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1978年以來，每一次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從下行到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開放扭轉而實現的。如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後期等經濟增長速度的三次下行，是由80年代初聯產承包等改革、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倒逼改革等扭轉為上行的。每一次經濟增長改革推動上行後，不可能一勞永逸，改革對經濟增長的賦能都是邊際遞減的。從改革推動經濟增長周期的視角看，如果21世紀前10年後期經濟增長下行時，不是以4兆元計劃經濟方式刺激，而是用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來扭轉，而是當時就放開計劃生育， 2011到2020年間，國民經濟仍然會保持以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今天我們很可能已經進入了高收入國家的門檻。當然，歷史沒有假設。
2011到2020年，我們進入了計劃與市場彼此消長和轉軌膠著的階段。在這10年中，經濟增長速度先高後低。2009年進行了4兆元的擴張政策刺激，2010和2011兩年，增長速度衝高到10.6%和9.5%，但是2012年很快下降到7.9%。前2011到2015五年為7.88%，後2016到2020五年，其中2020是極為特殊的新冠疫情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為5.66%。整個10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為6.77%。
2013年到2020年，黨中央仍然堅定不移地向著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推進改革，在世界經濟增長步入下行通道的情況下，使中國經濟獲得了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改革的決心和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三個永遠止境，即“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他強調，經濟體制轉軌，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改革的目標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在所有製改革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決定》中明確，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產權是所有製的核心。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公有製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製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製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製經濟。” 由於各部門、各地方和各行業認真執行和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精神，在國內外諸多不利客觀因素的影響中，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響，2013到2019年國民經濟還是保持了一個平均6.9%中偏高的增長速度。即使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在全球主要國家經濟都負增長的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世界規模第二的經濟體，實現了2%的正增長。
當然，並不是這10年中央、地方和全國人民不努力。經濟建設和發展方面，我們做了大量艱苦細致有效的工作。中國2013年以來影響經濟增長放緩也有其人口下行變動的客觀原因。20世紀80年代起，城鎮一個家庭隻準生一個和農村家庭隻準生一個半孩子，這種力度過大和時間36年太長的政策，使中國人口增長速度下行較快，形成低生育文化，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問題比日本、韓國和台灣還要嚴峻，其對經濟增長速度下行也有著重要的因果影響。人口結構的老年化，青年人的收入消費率相對較高，老年人的收入消費率相對較低；人口增長忽高忽低，會使國民經濟在周期中，一是造成經濟的景氣和蕭條波動，二是由於人口生命期內各階段的消費內容有所差別，造成國民經濟產品和產業結構此起彼伏的波動；而如果人口生育率偏離2.1代際平衡水準越遠，人口結構就會成為倒五星結構，或者紡錘型結構，嚴重老齡化和和少子化，使得國民經濟長期陷入低迷增長階段。
第二個經濟增長下行的客觀原因是，21世紀第2個10年後期，中國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動力已經基本結束。進入這一個階段，國際上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意願和製造業回歸勢頭較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出口市場的競爭和替代加劇，中美貿易關係惡化。中國製造業勞動力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上升，環保標準趨於嚴格，低價競爭優勢減弱，致使一些外資和本土製造業向外轉移。從勞動力要素看，現在農民工工資雖然要比城鎮職工工資水準低一半，差距在拉大。按二元經濟轉型的道理，需要轉移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數量巨大，向城市和製造業轉移速度理應加快。但實際上農村大量的人口成為錯過城市化人口，其轉移速度越來越慢，從最高時2011年的5.6%下降到了2019年的0.8%。出口貿易額佔GDP比例，也從2006年最高的36.2%下降到2019年的17.4%。由於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斷裂，加上美國政府對中美間經濟合作實施全面脫鉤戰略，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需求相對收縮，還會進一步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形成下行壓力。
人口繼續收縮和老齡化也必定會對未來實現初步現代化發展目標產生負面影響。筆者從回歸外推和索洛內生模型等不同的方法估算，由於前期生育管制政策的影響， 2021到2035年間，由於前期人口增長放緩和未來可用勞動力年均減少1%，如果沒有大力度的改革對衝支撐，經濟增長速度年均可能會下降到2.84%水準上。未來到2035年實現GDP翻兩番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匯率不發生大的波動情況下，年均至少需要4.73%。如果按年2.84%速度增長，測算得到的中國人均GDP曲線與高收入國家門檻線之間呈現出平行特徵。若不進行大力度的改革、或者改革沒有落實，憑由國民經濟自然增長，據20年前人口增長影響20年後經濟增長的關係看，我國很可能進入不了高收入國家行列，也實現不了初步現代化的發展目標。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今天尤其特別關鍵的是開啟和深化土地要素資產化和市場化改革，才能獲得經濟增長再一次上行的動力。從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先後來看，前兩個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已經深入推進，基本完成。習近平總書記在《決定》中描述了土地體制改革的框架性方案：“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縮小征地範圍，規範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範圍，減少非公益性用地劃撥。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
但是，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由於有的學者嚇唬，有關部門梗阻和一些地方的拖延，至今還沒有破題。從一個學者的角度看，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的市場化改革，雖不盡人意，但也已經基本完成，土地要素市場化成為最後的攻堅改革。但是由於有關部門權力利益和一些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利益，對黨中央十八大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執行打了折扣，並沒有按照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具體予以落實，甚至有關部門和個別地方逆勢而上，以各種方式強化了土地要素的計劃配置。
有關部門2013以來至今對土地的資源的分配，實行的仍然是計劃配置體制。首先，從中國土地管理部門的觀念和意識中，存在一股根深蒂固的計劃配置思想。部門有關人士先後認為和主張：土地不是商品，只有商品的外殼；土地資源不能市場配置，只能計劃配置。在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表態，不能過於強調土地的私權利和過分誇大市場力量，土地產權和用途管制須要平衡，市場在土地利用中不能起決定性作用，還須超越所有權實行全面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些學者也對此推波助瀾。直到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中，仍然堅持以規劃確定每塊土地用途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改，不敢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新《土地管理法》中還要把成片開發徵收列入征地範圍，用來建設開發區和新區新城。這樣的規定，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就很難予以推動。
其次，從體制上看，國務院對計劃年度內新增建設用地量、土地整治補充耕地量和耕地保有量具體安排，並制定相應的土地利用年度計劃指標。自然資源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每年編制全國土地利用年度計劃下達各省市自治區執行。省級以下的自然資源主管部門，則會將上級下達的土地利用年度計劃指標予以分解後一次性下達給所屬市縣。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實行指令性管理，不得突破。特別是2019年通過的《土地管理法》，全文有100處提到“規劃”，17處提到“行政”，31處提到“管理”，17處提到“計劃”， 唯獨沒有1處提到“市場”，更談不上“市場配置資源”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
在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相繼基本完成市場化改革後，由於土地管理部門的阻撓，使土地要素市場化這一釋放經濟增長活力的改革，未能得到理想地推進，甚至發生了逆轉。除了人口增長放緩、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外，土地改革不能接替前二者要素改革給經濟增長以新的活力，這不能不是2014年以來國民經濟增長找不到新動能，造成其持續下行的主要原因。
目前來看，農村剩餘勞動力得不到土地要素用以創業就業，農民基本沒有財產性收入和以地為本創業收入而收入低下，城鄉收入差距拉大，農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費被土地財政和高房價所轉移和擠出，國內消費嚴重不足，房地產擠壓製造業，城鎮和鄉鎮住宅超高層化和人居景觀生態嚴重惡化，城鄉土地既短缺又閑置和低利用，債務和貨幣穩定沒有可交易和可抵押土地房屋資產保證等等，諸多國民經濟問題的總根源，指向就是目前土地的計劃配置和管理體制。土地改革已經晚了十年，今天已經到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參考文獻：
習近平：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網，2013年11月16日。
周天勇：《中國：增長放緩之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和格致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周天勇：《中國：理想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和格致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鄭振源：“切實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加快推進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建議”PPT，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新時期中國土地制度改革論壇發言，2020年12月12月。
蔡繼明：“新時期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兩大目標 ——城鄉土地同權化和資源配置市場化”PPT，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新時期中國土地制度改革論壇發言，2020年12月12月。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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