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有幾種職業可被稱為“先生”——為國為民的政治家、救死扶傷的醫生、用法維權的律師以及教書育人的教師。笈川幸司屬於最後一類。
第一次見到笈川先生時，是2009年在清華大學的一間教室裡。那時他已經是中國日語教學領域十分有名的教師了，全國各地都有學生聯繫他，向他討教日語學習的秘訣。為了回應這些學生，他在清華開了為期兩周的特訓班，只要報名都可以參加。
再見笈川先生，是在2019年的廣州。白天他剛剛在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完成了第394站的“中國馬拉松巡回演講”。
十年不見，他的外形幾乎沒怎麽變。稍顯凌亂的卷發，有些肉感的臉頰，左嘴角下的那顆肉痣，一直掛在嘴上的微笑，身材還比以前瘦了一些。
看得見的沒怎麽變，變化的更多的是看不見的。
十年前他僅在中國成名，十年後他已經是得到了眾多國家認可的日語教師。在《Newsweek》雜誌2019年“世界尊敬的100位日本人”的評選中，他與運動員本田圭佑、導演是枝裕和、漫畫家青山剛昌等人共同入選。
外語教師並非傳統意義上“上限”很高的職業，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站在三尺講台上講著雷同內容的大有人在。為什麽笈川可以殺出一條自我實現之路？
到中國去
1970年4月20日出生於日本埼玉的笈川幸司，原本的志向並非教師，而是漫才師。
屬於日本傳統藝能的漫才，大致可以理解為“日本的相聲”。同樣是兩個人表演，和逗哏、捧哏的分工類似，一人擔任滑稽角色，負責裝傻；一人擔任嚴肅角色，負責吐槽。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電視的黃金年代，原本只能在劇場欣賞到的漫才和落語，通過這一大眾媒介，迎來了“文藝複興”。一味笑劑極大地釋放了日本社會的嚴肅高壓，Two Beat、明石家秋刀魚、Down Town等眾多漫才組合崛起，在電視上百花齊放。
笈川從小就對惹人發笑的事有興趣，漫才很快成了他的心頭好。只要有漫才節目，他就會守在電視機前，一分鐘不落地看完。“如果說其他男生的青春是運動、是戀愛、是追星、是遊戲的話，那麽我的青春就是漫才了。”從小學到高中，漫才幾乎貫穿了他的整個少年時代。
除了觀看，笈川也會模仿，學會了就想逗笑身邊朋友。漫才的學習過程，也是段子的表演練習過程。熟能生巧，因為在班上表演，笈川變得不怯場，敢於在眾人面前說話。
那個時候誰也不會想到，這段練習經歷竟會與他的未來教師生涯掛上鉤。
學生時代，笈川並非“好學生”，大學玩了三年，學分岌岌可危，所有老師同學都不認為他能順利畢業。但他在第四年竭盡全力完成了學分要求與論文，畢業時震驚了不少人。
當然代價還是有的，大四時大部分同學都在找工作，而他在補課，因此也耽擱了就業。也沒想好做什麽的笈川，索性來了段“間隔年”，他用打工攢下的積蓄去歐洲玩了大半年。
笈川的母親很有投資才能，年輕時曾憑借買一套房抵押後再次購房的策略，不斷購置不動產，如今手中有5套房產。看著兒子吊兒郎當，不務正業，母親有點著急，沒有直接斥責他，但卻給他提了個“建議”：不要一心盯著歐美看，去中國看看吧，這個國家早晚會超過日本的。
本就在歐洲呆膩了的笈川，帶著點獵奇的心態來了中國留學。而這一來，就和中國產生了20年的奇妙緣分。
如今看來，母親的投資眼光在對中國的判斷上同樣獲得了成功，一句“建議”把兒子“投資”到了中國，如今還給了她一個世人尊敬的教書先生。
一敗，再敗
“這個國家如果想超過日本，再努力個一百年恐怕也不夠吧。”
這是1994年笈川在北京花家地，看到坑窪不平的道路上，一頭驢子運著一車西瓜進城的景象時的心中所想。
彼時日本的經濟體量達到美國的70%。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民，看到經濟發展還未完全起勢的中國，產生這樣的想法確實正常。
有一句話叫“窮快活”。雖然經濟不甚發達，但物價相對低廉，也沒日本社會的那麽些規矩，笈川在北京邊學中文邊談戀愛，過得無比瀟灑。
這樣過了一年半，笈川偶然間打聽到自己崇拜的政治家小澤一郎組建的新政黨正在招人，就動心回了日本。遠在中國獲得的信息不夠準確，回去了才知道招聘的是議員秘書，笈川還面試合格了，他就這樣陰差陽錯地開始了秘書生涯。
“我這種自己都需要秘書的人，哪裡是當秘書的料。”笈川把手攤開比劃給我看，“議員的日程很忙，一切都需要秘書去操持，當時我每天的精神壓力都很大，手掌不斷地脫皮。”不到半年，笈川就堅持不下去，辭職了。
在日本，過快地辭職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它對應聘者接下來的再就業也有著較大負面影響。“失敗了一次，下一次我要認真去做。”笈川思考著自己的興趣原點，想了很久後下定決心，準備去搞漫才表演。
這一次，他堅持做了四年半，結局仍然以失敗告終。
興趣歸興趣，職業歸職業。在學園祭表演的小打小鬧雖受歡迎，但在真正的商業表演中，笈川的包袱抖不響，冷場的情況持續發生。
“我並非沒有才能，但漫才的世界是殘酷的，不是最頂尖的就無法出頭，我越練習越感到自己的天賦極限，越看其他人的表演越沒有自信。”笈川坦言，這四年半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他幾乎每一天都在自我否定與被他人否定中度過。
到最後，漫才已經無法給他帶來營生的收入了，笈川不得不告別了他的漫才事業。
31歲，沒有積蓄、一事無成且很難順利再就業的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被一堂課“疏通”
或許是一種解脫，或許是一種逃避，笈川決定離開日本，回中國和異地戀五年之久的女友結婚。
然而，把愛情當作僅有的避風港的他，剛回中國不到兩個月，就被女友甩了。事業失敗，情場失意，這樣的雙重打擊擊潰了笈川，他得了抑鬱症。“找不到人生的意義，情緒極度低落，只能靠醫院的藥物調整精神狀態。”
積蓄見底，快要彈盡糧絕時，友人給笈川介紹了一份到培訓機構教日語的工作。他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去培訓機構試講了一堂課，結果大受好評。
那是一種久旱逢甘霖的暢快，笈川在課堂上盡情地揮灑著自己沉寂已久的活力，未曾得到滿足的表演力在課堂上找到了大顯身手的舞台。他絞盡腦汁調動學生們的積極性，積極的教師與活潑學生的碰撞，使整個課堂變成了激情機甲狂潮的劇場。
“上完那堂課，我堵塞的心結仿佛被疏通，仿佛新生一般感恩，”笈川告訴我，“我決定要與以前只為自己而活、吊兒郎當的人生告別，從今往後做個老師去燃燒自己，為他人而活。”
經此一課，笈川正式成為了一名日語教師。大學專業本就是教育學的他，兜兜轉轉，31歲在中國重新回到了這條軌道上。
笈川熱血式的課堂風格，與當年風靡全國的瘋狂英語有異曲同工之處。比起考試和語法，笈川更強調口語，強調口音，強調大聲朗讀，強調對話交流。他鼓勵初學者背誦大量素材，並進行長時間的練習，而這正是學習語言初期最扎實且最優秀的方法之一。
一傳十，十傳百，如同羅永浩在新東方成名一般，笈川在北京的日語培訓機構圈子裡名聲越來越大，逐漸有人喊出“北京最好的日語外教”的稱呼。
花若芬芳，蝴蝶自來。那時的清華大學日語系正好缺人，聽聞北京有這樣一位角色，就邀請笈川過來試講。笈川的試講獲得了一致好評，他於2002年成為了中國最高學府的日語教師，而這離他來到中國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一個只有本科學歷的人，憑借自身實力在清華大學當老師，幾乎是鯉魚跳龍門。身邊的人笑他“一步登天”，他下決心要付出比他人多倍的努力。
重復出英雄
日本動漫曾塑造過不少成功的教師形象，《3年B組金八先生》裡的金八先生、《龍櫻》裡的櫻木先生、《GTO》裡的鬼塚先生都是極富個人特質的教師。他們關注學生，全心為學生著想，深受學生歡迎。
在清華教書的笈川先生，“燃燒生命式”的教書方式也很快受到了學生們的歡迎與追捧。有學生想參加演講比賽，笈川問他有什麽目標，學生說冠軍，笈川說我就陪你練到冠軍，周末從上午10點陪著學生練習到了凌晨2點。
孑然一身的笈川，用這種不計代價的教學方式，幫助學生們提高外語水準。在清華教書的十年間，他帶出了200多位演講比賽的冠軍。
在最高學府教書加上獨特的個人風格，笈川逐漸確立自己在中國日語教學領域第一人的地位。全國各地的日語學習者給他網上留言，希望笈川也能夠分享學習日語的方法。另一方面，人紅是非多，有人認為學生表現好只是因為清華生源好，與笈川並無太大關係。
自己的日語學習法，是否只在清華大學有效，是否只在中國學習者身上有效，由於缺乏實踐機會，笈川自己也有疑問。在教學崗位堅守十年的笈川，想去更廣闊的舞台證明自己，也想把教學資源分享給更多的人。於是他辭去了清華的教師工作，於2011年9月開始了自己全國的“馬拉松巡回演講”。
最初的目標，他定了555所學校，不管985還是高職，只要有日語學科，他就會去。他原計劃一年完成，但第一年拚死拚活也隻完成了100所學校，最終還把自己給累出了心悸。
“馬拉松巡回演講”剛開始那會兒，正值中日釣魚島爭端，國內對日氣氛不友好，很多學校都拒絕了笈川。對此笈川沒有氣餒，就和校方商量，“不大張旗鼓地搞XX老師來校交流，就私下與學生分享”，就這樣“偷偷摸摸”地進行了幾十場演講。
2014年，東京大學向笈川拋來了橄欖枝，希望他回日本分享自己在中國的日語教學經驗。日本最高學府認可了他的努力，並把他的教學成果分享到海外的日語教學機構進行推廣。2015年，包括牛津大學在內的歐洲14所大學邀請了他去做巡回演講。中國的笈川逐漸成為了世界的笈川。
如今，笈川已經在34個國家163個城市裡的464所高校分享了他的日語教學方法。為了表彰笈川在日語教育推廣上的功績，日本政府為他特別頒發了日本外務大臣個人表彰獎。
我問笈川先生，作為世界上最知名的日語教師，你和其他的日語老師最大的區別是什麽？
笈川先生說，一是精神層面上的，“我有過一段失敗的人生，我珍惜眼下一切，所以我對工作是全身心投入的”。二是漫才表演技巧，會使得學生比較集中注意力聽講，保持持續的互動。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重複做同一件事本身。“我從未想過成為‘世界尊敬的100位日本人’，也從未想過拿外務大臣獎。即使我以前想要，也拿不到。”
“我所做的，就只是重複我的工作，去總結，去提高。”
編輯| 李少威
排版 | STAN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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