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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說的“君子不器”,是什麽意思

“君子不器”是《論語·為政》中獨立成段的一句話,由於缺乏上下文背景,其闡釋歷來存在諸多爭議。

何為君子

在孔子之前,“君子”主要指統治者和貴族。當時只有地位高的人才能受教育,才能更多的關心“公德”而非私利,因此君子之“德”與君子之“位”indivisible,論及“君子”時,主要是指政治、社會地位高者,而非道德高尚卻沒有高位的人。與之相對的“小人”、“民”,主要是就政治和社會地位而言,一般沒有道德上的貶義。

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由於生產力發展,出現了大批雖然“無位”卻有較高道德素養的人。與此同時,周王室衰微,諸侯各為其利,戰亂四起,貴族階層道德滑坡現象嚴重,出現了大批雖然“在 位”卻 無 道、無 德 的 人。有的人有君子之“位”卻無君子之“德”,有的人有君子之“德”卻無君子之“位”,“德”、“位”一致的“君子”內涵於是發生了變化,君子一詞逐漸由表示統治者或貴族男子身份地位的概念轉變為表示德性修養的有德者。

孔子對“何為君子”這個問題做過闡述。“子路問君子。子曰: ‘修己以敬。’曰: ‘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 ‘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諸! ’“

孔子認為君子應是有道德修養的人,並且能夠以自身高尚的道德感召人,如果君子還能以德治國,使國家安定、百姓幸福,則更佳。

“君子”最重要是“有德”並能夠有恆心躬行道德,這是君子的本分。君子應以“立志”、修身養德為第一要務,至於能不能“安人”、“安百姓”,孔子認為君子應盡力而為,“不可則止”。如果不顧時勢和自身能力去強行“安人”、“安百姓”,會有“降志辱身”的危險。

何為“器”

“器”是一個象形字。“器 , 皿也 。象器之口,犬所守之 。”“器”可以 引申出“器量” 、“才用” 和“器重”含義,進而抽象化為一個哲學術語,指一切有形的具體事物;與無形而抽象的“道”相對應。“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

“君子不器”中的“器”字該作何解呢?正因為“器”字包含著有形的、具有某種特定用途的含義,後人對這句話的解說 大多都是這樣:作為一個君子不應該像器皿那樣只有一定的用途,而應該多才多藝,無所不能 。

孔子本人就是一位“多能”的人,但他並不以此為傲,反而以此為賤、為鄙。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 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孔子少年時家境貧寒,為生活計,可能從事了很多老百姓通常乾的“鄙事”,即種田、種菜、醫、卜、木工等。然而孔子顯然認為君子應非“多能”,因為“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結合孔子對君子、賢人“以德為本”的看法,顯然他不認為君子需要精通很多專業知識,修德、致道對君子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君子不器”中“器”的還有一種解釋,即為“形而下者”。“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器”與“道”相對,指的是物質生活和物質財富,泛指整個凡俗世界。

“君子不器”的解讀

孔子心目中君子的任務是在天下有道、國家有道的時候,協助君主治理國家,其施政的重點不在實際的政務,而是匡正人心,即內以高尚的道德素養感召百姓,外以“禮”的約束來保證國家社會在正軌上運行。這裡所體現的“君子不器”,除了上述涵義外,還包含了“以德治國”、“仁治”的儒家政治原則。

在孔子的時代,各國都把國家富強當做唯一的政治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一個國家就應該大力發展農業、滋生盡可能多的人口、擁有強大的軍隊,於是農家、兵家、法家應運而生。與這些實用的學術相比,孔子倡導“德政”,認為統治者最應當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道德素養,似乎是最不切實際、最迂腐可笑的。

孔子將“德”、“孔”作為治國之本,並寄重望於一個專門立志修德、弘德的特殊的“君子”群體。孔子發現一個國家不能光有完備的制度,而應由一批有德性的人來執行這套制度。於是,孔子興‘仁治’之教,提倡寓人治於法治之中,認為應當有一個超拔於瑣事和私利之上,專門涵養德性、倡導道德、自上而下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準的“君子”群體,這一群體可以實現他的“仁治”理想。儒家思想的基本性格是人文精神,君子是人文精神的實際代表,而人文精神則是一全幅的展現,而不能落於一技一藝的,故君子必然是一通儒,而不是一專才。 孔子所謂“君子不器” , 意殆在此而不在彼。

從更深的層次來看,孔子的這句話與其說是主張多才多藝,不如說是倡導提高道德水準和境界。但不幸的是,前一方面的意思不斷受到人為
的強化,而後一方面的含義則越來越被人們所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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