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歐洲歷史，為何沒有“官逼民反”“農民起義”的現象

中國的歷史以先秦為分水嶺大致分為兩部分，一是秦朝以前的奴隸製貴族社會，二是秦漢以後的封建制社會。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三朝，它們之間進行朝代更迭，往往都是貴族階級內部的話事人更換。自打秦朝建立以後，一直到清朝結束，數十個朝代的更迭大多因農民起義導致。

翻閱歷史，所有的農民起義無外乎一句“官逼民反”。比如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漢高祖劉邦的斬白蛇而起，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三粒稻穀”，闖王李自成和太平天國等等，都是處在王朝的晚期，朝廷上下昏君佞臣輩出，官府橫征暴斂，加上天災人禍的催化，勞動人民食不果腹、衣不遮體，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好“削木為刃”揭竿而起。

綜合來看，“官逼民反”成為封建社會一種常態。與此同時，遙隔萬裡以外的歐洲大陸，雖然也有著中世紀漫長的封建社會，“官逼民反”的現象卻十分罕見，沒有出現中國歷史上，那種動輒數十萬規模的農民起義。歸根結底，它是有多重原因所致。

一．歐洲的封建時期，受教皇控制

信仰是個十分重要的精神寄托。有信仰的人往往行為舉止會受到各種限制，包括對世界心存看法時，人類出於本能，會首先將內心的苦悶訴諸於信仰，企圖通過神明的力量，來實現人生的自渡，這種對信仰的渴求越高，必然決定著人對於宗教的忠誠度。華夏封建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宗教運動，它便是西漢時期，漢武帝與董仲舒搞得那套“君權神授”理論。

這套理論與歐洲的宗教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想借助造神的手段，將皇帝打造成至高無上的“神”，將皇帝的個人意願說成是老天爺的意願。單純說“造神”的工作，中世紀的歐洲顯然要比華夏西漢要成功很多。西漢的君權神授並不徹底，它在宣揚皇帝受命於天的同時，又強調皇帝若不實行“仁政”，老天爺便會借助“山崩地震蝗災”來警示。

這便給後來的農民軍起義提供極大的便利，他們可以打出“替天行道”的口號，使自己同樣符合道統。再看中世紀，乃至現在的歐洲，對於宗教的信仰絲毫不減當年。他們對教義的信奉，如同儒家的“反求諸己”，一旦遇上想不開的事，就會跑到教堂跪地懺悔。如此一來，很多民怨會因宗教的存在，被消滅在個體本身。

二．歐洲的封建制度，從開始帶有資產階級味道

華夏族人“忍耐”的功力，在整個人類文明中首屈一指，只要有口吃的喝的，往往不去想一些不著調的事兒，習慣“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在華夏歷史中，所有的“官逼民反”往往都是老百姓的生存底線遭到破壞，勞動人民連最基本的吃飯都成問題，所以忍耐下去是餓死，起義造反是作死，橫豎都是死的情況下，才會選擇鋌而走險。

按照正常“春種秋收”，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家中缺糧的情況，即便是偶然有鬧饑荒的地方，通過朝廷賑災也能夠平安度過。問題是一旦走到王朝末期，老百姓通常會面臨一些列問題，首先是貴族地主階級“圈地運動”，利用手中的權勢，低價買入農民手中的良田，再高價賣出或據為己有，導致勞動人民失去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再加上朝廷無限度的橫征暴斂，使得原本失去土地的勞動人民，更加沒有活路。所以，華夏封建時期雖然有固定的賦稅（通常是三十稅一），但是受上流社會影響很大，很容易變成掠奪。

同為中世紀的歐洲，他們也是采取農業種植的莊園耕作模式。農民為大莊園主或大地主服務或自行耕作，他們同樣需要承擔各種賦稅，甚至要比東方華夏要多數倍。但是歐洲大陸有一種極其可貴的“契約精神”，農民與大莊園主、臣民與國家教皇都有清晰明確、固定不變的稅額。

各個階級只要如數繳納賦稅，朝廷和教皇是沒有任何理由再去徵收。此外，中世紀的歐洲很早便有“公證機構”，叫做“莊園法庭”，專門用來協調農民與貴族間的利益問題，通過聘請律師或代表，進行雙方辯論的形式，便可以解決相關的矛盾。

此外，歐洲農民與貴族的主仆關係，與東方華夏截然不同。華夏的貴族階級雖然同樣負有贍養奴仆的義務，但這種義務是有限的。歐洲的貴族則會承擔無限的義務，比如某位農奴不幸身亡，農場主會自動成為去世農奴孩子的法定監護人。若是放在封建華夏，或許只會將小孩變賣他人。

讀史君認為，中世紀時期的全球，不管東西方采取哪種體制，都有自身的優缺點。中國的大一統和君權神授觀念，在宣揚天人合一的同時，又給下層社會開啟一扇通往上流社會的通道。西方的“契約精神”和宗教信仰，能夠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也使得社會垂直階層上，表現得相對閉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