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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印度的新冠疫情應對措施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

【文/德布拉吉·雷、S·蘇布蘭馬尼安】印度出現第一個新冠病例至寫作本文時已有5個月了,目前印度的確診人數已高達100萬,在美國和巴西之後,位居全球第三位,其中死亡人數也已超過了2.5萬人。與許多國家相似,印度的疫情也是從輸入個案開始的。據報導,今年1月下旬,一名在武漢大學留學的印度學生把病毒帶到了喀拉拉邦。不久,疫情進入了社區傳播階段。到了3月底,該邦已經報告超過1000個確診病例。

美國《波士頓評論》網站2020年7月16日刊發了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德布拉吉·雷和印度金奈發展研究院教授S·蘇布蘭馬尼安共同撰寫的文章:《印度的新冠疫情應對措施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譯文共分為兩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

然而在印度政府的工作日程表裡,新冠疫情並未排在很靠前的位置。與疫情相比,當時印度領導人更關注的是:首都德裡立法會選舉、引發巨大爭議的《公民身份修正議案》去年頒布之後發生的多起暴力事件、川普今年2月的訪印安排以及中央邦的政局變動。

這時,喀拉拉邦發出了警報,該邦呼籲印度媒體、反對派政治人物和印度流行病學界能夠更加關注該邦的疫情。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突然宣布,印度將在宣布時間4個小時後采取全國性封城措施,持續時間為三周。然而實際上,印度的全國性封城措施一直延期到6月30日才完全結束,期間還斷斷續續有幾個較為放鬆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龐大國家近乎停擺,人們不能走出家門,公共交通、學校、工廠、商業場所都停止了日常運轉。即便在寫作本文的今天,印度一些邦仍在不同程度地執行著封城措施。

印度持續數月非同尋常的封城措施是全球應對新冠疫情的一個縮影,世界各國都在推行保持社交距離或進行居家隔離的措施,正常的交通和經濟活動已基本停止。考慮到數量和密度這兩個印度人口的突出特徵,封城在印度執行起來尤其困難。印度封城的實施過程堪稱典範。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府學院對各國政府實施封城時在不同領域的表現進行了打分,其中印度政府在封城措施執行的嚴格性方面獲得了相當高的分數。

實際上,印度能夠獲得這樣高的評價還是因為印度警察在封城執法時過於嚴格,這種嚴格甚至已經到了令人感到恐怖的程度:3月26日,加爾各答,一個32歲的年輕人在出門購買牛奶時遭警察毆打致死;3月31日,多位返鄉民工在古吉拉特邦遭到當地警察拘捕,他們被塞入一輛貨車的封閉車廂後被轉運至馬哈拉施特拉邦;6月18日,在泰米爾納德邦的土圖庫迪地區,經營一家小賣店的父子二人因開門營業了幾個小時被當地警方拘捕,後因遭到警察毆打而死亡。

然而,采取封城措施的本意並不是為了對民眾實施懲罰。封城的意義在於為生產、調度、分配各種醫療資源留出更寬裕的時間,在於培訓足夠的醫護人員,讓他們為收治患者做好準備並追蹤到每一個密切接觸者,在於讓我們的基礎設施、商業和教育資源獲得重新分配以迎接疫情時代的挑戰,在於讓全社會為艱難的長期抗疫做好心理準備。

封城的代價是極其高昂的。在發達經濟體,為封城付出的代價不過是“經濟活動的大幅減少”。然而對於發展中的印度來說,由於在行業之間、職業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經濟活動的大幅減少”所造成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本身。一些人在封城期間失去了生命,奪走他們生命的並非新冠病毒,而是脫離了正常運行軌道的經濟和社會。

在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在落實封城措施的同時,政府還必須頒布廣泛而細致的補償性政策,這樣人們才能夠在疫情期間獲得可持續的、有效的保護。然而印度政府在這方面的表現並不好,印度的抗疫措施在三個方面還存在巨大差距:封城措施本身、醫療資源的有效調配以及對受到由封城所導致的嚴重經濟打擊的人員進行補貼。

封城其實是一種非常高調的乾預措施,報紙的頭版會對政府的這一舉措進行報導,而且會暗示疫情將因此有所緩解。此外,由疫情直接導致死亡的人數也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信息,媒體每個小時都會更新數字,人們也很關注此類信息,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各國政府都在壓力的驅使下不得不公布疫情信息,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心理恐怕會比發達國家更加明顯,他們很怕在國際舞台上受到缺乏責任感的指責。不過在另一方面,醫護人員的培訓、調配以及個人防護裝備、呼吸機等醫療物資的生產和分發卻不是那麽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

當然,更加無人關注的其實是在封城過程中那些因經濟等與病毒非直接相關的原因而失去生命的人。在印度,導致此類死亡的原因包括暴力、饑餓、債務、心理壓力以及患有其他疾病無法去醫院接受治療等等。此類死亡大多是不為人知的,死亡的時間、地點和直接原因現在和將來都是無法查證的。而且最為重要的是,此類死亡案例幾乎不會引來媒體的關注,它們也不會被計入新冠疫情的統計數字。

印度政府對疫情作出的反應是不合理的,過於看重能帶來曝光度的封城等措施,卻沒有對上述死亡現象給予足夠的關注。印度政府的應對措施是倉促的,而且不足以緩解疫情的嚴重影響。印度政府為了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遵循的是發達經濟體的抗疫模式,卻沒有在醫療和經濟領域向印度民眾提供及時的幫助。

印度政府之所以對上述緊迫問題視而不見,原因之一在於印度官員們對問題本質的理解存在局限性(a restric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從教科書的角度來說,制定公共政策的原則是建立在對“外部性”(externality)這個概念的理解之上的。如果政府的某項政策無法確保社會福祉的實現,我們便稱之為公共政策的“負外部性”。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其實並不複雜:他們只需認清最主要的“負外部性”,然後動用政策工具增進社會福祉即可。在某種情況下,一個普通人可能會感覺自己受到了某項公共政策的負面影響。畢竟,許多普通人看問題缺乏深度和廣度,他們只能從表面去判斷自己的利弊得失。事實上,他們所感受到的表面的負面影響會被公共政策的“正外部性”抵消掉甚至最終可能從中大大受益。

這為我們描繪了一個關於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想模型,但問題在於,這個理想模型事先為我們假定存在一個全社會普遍接受的“社會福祉”概念。事實上,這正是許多爭論產生的根源。所謂“社會福祉”,到底是誰的“社會福祉”呢?

在此次疫情中,印度政府的抗疫政策主要出自流行病學專家,因此這些政策主要是從預防病毒傳染的角度來制定的。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在向政府提供建議的各方力量中,來自醫療行業的專業人士一直處於主導地位。在他們看來,社交隔離等人們采取的措施還不足以應對疫情擴散,封城的決定就是這樣做出的。當然,也存在許多反對封城的理由:執法過於嚴格、個人自由受到過分限制、人們的心理健康受到嚴重損害等等。此外,封城還在經濟領域造成了廣泛的負面影響:經濟活動大幅減少,人們的收入隨之下降,收入下降導致需求減少和消費萎縮,而消費萎縮又進一步導致其他行業收入的下降。

從上述在封城問題上對立的兩派觀點來看,福利經濟學家們基於“外部性”概念所開出的藥方其實並不具有多麽重要的價值。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某種“外部性”並加入這場已經持續數月之久的關於抗疫措施的論戰。在這場論戰中有兩派觀點,其中一方受到了流行病學專家的支持,他們認為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為了挽救生命,政府必須采取強硬的乾預手段;與之相對立的一方由各種利益集團構成,他們打的是“外部性”這張牌。

這裡的“各種利益集團”包括:自由論者、厭惡口罩者、個人自由至上主義者、各種宗教勢力(他們認為為抗擊疫情強製人們居家隔離是不必要的、無效的,甚至認為是一種無視全能造物主的異端行為)、大型商業集團(他們不僅背靠自由論者和宗教勢力,而且還很狡猾且嚴肅地主張不應無限抬高人類生命的價值;在他們眼中,人類靈魂的價值與商品、服務等所具有的商業價值可以放在同一架天平上進行稱量)。此外,還有那些絕望的勞工群體,恐懼感一直折磨著他們,他們非常擔心失去曾擁有的收入來源。

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這門學問的研究方法給人留下了一種客觀、單純、理想化的印象,而實證政治經濟學(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卻並非如此。在實證政治經濟學裡,社會福利是否能夠獲得實現通常來說比如何判斷社會福利的“市場失靈”要重要得多,後者還陷在“社會大眾能夠平均分配福利”的幻想之中。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會輿論給人們灌輸了這樣一種敘事,那就是“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其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這種敘事在某種程度上就反映了那種“社會大眾能夠平均分配福利”的幻想。以美國為例,疫情對人們的影響與其膚色和經濟狀況存在著極大的相關性,美國因此出現了“人口處理政治學”(politics of disposability)這樣的說法。類似的情況在印度也是存在的,只不過在印度,疫情對人們的影響取決於政府是否對你視而不見,也就是“視而不見政治學”(politics of invisibility)。

“視而不見”的反面是“視而可見”:在疫情中因感染病毒而失去的生命是受到人們高度關注的,在西方尤其如此。在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與因疫情停擺的經濟相比,感染者的大量死亡是尤其不可接受的。與人的生命相比,經濟上的損失實在是不值一提。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的發言就體現了這一點:“一條人命值多少錢呢?沒有人能夠公開地、毫無顧慮地談論這個話題。在我看來,生命是無價的。”

雖然一些經濟學家會例行公事般地用各種方法計算出一條人命的價值,但我們還是同意科莫州長的觀點:與人的生命相比,經濟活動所受到的影響不值一提。即便我們把經濟損失等封城措施的所有“外部性”都考慮在內,只要這種措施能夠保障人們的生命安全,那麽我們便會毫不猶豫地給封城投下讚成票。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我們認為,面對極具威脅的新冠肺炎疫情,進行徹底的封城並且針對封城所造成的社會運轉大範圍停擺的負面影響在且僅在經濟和醫療兩個領域頒布補償性政策是我們能得出的“最優解”。

封城時,我們能贏得為應對不可避免的疫情爆發而增強收治能力的時間;封城時,我們能把資金劃撥到那些疫情中最需要資金的群體中去;封城時,全社會每一個人(而不只是那些勞工或小攤販)都會做出一點經濟上的犧牲。不過,這種原則立場會不可避免地引發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針對封城所造成的社會運轉大範圍停擺的負面影響,如果政府由於缺乏資金、缺乏經驗、缺乏心理準備、缺乏意願、缺乏能力或只是由於“不知道還要這樣做”而無法在經濟和醫療兩個領域頒布補償性政策,那麽我們又該怎麽辦呢?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7月16日美國《波士頓評論》網站,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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