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士陵在1888——蘭樓舊藏黃氏四佚印探考

-黃士陵-

黃士陵在1888 |蘭樓舊藏黃氏四佚印探考

南京文博前輩王一羽先生的蘭樓藏珍之中，歷代印章當屬一大類別，其中不乏明清名家之珍品，而清代篆刻大家黃士陵佚印四枚，尤可寶貴。四方佚印均乃黃氏為揚州畫人李彥奎所作，為以往出版收羅黃氏印最為全面之《黃士陵印譜》（上海書店）《黃牧甫印影》（榮寶齋出版社）等印譜所未收，對於黃氏印風形成以及交遊之考訂均有重要意義，是研究黃士陵生平與篆刻藝術的重要資料。今不揣譾陋略作考證，就教於印學方家。

黃士陵（1849－1908）字牧甫，又作穆甫、穆父，晚年別號黟山叟、倦叟、倦遊窠主，室名蝸篆居、延清芬室、古槐鄰屋。安徽黟縣人。幼承家學，精研篆籀。曾在國子監從盛昱、王懿榮、吳大澂問學。篆刻早年摹擬吳熙載、趙之謙、丁敬、黃易，後師法秦漢璽印，更參以鍾鼎泉幣、秦權漢鏡、碑碣陶瓦文字筆意。用刀圓腴挺峭，於光潔中見渾穆，特具雍容華貴。於皖、浙兩宗以次衰歇之後獨樹一幟。世稱“黟山派”。有《黟山人黃穆甫先生印存》行世。[1]

黃士陵作為近代印壇一大家，其藝術成就和對後世之影響，堪稱一代宗師。然由於黃氏55歲歸隱黟縣故裡，60歲即去世，加之長期活動於南國一隅，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均難以與同時的吳昌碩甚至是小黃氏14歲的齊白石相比，因此對於這位近代篆刻大師的研究，實在遠較吳昌碩、齊白石為少，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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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陵為李彥奎刻“柳波散人”“淡道人”“平山樵子”印章三方

印文：

1、柳波散人

2、淡道人

3、平山樵子

邊款：

1、牧甫。

2、牧甫。

3、牧甫為淡泉作。

出版：《羽翁長物》P178，榮寶齋出版社，2008年。

尺寸不一

RMB:100,000-150,000

據說黃氏一生治印不下萬枚[3]，今見於諸譜者僅兩千方左右，雖距黃氏謝世不過百年，但歲月滄桑，原石流傳至今者無異於吉光片羽，彌足珍貴。蘭樓所藏四印，是黃氏為其好友，揚州畫師李彥奎所作。其中三枚朱文小印“柳波散人”、“平山樵子”、“澹道人”均為壽山石質，小巧玲瓏，惹人喜愛。另一枚方章為靈芝鈕青田質地，刻白文“盡驅春色入毫端”七字，兼有百餘字長跋，尤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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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陵刻“柳波散人”印

黃士陵1883年刻“延秋吟館”印

“柳波散人”為高山白鏤空梅花小方章，1.5厘米見方，高2.8厘米。朱文。署款“牧甫”。是印結篆婀娜優美，全用衝刀刻就，輕巧暢快，一任自然，洗練而不事雕琢。章法上隨字結體，絕不平均分配，“波”字左邊偏旁任其自然地入侵了左下角“人”字的位置，左上“散”字也佔據了“人”字的領地，全印疏密結合卻不露刻意安排的痕跡，於隨意中別見匠心。黃氏篆刻，在形成自己穩定的風格之前，曾經深受鄧石如和吳讓之的影響，其中尤以吳讓之的影響為巨。從黃氏流寓南昌創作的《心經印譜》到移居廣州的最初幾年，吳讓之的印風一直是他創作的楷則。[4]其1881年所作印跋曰“余讚仰讓之先生篆刻有年矣，以不得畢睹其手作為恨”。1882年所作“丹青不知老之將至”邊跋中說：“振心農（許鏞）自江南來，購得讓老晚年手作印冊，知余讚仰，據出授觀。余閉門索隱，心領而會之，進乎技矣。”我們可以黃氏1883年所刻“延秋吟館”一印的章法布局和篆法刀法來作對比，就會發現與“柳波散人”印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兩印所作的時間亦應相去不遠。此時黃氏三十四歲，寓居廣州，個人風貌正在逐步探索之中。[5]他可能正是在這段時間結識了揚州畫人李彥奎，並為之治印，也正是在此期間，他結識了長善、志銳、梁鼎芬、梁肇煜、沈澤棠等文人仕宦。[6]1885年通過士大夫們的推薦，黃氏赴北京國子監研習金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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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陵刻“平山樵子”印

“平山樵子”為白壽山長方小章。長1.9厘米，寬0.7厘米，高2.7厘米。朱文。署款：“牧甫為澹泉作”。此印用篆帶有明顯的黃氏風格特徵，如“平”、“子”等字，是典型的牧甫面貌，此二字的末筆均向左欹斜呼應，“樵”字的右半邊卻巧妙向右盤活全印。這種篆法章法，正是胎息自古璽鏡銘等吉金文字，能夠隨形巧變，欹斜中見平穩，平穩中見險絕，自然天成。是為黃氏極高明之布局章法，細細品味不得不讓人歎服。“國鈞長壽”一印的主人曾這樣記述黃士陵的創作：“惟篆之功最難，刻則迎刃而解，起訖劃然，舉不難肖乎筆妙。即為余作此印，篆凡易數十紙，而奏刀乃立就。”（見“國鈞長壽”邊跋）由此可見黃氏奏刀落石之前的布篆準備，實是殫精竭慮，反覆思量的，而一旦定稿落刀，則很快完工，不多修飾。以此印證之，恰如所言。此印用刀依然以衝刀為主，觀其原印，並不作深刻，刀痕宛然，並常留破碎朱跡，絕少潤飾，全印氣韻峭拔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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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陵刻“澹道人”印

“澹道人”為白壽山獸鈕長方小章。長1.4厘米，寬0.6厘米，高3.6厘米。朱文。款署“牧甫”。此印可作黃氏小印中之極品觀。用字尚簡，一派泉幣鏡銘氣息，用刀爽健光潔。“澹”字上“刀”內“口”刻意誇張放大，三點水卻反其意濃縮到極致，甚至緊貼印邊竟似於無。“道”字下部的貼邊處理正與“澹”字的水部一呼一應。“人”的刻意拉扁變形剛好協調全印，使全印妥帖穩當，俏皮生動。這是一方極具神趣和巧思的小印，縱觀黃氏印譜，像這樣生動精彩的小印實不多見。黃氏治印尚平正爽利，而過於平正則易流於板滯，因此在章法上他極為注重對斜筆的處理，如此印中的“道”字下部的斜筆穿插和“人”字的斜筆拉伸。往往正是這些斜畫的巧妙經營，使得全印靈動自然，生氣遠出。鄧爾雅曾這樣讚許黃氏章法：“尤長於布白，方圓並用，牝牡相銜，參伍錯綜，變化不可方物。”李剛田先生也給予黃士印章的章法高度肯定：“加強印面的繪畫性效果，加強作品平面構成對審美第一觀感的衝擊力，這可以說是現代篆刻藝術的一個重要特點，黃士陵在不失古典之美與文人雅致之美的同時，在章法上具有新的形式之美，叢而成為與當代篆刻相銜接的印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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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陵為李彥奎刻“盡驅春色入毫端”壽山高山石方章

印文：盡驅春色入毫端

邊款：廣州太守孫公，築鬥室於郡齋之西，曰西薖。薖之東，蒔花種竹，水陸艸木，無花無之。太守公餘，每集客觴詠其間，甚樂甚也。非范文正公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邪？時陵與澹泉上舍俱從事門下，澹泉善繪事，盡為諸花傳神，洵寫生手也。太守報詩有此七字，屬陵鐫石並記之。光緒十四年上元日黃士陵。

出版：

1、《羽翁長物》P177，榮寶齋出版社，2008年。

2、《中國書法雜誌》P121，2009年五月。

尺寸：2.7×2.7×7.4cm

RMB:200,000-250,000

四印中唯一的白文方章尤可寶貴，為青田靈芝鈕，2.8厘米見方，高7.5厘米。刻“盡驅春色入毫端”七字。此印作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署有黃士陵百餘字長款，如此長文在今存黃氏印作中極為少見，因此是這批佚印中最具史料價值的一方。先從印面來看，此印作於1888年，這一時期，正是黃士陵自北京國子監肄業返回廣州之初，是他創作最鼎盛的時候，也是其探索並逐漸形成自己獨特印風的重要時期。將此印放入這一特定時期，就會發現此印實為黃氏脫出吳讓之印式而形成自己穩定面貌的轉型之作。此印無論從篆法和刀法上，都已逐漸脫離吳讓之的藩籬，更多的是黃氏自己的新面目，早年吳氏對其的影響殘留極少。此印用篆方折遠多於圓轉，“驅”字的誇張和穿插，明顯是黃氏後期的意趣而與讓翁相去甚遠。就刀法論，用漢印法長衝，華潔勁麗，筆畫轉折銜接處不再輕巧取勢披削帶過，只在筆畫起訖處保留並升華了吳氏的刀筆特色。韓天衡先生曾有的論：“牧甫用刀，白文多自線條外入，每每留細微刀痕，此法乃出於熙載，為牧甫窺出且發揚之。此為其近不惑時事也。此刀痕雖若有若無，而與其筆道粗細相映，別具意趣。”[8]證以此印，竟分毫不爽。較之黃氏1884年所作“嶽森長壽”和1885年所作“士愷長壽”，此印的風格更趨成熟，更具黃氏面貌。這其中足可窺見趙之謙對其的影響，黃氏同年（1888年）所作“廣雅書院經籍金石書畫之印”邊款中明確指出“意在讓之撝尗之間”，這一時期，趙之謙對其刀法上的影響最終促成了黃氏長衝為主的用刀，以及對挺健光潔的線條之美的追求。因此，此印可說是黃氏盛年風格趨於定型時的代表作，對於核考黃氏印風的形成發展，具有很大意義。

此印更為難得的是署有長跋，為研究黃士陵第二次寓居廣州的經歷和交遊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茲錄跋文如下：“廣州太守孫公，築鬥室於郡齋之西，曰‘西窠’。窠之東蒔花種竹，水陸草木，無花無之。太守公余，每集客觴詠其間，甚樂甚也。非范文正公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耶？時陵與澹泉上舍俱從事門下，澹泉善繪事，盡為諸花傳神，洵寫生手也。太守報詩有此七字，屬陵鐫石並記之。光緒十四年上元日黃士陵。”目前我們所能知道的黃士陵主要經歷大致如下：[9]

1849年生於安徽黟縣黃村。

1869年左右（20歲）離鄉流寓江西南昌鬻書鬻印，28歲時作《心經印譜》。

1882年（33歲）由南昌移居廣州。

1885年（36歲）赴京都國子監主攻金石學。

1887年（38歲）受張之洞、吳大澂之邀協助梁鼎芬主持廣雅書局校書堂。

1895年（46歲）短暫回故鄉一次，又回廣州。

1900年（51歲）自廣州回黟縣歸隱。

1902年（53歲）應端方之邀赴武昌協助編纂《匋齋吉金錄》。

1904年（55歲）自武昌返故裡，自此不再復出。

黃氏第一次到廣州時，他已經結識了不少知名的文人和達官顯宦。1888年，黃士陵三十九歲，時當盛年，正處於他人生中的上升期。黃氏學成歸粵，在國子監的金石學學習使其視野開闊，與吳大澂、張之洞、繆荃蓀等飽學之士的交遊令他學識大增，這使他的印風從浙、皖兩派脫出，趨於成熟穩定。也正是這一時期，廣雅書局的校書工作給予黃士陵生活上的穩定保障，為吳大澂編拓《十六金符齋印存》讓他沉潛到豐富的璽印世界博覽約取，他在這一時期的創作數量也明顯增多。這一年，是黃士陵人生歷程中生機盎然的一年。印章邊跋中所提到的廣州太守孫公就是孫楫。孫楫（1830—1901），山東濟寧直隸州人。字濟川、子舟，號駕斻、駕航、壺巢居士等。其曾祖孫玉庭、祖父孫瑞珍均為顯宦。孫楫為鹹豐二年（1852）二甲進士，散館改內閣中書，升侍讀學士，官至順天府尹。[10]《清史稿》稱孫氏一門“四世並立清要，家門之盛，北方士族無與埒焉。”據光緒五年（1875年）重修的《廣州市志》，孫楫曾在同治年間任監運使銜廣東高廉道署按察使，光緒十四年（1888年）任廣州知府。黃士陵為他刻過多枚印章，黃氏在早先為其所刻“駕斻”印邊款中稱其“廉訪”，而在此印中則稱“太守”，因為在清代“廉訪”是對按察使的尊稱，而“太守”則是對知府的尊稱。孫楫是進士出身，雅好文墨，生平喜歡名花異卉，並樂為之題詠。他的《邿亭詞集》就收有很多題詠花草的篇什。[11]由此印邊款可知，黃士陵與李彥奎當時都從事於孫楫門下。孫楫在廣州做官期間，仍不忘侍弄花木，在郡齋（官舍）之西辟一處雅舍，命名為‘西窠’，蒔花種草，常與文人墨客雅集其間。李彥奎（澹泉）擅繪畫，常為名花寫真，孫楫作詩答謝，內中引蘇東坡“盡驅春色入毫端” 句，並囑黃士陵刻石為志。邊款所記，恰是這一段雅事。

據朱鑄禹《中國歷代畫家人名詞典》所載，李彥奎為江蘇江都（今揚州）人，字叔士。工山水花卉，墨筆尤入古，兼善指畫。早卒未獲大成，人以此惜之。今據蘭樓所藏四印，可知李彥奎又號澹泉、柳波散人、平山樵子。從其畫作上，又有署“雙荼盦”者。以上諸種，可補畫史之闕。遍檢黃氏諸譜，所留存為其治印甚夥，可考者至少有“尗士”、“澹泉”、“彥奎”、“彥奎長年”（1888年）、“彥奎畫印”（1890年）、“造化吾師”（1891年）、“家在揚州廿四橋”、“雙荼盦主”八印，皆甚精到。李彥奎一直是黃士陵的好友，特別是此印長跋中，黃氏稱李彥奎為“澹泉上舍”，頗足推敲。所謂“上舍”，即“上舍生”，是指宋代的太學生。據《宋史·選舉志》記載，宋代太學分外舍、內舍、上舍，學生可按一定的年限和條件依次而升。明清時，“上舍”即為對國子監監生的別稱。雖然自清乾隆以降，監生資格可由捐納取得，並不一定入學就讀。但此處黃氏特用此稱呼，不排除兩人先後或同時被推舉入國子監學習的可能。

除李彥奎外，孫楫幕中還有一位與黃士陵相交極深的幕賓。劉慶崧（1863—？）[12]字聘孫，郱孫，號萍僧。江西南城人。有《藝隱廬篆刻》存世。劉氏少有文名，很早就遷粵。黃士陵1879年客居江西南昌時已聞其名，其時劉慶崧僅十六歲。五年之後黃氏遊藝廣州，兩人始相識。黃、劉二人相交二十餘年，情分介於師友之間。黃士陵盛讚其“蓄積富，好慕正，陵當就而考德稽疑”。[13]劉慶崧篆刻初宗浙派，後受黃士陵影響，用刀光潔挺利，為黃士陵印風的最早追隨者。黃氏有雲：“陵生平所業無若聘孫者，獨篆刻則聘孫自謂不如，蓋謙詞也。”[14]馮康侯少年時向劉慶崧請教篆刻，劉即讓其研究黃士陵的印章以資取法，足見劉氏對於黃士陵篆刻的尊崇。劉慶崧、李彥奎、黃士陵三人相交甚深，這與他們在1888年前後同時遊幕於孫楫門下深有關聯。1890年，黃士陵為劉慶崧刻“劉慶嵩印”，款雲：“陵生平所業無如聘孫者，獨印過之。同食孫廣州半年，今遷左江道，聘孫、澹泉皆偕去，陵未能西顧桂林，寧毋惘惘已，作此用寓相思。”孫廣州即孫楫，據《山東通志補遺》所載，孫楫任廣州知府“勤敏詳審，處之裕如”，很快就升任廣西右江道。黃、劉、李三位知交的人生經歷也就此產生了小小的分歧，黃士陵留下繼續在廣雅書局校書堂工作，劉慶崧和李彥奎則跟從孫楫，歷遊廣西，沿途李彥奎以畫筆狀寫所見美景。1891年，李彥奎回粵，以所繪出示，令黃士陵讚羨不止，為刻“造化吾師”長方白文印並題：“淡泉吾兄別將一載，今日自桂林象郡溯牂柯江而下，歷蒼梧古邕以歸。回旋三千里，凡耳目之所經，一水一石，莫不筆之於冊，讀之者亦莫不歎為奇特，非複吳下阿蒙矣。蘇子由雲：陳言往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必盡天下之大觀，然後可以無遺憾。信然！自今以往，天台、雁宕、潛嶽、匡廬、南嶽七十二峰，將遍覽焉，其所得豈可諒哉！”大約正是李彥奎這些作品中的部分，由劉慶崧書寫說明文字，摹勒上石，即傳世之《桂林十二景模本》（國家圖書館藏有拓本）。

李彥奎作畫所鈐自用印亦為黃士陵所刻

黃士陵與李彥奎的交往，更多與繪畫上的交流相關。黃氏除書法篆刻以外，兼善繪畫，惜所存不多。從題材約可分為兩大類型：一是描繪青銅器的博古圖，多飾以花卉折枝；其二是單純的花卉草木寫生。這兩種題材中，花卉寫生都佔據極大的比重，即使在描摹青銅古器的同時，也不忘增飾花卉。其1899年為俞旦所作《秋豔圖》題雲：“陵最愛嶺南華木，限於天時水土，不能移植江左，常以為恨。故每得佳種必為之傳神。當鐙影月光，南園華木交斜粉壁，豈非天然圖畫乎？此正陵濡豪伸紙時也。歷久積多，漸為同好所知，於是索畫紛來，而議之者亦紛起。或以為師法粉本，或謂模範泰西，或曰纖小，或日板滯，甚者更以為不畫藏拙，皆搔癢不著之談。伯惠與陵交久知深，因其索畫聊相為言之。”黃士陵的繪畫，不僅受西洋繪畫影響，同時深受擦筆畫的影響。擦筆畫在清末民間非常流行，主要用途於人物肖像，屬於寫實一類。黃士陵早年流寓江西時，曾在照相館做事，是以深通照相中的光影明暗道理。容庚先生所藏黃士陵日記中即記有照相相關的技術。[15]而黃士陵的弟弟黃厚甫，在南昌時開有“澄秋軒”畫像店，現今常見的“倦遊窠主五十四歲小影”即為黃厚甫所繪，其逼真程度長期被人誤以為是照片。黃士陵與李彥奎二人均喜花卉寫生，而且從今存李彥奎花卉作品來看，畫風也趨於寫實而非文人畫之寫意者，這與黃士陵的繪畫創作理念甚相契合。黃士陵在1888年所作的“彥奎長年”邊款中雲：“澹泉善繪事，陵適有所求，久不報，或不能率應也，作此促之”，可見黃士對於李彥奎繪畫的肯定與欣賞，兩人相互動相切磋探討畫藝也為常事。

對於黃氏在粵中的交遊，馬國權、唐存才、梁基永等先生均撰有專文，論舉甚詳，惜於孫楫、李彥奎二人未作提及，對於1888年前後黃士陵、李彥奎、劉慶崧同為孫楫幕賓的經歷以及三人之密切關聯也未涉及。“盡驅春色入毫端”一印的邊跋，目前看來是黃士陵在這一年最為重要的文獻史料，恰可作為這一段史實的補益。

作者：朱琪（南京藝術學院博士、西泠印社社員）

注釋：

[1]黃士陵的生平概述參見韓天衡主編《篆刻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頁248。黃士陵卒年目前學術界尚有爭議，黃士陵戊申年十月後尚有作品傳世，學術界以往所沿用的黃氏卒於“戊申年正月初四”的說法不確。韓天衡先生認為黃氏卒於戊申年底，享年61歲，換算為陽歷已到1909年。詳見《足以推翻黃士陵“卒日”的兩方印》，收錄於《天衡印譚》上海書店1993年版。晨欣《至今發現最遲的一件黃士陵作品》，收錄於《明清徽州篆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頁169。

[2]參見辛塵《黃士陵論》，載《中國篆刻》總第4期。

[3]參見戴山青《〈黃牧甫印影〉序》，榮寶齋出版社1996年版。

[4]參見孫慰祖《〈黃士陵印譜〉序》，上海書店1993年版，頁2。

[5]參見王玉龍《黃士陵年表簡編》，載《中國篆刻》總第4期。

[6]參見莊新興《黃士陵及其篆刻藝術》，載《書法》1987年第3期。

[7]李剛田《黃牧甫的篆刻藝術及其流派》，《黃牧甫流派印風》，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頁7。

[8]韓天衡《豆廬印話》，載《中國篆刻》總第5期。

[9]摘編自《黃牧甫流派年表》，收錄於李剛田主編《黃牧甫流派印風》，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頁223—224。

[10]參見《山東通志補遺》，清光緒刊本。

[11]參見孫楫《邿亭詞集》，清光緒刊本。

[12]關於劉慶崧的卒年，此處沿用馬國權先生在《黃牧甫與廣東近代印壇》一文中的提法，翟屯建先生《徽派篆刻》定為1920年，然未知所本。就筆者所聞見，劉慶崧有每年生辰為自己刻一印的習慣，1918年冬尚存有其自刻“己未五十八”印，故其至少1918年末尚在世。

[13]見黃士陵“劉聘孫”邊款。

[14]見黃士陵“毘陵莊氏考藏金石書畫之章”邊款。

[15]參見吳瑩主編《〈黃士陵書畫集〉代序》，西泠印社2006年版。莫武先生《相容中西的黃士陵繪畫》一文也有比較深入的分析，該文載《收藏·拍賣》2007年第5期。

北京匡時2019春季拍賣會

預展

7月11日-12日

拍賣

7月13日

預展及拍賣地點

北京國際飯店 二層

（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9號）

專場安排

7月13日 星期六

A 廳

10:00 百年遺墨——近代名家書法專場

13:00 近現代及當代書畫專場

15:30 半紙清風——成扇專場

17:30 古代書畫專場

20:00 澄道——中國繪畫夜場

21:00 暢懷——中國書法夜場

B廳

10:00 古籍善本

14:00 古雪今存——名人手稿信劄專場

16:30 珍藏威士忌專場

19:00 百年藝程：現當代藝術專場

C 廳

13:30 方寸乾坤——印石篆刻專場

15:00 神工妙造——瓷器工藝品、紫砂及茶香道具專場

17:00 傳承經典 酒久留香—— 酒久堂茅台紅酒專場

19:00 尋味求真——祺昌號茶事茶葉專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