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國稅費負擔有多重？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2005年的巨集觀稅負水準26.43%，其後每年負擔平均增加1個百分點，2010年達到了36.22%。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2017年巨集觀稅負水準，分別比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和平均水準高出19.2和7.1個百分點，與發達國家平均水準相當。

　　2014年以來，中國一直在進行著所謂的減稅清費，成效究竟如何？與國際比較，中國的巨集觀稅費水準目前高出多少？水準多少合適？今後應當分幾年減稅費？各年規模和總規模應當多大為宜？這裡就此並以國民收入在企業與政府間錯配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討論。我們的研究團隊，正在計算各方面改革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為減稅費是一個最為緊迫的改革，因此，將我們研究的這部分結果先發表出來，供各方了解和參考。

　　一、中國巨集觀稅費負擔到底高出多少？

　　在政府與個人和企業之間，存在著這樣的體制安排和風險防範：一是在政府和納稅人之間要建立起製約關係，避免公權力部門膨脹較大、效率較低、支出過度、資源浪費等消耗稅款的情況；二是國家的治理能力較弱，個人和企業太分散，不願意繳納合理的稅收，政府籌集收入的組織力不強，出現不能提供有效公共管理、理想公共服務和滿意基礎設施的問題。

　　建國以來，我們在經濟體制上，所有製方面發展國有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資源配置上實行了計劃經濟，政府的經費來自於企業的上交利潤，農村上交的公糧和其他農業產品，沒有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稅收體制。改革開放以後，逐步地改革，巨集觀收入水準，從高到低，1995年最低時為16.45%左右。1992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確定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世紀90年代進行了稅收及政府其他收入體制的改革，分稅制改革增強了稅收向中央集中的力度，養老、醫療和其他社會保險金開始建立和徵收，土地使用從政府無償劃撥逐步改革為協定和招拍掛出讓，政府各部門收取的各種費項通過收支兩條線合法化，結果巨集觀稅負率很快上升到2013年的38.27%。顯然，政府向企業等納稅人籌集的收入水準，即使按照最高限28%的水準，也多了10個百分點，規模達56613億元，超過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所承受的適度巨集觀稅負率。

　　從表1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2005年的巨集觀稅負水準26.43%，其後每年負擔平均增加1個百分點，2010年達到了36.22%。從表6-2可以看出，進入21世紀以來，發達國家的平衡巨集觀稅負率降低到了33.4%，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稅負率只有17.0%，體制轉型國家的稅負率為29.1%，所有國家平均稅率為21.8%。中國2017年巨集觀稅負水準，分別比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和平均水準高出19.2和7.1個百分點，與發達國家平均水準相當。

　　從中國政府的收入結構看，巨集觀稅費負擔提高到適度水準以上，主要是土地出讓金、社會保險金和行政性收費三大部分快速增長所致。當然，政府稅收部分增長也不慢，年平均增長都快於GDP的平均增長速度。從征稅對象看，各項稅收和費金，主要從企業中收取，後來開征的個人所得稅比例較低，房地產稅沒有開征，最保守估計，政府收入的85%來自於企業。

　　從表3中國企業稅負與世界其他國家稅負比較看，比高收入國家平均值高出近29.73個百分點，比中高等收入國家平均水準高出28.85個百分點，比世界平均水準高出26.84個百分點。當然，這裡有中國以間接稅為主的因素。但是，政府收入的負擔，主要還是壓在企業身上。

　　二、高稅費造成了多大的經濟損失？

　　從表1、2和3的數據看，我們2017年巨集觀稅負率為36.20%，均高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的平均水準，我們也屬於二元體制轉型國家，即使按照轉型國家29.1%的巨集觀稅負率計算，2017年中國巨集觀稅負水準，高了7.1%。

　　那麽，中國國民經濟的巨集觀稅負水準，到底為多少合適呢？2017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8600美元，雖然經濟總規模較大，從“人均GDP水準越高，稅負承受能力越強；而人均GDP水準越低，稅負承受能力就越弱”的道理看，比照世界各國巨集觀稅負水準，即使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需要考慮進去，我認為在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最多也不能夠超過GDP的30%。

　　因此，從2017年的數據看，政府從國民收入中多分配了58973億元。政府過多分配國民收入，導致企業投資減少，據此估算2017年產出損失佔GDP的1.52%。

　　三、前三季度究竟減沒減稅費

　　這個分析的含義為，巨集觀稅負降低到30%，政府如果沒有過多地分配國民收入，企業投資的資本要素正常增加和配置，2017年的GDP應當是839643億元，比2017年的827112億元，多出12531億元。

　　由於中國目前稅費水準較高，主要是行政和經濟建設支出過多，並且，一年內減稅到位，我覺得也不太現實。但是，減稅五年，可能時間太長。考慮目前分配格局的承受能力，減稅降費還是分三年實施為宜。

　　從2018年前三季度的政府收入看，1到9月稅收為127486億元，行政收費為18345億元，土地出讓金收入為42298億元，土地出讓金以外的基金收入為7050億元，發行彩票收入3835億元，國有企業資本經營上繳數假定與去年同期水準相同為1875億元，社會保險基金39300億元，則前三季度財政總收入為240189億元，前三季度GDP總規模為650899億元，巨集觀稅費負擔水準達到了36.2%。

　　四、應當減多少，分幾年減，總規模多大？

　　研究中，也對中國減稅費的標準進行了劃定，即不超過GDP的30%紅線，據此計算了應當減少的稅費規模。但是，一年減的力度太大，可能財政支出方面不能適應，於是形成了一個三年減稅費的計劃，並測算了其增加產出的成效。

　　設想從2019年開始真心實意地減稅降費，分三年達到合理水準30%。2018年GDP約為881701億元，按照不改革基準1和人口因素可能影響的基準2各年GDP，通過減稅還原，並假定因市場需求環境開始改善，資本生產率得到提高，GDP增長速度平均每年加快了0.4%到0.43%。據此2021年時，對比基準1（不采取任何改革）和基準2（人口因素壓力太大），增加了12797億元和16888億元的GDP產出。三年中巨集觀稅費水準降低到合理的30%水準，需要共計減稅56000億元。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