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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詞與南宋詞,有什麽區別?

晚唐五代以來,詞的主要功用是在宴樂場所供給伶宮歌女歌唱,從歷史上講,唐代文壇以詩歌最為發達,而詞遠遜於詩,給宋人留下了廣闊的余地。

宋詞的分期,從宏觀上講可分為北宋與南宋兩大期。北宋和南宋的分期以“靖康之變”為界。詞在這兩大時期的區別由於歷史背景和社會變革更為明顯。

娛賓遣興VS家國情懷

詞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會文化消費的熱點。由於都市的繁榮,“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北宋初,詞人有晏殊、張先、柳永等人,這些詞人一方面繼承了唐五代的傳統,內容上多寫樽前花下,風格上“香而弱”,形式上除柳永外多寫小令;另一方面對唐五代詞又有所發展,詞的風格逐漸詩化,體制上來講,柳永的慢詞更是一大開創。到中期,詞人蘇軾更加開拓了詞的思想內容;北宋後期的秦觀、黃庭堅、周邦彥等,大多數又回到傳統的言情和婉約中去。宋初著名的宰相晏殊可以稱得上是當時的有閑階級,我們看他的詞,多婉約綺麗:“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秦觀的詞“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淒迷的景色背後是詞人被貶郴州後的哀怨心情。這是起的詞人創作離不開戀情、離別、傷時。

南宋以來,“靖康之變”的政治風雲極大地改變了詞人的生存環境和創作心態,使他們的詞作從早期描寫綺羅香澤、閑情逸致的個人生活轉變為描寫國家興亡的重大主題,詞風也從柔婉綺豔一變而為剛健雄放,北宋末年詞風向南宋初期詞風開始轉變,詞風由婉約走向豪放。這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南渡詞人”,他們的詞風也由於“靖康之變”發生變化。張元乾、張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都由北方遷居至南方,詞作也由此分成前後兩期。前期多傳統之作,後期多寫亡國之苦、鄉關之思,“淒然有黍離之感”(黃升《花庵詞選》)。到南宋中期,愛國詞派和豪放詞派在此時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產生了偉大的詞人辛棄疾,後來的陸遊,加之陳亮,劉過等人。號稱“婉約詞宗”的李清照寫下“九萬裡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這樣豪邁的句子;嶽飛的《滿江紅》可能是很多人最早背會的一首詞“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是辛棄疾的家國情懷。

“詩余”“以詩為詞”VS“詞別是一家”

詞這一文體,最早起源於民間,詞的興起,以及某些具體格律和修辭特徵的形成,還和酒令著辭有關。“新翻酒令著詞章”(花蕊夫人《宮辭》),盛極一時的宴飲娛樂風氣,培育並發展了精彩豐富的酒令藝術,酒令藝術的發展衍生出詞。而北宋時期,社會安定,經濟較為繁榮,娛樂活動眾多,此時的詞仍然繼承唐五代的創作風格,內容上仍是羈旅戀情離思之作。

南宋時,不僅詞的創作題材不斷被開拓,詞的地位也由詩余轉為別是一家的體式。詞人增多,詞論更加系統化。李清照在《論詞》中提出“詞別是一家”這是針對蘇軾“以詩為詞”而發,目的在於維護詞學傳統,嚴格詩詞的界限,維護詞體的音樂特質。

以詩為詞”VS“以文為詞”

“以詩為詞”是蘇軾的觀點,辛棄疾所倡導的“以文為詞”成功地將辭賦古文的章法、句式以及議論、對話等具體手法移植於詞,為散文藝術與詞體創作之間打通了道路,擴大了詞的表現方法。他常以散文句法入詞,像“凡我同盟鷗鳥,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與戰國時期諸侯盟誓的語言相近,又如“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賀新郎》,“甚矣吾衰矣”《賀新郎》等等,句式完全散文化,但都符合詞的音律,既有一瀉直下的氣勢,又覺娓娓道來,深摯動人。明代毛晉《稼軒詞跋》說:“宋人以東坡為詞詩,稼軒為詞論,善評也。”從蘇軾的“以詩為詞”到辛棄疾的“以文為詞”,為詞又開辟了新的境界。

綜上,北宋詞和南宋詞在內容和風格上受到民族危機的影響而轉變,在詞論和詞體的創作上又同中有異,在繼承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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