3攝氏度的擺動。
中科院地球環境研究所劉禹等學者，於2009年發表在《中國科學》上的論文指出，在過去 2485 年裡， 中國絕大部分朝代的滅亡都與該溫度序列的低溫時期相對應，主要原因是低溫會導致糧食歉收引發農民起義和戰爭，寒冷時期草原牧場的南移會導致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和南遷。近年來，網絡上甚至有報導，我國西北地區由於全球氣候變化出現了某些區域降雨量增多現象，這顯然是一般觀點所樂見的。
雖然我們不能基於氣溫和農牧業產出之間的正向關係得出氣候變化有利於我國的判斷，但也不能在沒有系統研究之前，持反向觀點。
六、是否確定“緊平衡”的碳排放基數配額？
放任人類溫室氣體排放的後果存在不確定性，但支持者描述的場景是毀滅性的。因此，實現人類活動的“氣候中性”，即無論氣候如何變化、因何變化，人類活動都不應成為其因素，就成為各方接受度較高的政策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要求我國在此領域采取強有力行動。
碳排放權也是發展權。欠發達經濟體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排放大量溫室氣體，發達經濟體人均碳排放水準更是遠遠超過不發達經濟體。過往多年，國際間圍繞碳排放究竟應考察部門GDP排放強度、人均排放量，還是累計排放量，爭論不休。去年底以來，我國與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了價值觀層面的新共鳴，應對氣候變化“十四五”規劃正待頒布。預計相關規劃將會在我國發展水準、發展階段現實，與命運共同體理念之間反覆權衡。
在現有碳交易的機制中，配額交易的政策效果最為顯著，也是最能發揮我國體制優勢的方式。如果給定一個緊平衡的配額基數，借助我國制度優勢、行政優勢，按照地區、行業、市場主體分解指標，嚴格統計、測算、監管，市場交易能夠瞬間激活。配額價格將取決於減排成本（主要由技術決定）和市場供求關係（主要由配額是否充裕決定）。有了嚴格配額管理，減排及自願減排將獲得新的經濟性，減排行為本身將獲得準確定價，而不僅僅是換取資金的機制。這將是“30-60”與以往節能減排、綠色發展政策最大的不同點。
與此前排汙權管理類似，二氧化碳排放配額管理在執行層面的難度顯而易見，涉及測算、監測、統計、簿計等方方面面。我國在2017年，就曾暫停溫室氣體自願減排的備案申請。去年底以來，相關領域基礎設施基礎制度建設開始顯著提速。
七、是否在產業層面頒布存量調整政策？
以新能源汽車領域為例，過往多年我國在該領域的政策是“立新”，即通過補貼等促進行業快速發展。但對傳統燃油車一直沒有“除舊”，即頒布強有力的限制措施。目前，英國、多數歐盟國家以及日本，都確定了傳統燃油車退出新車銷售市場的準確時間點，從2030年到2035年不等。“十四五”相關產業規劃中，我國是否也會以此為參照，給出傳統燃油車禁售確定時間點，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兩年前，國內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曾以兩會提案的方式推動該事項，由於多種原因未果。今年若推出該時間點，將對諸多行業帶來顛覆性影響。如，燃油車集中報廢、退出使用，將導致汽油柴油消費斷崖式下跌、煉油裝置大量閑置；車用中小汽柴油機、變速器、傳動、尾氣排放控制等產業鏈生命周期大大縮短。當然，該舉措對於提升中國能源安全的意義重大。石油消耗過程中，約60%用作“能量方向”，包括汽油、柴油、航空煤油、船用柴油重油等；其他約40%用於“物質方向”，包括乙烯等化工原料。燃油車禁售，理論上最多將使得我國石油消耗下降60%，進而實現石油自給，擺脫對海外進口的依賴。
新能源汽車領域誰將勝出是個問題。傳統汽車廠商多年來的資金實力、技術積累和儲備、渠道優勢，不是造車新勢力所能望其項背的。此前，之所以傳統廠商沒有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全面發力，主要是基於商業考慮，如較低的油價、現有生產裝置利用等。一旦燃油車禁售政策予以明確，傳統車企迅速轉型，一些造車新勢力恐難有容身之地。事實上，去年下半年以來，在歐洲市場，大眾、甚至法國雷諾的新能源汽車銷售都已經超過了特斯拉。汽車不是手機。整車代工貼牌是取巧的做法，以此為基礎的高估值，會有去偽存真的過程，目前海外市場相關板塊已經大幅調整。
八、部分行業應有更大作為
電力、鋼鐵、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造紙、航空等行業是減排的主力。多年來，這些行業在綠色發展方面有持續進展。既然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就要在原有政策基礎上有新的增量，推動行業超越現有舉措實施減碳。或許在火電等二氧化碳氣體濃度較高的排放點，運用現有技術，大規模發展碳捕捉、碳封存、碳利用，是重要切入點。規模化生豬養殖的甲烷、一氧化二氮，也具備集轉運站化條件。此外，金融等服務業，則應圍繞運營、融資、供應鏈三大環節，確定更為積極的碳中和目標，如2030年等。
以碳中和應對氣候變化，在科學上、技術上、工程上尚存在模糊之處。但以能源轉換為切入點，實現產業變革，從供給側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這一過程中，鎖定配額，明確規則、創新技術，三者缺一不可。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中信建投首席經濟學家，兼任南開大學等校客座教授、證券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委員會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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