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出版社實習見聞：第一個中國實習生

邱瑞晶，同濟大學德語系畢業、紐倫堡-埃爾朗根大學圖書學專業碩士，現於紐倫堡-埃爾朗根孔子學院任圖書出版項目助理。攻讀碩士期間，是斯圖加特克萊特-柯塔出版社（Klett-Cotta Verlag）和維爾茨堡艾瑞納出版社（Arena Verlag）的第一名中國實習生。在正式成為一個出版工作者之後，她回顧了自己的實習經歷，反思這段實習帶給她的收獲與歷練。本文為“德國出版社實習見聞”系列第一篇。

2015年，我在德國攻讀圖書學專業3個學期了，在空想了一陣子之後，我決定：要去德國出版社實習！而且要去真正典型的德國圖書出版社，而不是其他那些小打小鬧的業餘機構。

經過一番谘詢和搜索之後，我發現，作為外國人，最適合我的是出版社的版權部門，因為那裡是德國出版社與外國合作者接觸交流最多的地方。簡歷投出幾周後，我收到科納普先生（版權部負責人）的郵件，約我進行一場電話“面試”。談話的氣氛非常輕鬆，我精心準備的自我介紹完全沒有用上——科先生說：您的經歷我都已經從簡歷裡知道了。科先生介紹了出版社的構成和對實習生的培訓計劃，又禮貌地詢問，是否介意每個月實習工資只有250歐。在整場談話中，科先生最嚴肅的問題就是“您為什麽選擇我們出版社？又為什麽選擇版權部？”可見，他最看重的是申請人的動機（Motivation）。我告訴他，之所以選擇版權部，是因為在之前的研究生項目中，我與德國同學們一起研究了中德之間版權貿易，訪問了中德兩國共8家出版社，從中了解了版權部工作的一些皮毛。而選擇克萊特-柯塔則完全是個巧合：我在學院的群發郵件裡發現了出版社招收實習生的消息。

在與科先生通完電話的那個下午，我就收到了回復——我要去斯圖加特了！

我成了克萊特-柯塔的第一個中國實習生。

“第一個中國人”這件事是科先生後來告訴我的。出版社所屬的克萊特集團（Klett Gruppe）是德國最大的圖書出版集團之一（2016年時營業額排名第四，首位的是斯普林格集團）。集團中最強勢的是對面樓的克萊特教材出版社和旁氏出版社（Pons Verlag），前者給諸多中國的德語學習者送來了《走遍德國》系列教材，大概同時成了不少人的噩夢和美夢；而綠色的旁氏外語學習叢書也是外語學習者的寵兒。科先生說，這些出版社會編寫中文教材，所以偶爾會看到亞洲臉龐出現，但在克萊特-柯塔這個大眾出版社（Publikumsverlag）裡，外國人，尤其是亞洲人是“珍稀物種”。

後來，我在和同事卡洛琳聊天的時候得知：在我之前，真正的外國實習生只有一位法國美女，這位法國美女后來在對面的語言教材出版社裡謀得了一份正式工作。而我的前一任實習生艾瑟吉爾雖然是個土耳其女孩兒，卻是在德國長大的移民二代。在出版這樣一個傳統行業中，他們與中國人的接觸大多停留在郵件階段，甚至與中國出版社的貿易也都是通過代理公司完成的。但科先生又說，前不久法蘭克福書展集團下屬的北京圖書中心（BIZ）組織了中國出版人研修之旅，克萊特-柯塔也是其中一站，中國出版人對德國出版社充滿了好奇，而反過來，他們大家也都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國和中國出版業。我心裡惴惴不安，混雜著進入新環境時慣常的社交恐懼，又帶著自己能否和德語母語者一樣出色完成工作的擔憂。

現在回想起來，幸而遇到了科先生、哈博曼女士和卡洛琳這樣可愛的幾個人，才讓我的這三個月過得這樣充實而有趣。

30年和2天

版權部辦公室門後，有一張桌子是專門為實習生準備的，桌子的左邊和後面是滿滿當當的書架，書架上的書大多來自出版社最大牌的幾位作家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戈特弗裡德·本恩（Gottfried Benn）以及布裡吉特·克洛瑙爾（Brigitte Kronauer）。左側的書架頂上豎著一張世界地圖，各大洲的版圖上分散貼著印有書籍封面的小貼紙（歐洲那塊尤為密集），告訴人們克萊特-柯塔的書都去到過世界的哪些角落。抬頭望向辦公室最深處的那面牆，從天花板到牆角跟，擺滿了肥胖的檔案夾，按照作者或出版社首字母順序排列著，檔案夾新舊顏色各不相同，但都因為肚裡塞滿檔案檔案而急需減肥——科先生說，它們本身也是一本本書，說著自己的故事。它們背上的標簽撕了又貼、層層疊疊，是它們在這架子上經歷的歲月留下的勳章。剩下的所有牆面都被神秘的黑櫃子佔領，而黑櫃子的門上還零零星星地貼著來自遙遠國度的明信片。

科先生正在為我解釋出版社的管理系統，我的兩位同事哈博曼女士和卡洛琳突然從辦公桌後面走了出來。接著，卡洛琳從身後“變”出一隻蛋糕，上面插著的煙花蠟燭是“30”的字樣，來到了科先生面前。我疑惑，科先生花白的寸頭，高高瘦瘦、精神矍鑠，西裝加身，襯衫領上還講究地圍了絲巾，一副老紳士派頭，但怎麽看也不可能是而立之年的人吧！“壽星”科先生自己好像也忘了“生日”，看到蛋糕才恍然大悟，笑著從電腦後面站起來，一副“哎呀叫你們那麽客氣我都不好意思了”的表情，一一與聞訊趕來圍觀的同事們握手致謝。見我還是一臉茫然，站在我旁邊的哈博曼女士——她一頭利落的銀灰短發，細瘦的鼻梁上架著細瘦的眼鏡，說起話來語氣和眼神都很溫柔，她告訴我，今天，科先生在克萊特-柯塔出版社工作滿30年了！——而那天，是我到出版社第2天。

30年——一萬多天，那些地圖上的貼紙是這一萬多天裡記錄的旅行日誌，那些塞得不能再滿的檔案夾是這一萬多天裡寫下的長篇小說！我又想起這天早些時候，科先生充滿熱情地為我介紹辦公室的布局，不遺巨細地向我解釋工作內容——30年之後的我，能不能忠實地保持對這份事業的熱情呢？能不能成為像科先生這樣認真又帥氣的職人呢？

版權部的工作

德國出版社的版權部，其工作主要是出售版權。而購入版權的決定權，主要掌握在編輯和出版人手中，版權部只是從旁協助，在簽訂之前幫助檢查合約細節，在簽訂之後保存合約副本。這是大多數德國出版社的情況，也會有少數例外。

但是，銷售版權只是賣賣書那麽簡單的嗎？我原本以為，自己最大的貢獻可能就是利用母語優勢，幫忙聯絡下中國出版社之類，但事實並非如此。

版權部工作大致分為國內和國外兩塊。

在德國國內可以出售的主要版權包括：口袋書（Taschenbuch）版權、有聲書（Hörbuch）版權和翻印許可（Abdruckgenehmigung），更進一步的還有電影及其他改編權。

按照傳統來說，一本書的第一版（原版）一定是精裝版（德語稱gebundene Ausgabe或Hardcover），有硬質封面，裝幀較為考究，定價也較高。如果圖書銷售情況良好，要進行普及，讓更多讀者讀到，那麽便會推出平裝版，也可以叫口袋書。在以前，德國出版社分類明確，出版社要麽隻負責發現新書，出版精裝的原版，要麽隻負責觀察哪些新書有潛力，出版平裝的普及版。現在，隨著市場的轉變，這兩種出版社的界限逐漸模糊起來。原本做精裝原版的出版社若發現熱賣圖書，也會自己出版口袋書，如費舍爾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就有專出平裝版圖書出版社“費舍爾口袋書”（Fischer Taschenbuch）；相對應的，原本隻出版平裝書的出版社，如dtv出版社（全稱為德意志口袋書出版社Deutsche Taschenbuchverlag）也推出了精裝書。

作為實習生，我被分配到的工作主要是協助哈博曼女士處理翻印許可的事宜：

如果你要引用某本書中的大段文字，如果你要將某篇小說連載在雜誌上，如果你要使用一首詩歌或一張圖表，如果你要將一篇短文收錄到一本文集中，如果你要出版某本書的特別版（例如，這對某個讀書俱樂部會員的特別版本，隻限一次印刷的那種），你就需要申請翻印許可。申請人需要給出詳細的資訊，要使用的內容是什麽，用在哪裡（出版物名稱、預計出版日期、印數）等等。經過核實後，申請人和出版社會簽訂一份簡單的合約，出版社收取一定費用。簡單的內容使用一般是百歐以下，非商業性用途會酌情免除費用（例如教會刊物等）。重要的是，無論是何種形式的刊物，出版社都會要求申請人寄來樣本，存放在出版社的檔案室內，並寄給作者，讓他知道自己創作的內容被散播到了哪裡。如果是書籍，還會寄往位於馬爾堡的德國文學檔案館存檔收藏。

但是，有一些出版機構使用別家的內容是不用付費的。或者說是不直接付費。這裡就不得不提到文字版權管理協會（VG Wort）這樣的中間機構，它們是德國版權管理和使用的重要一環。比如，在為中小學編寫教材時使用的內容，使用者只要標清版權所屬，並不需要直接向作者付費，而是由管理協會來支付費用，按年結算，而這些經費的則來源於各會員部門繳納的會費。這些細致而繁瑣的工作確保了作者和出版社工作人員們不會白白付出，讓他們的智慧和勞動都能得到報償。

少了一段《指環王》

所有實習生在進入克萊特-柯塔的同時，也得到了在各個部門上一堂培訓課的機會。說是培訓課其實不準確，部門的負責人除了會向你介紹他們的工作內容，也會聊起自己入行的經歷以及工作中的趣事。

讓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在生產部（Herstellungsabteilung）的那節課了。德國出版社的生產部主要負責一本書從數字檔案變成實體的過程，設計裝幀（有些出版社也會另設設計部門）、選紙選材、聯繫印廠等。生產部和我所在的版權部是鄰居，所以我每天都能見到生產部的女主管。主管女士身材敦實，總是穿一件綠色的呢子大衣。她聲音沙啞，常常冷著一張臉，微笑著與她問好也得不到什麽熱情的回應，這使我總怯怯地聯想到一頭綠色的悍龍，認為她是個不好惹的狠角色。進到她的辦公室，最先看到的就是矮桌上成堆的書，其中不少被撕開了封面，可憐兮兮地露出了書脊（嘖嘖，狠角色）。她興許是發現我們注意到了那些被撕開的書，解釋說這是她的職業病。“作為專業的製書人（Buchbinder），看到裝幀漂亮的書，就想拆開看看是怎麽實現的。”話語間滿是對自己職業的自豪感。

的確，製書人——將散頁裝訂製作成書的人，這在歐洲是一個充滿傳統的古老職業，德國人中甚至還有姓“製書人”（Buchbinder）的。早在13世紀，製書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手工行業：如果說中世紀那些最初的製書人，是為貴族和神職人員裝幀產量稀少的手工圖書，靠雙手和簡單工具製作出充滿藝術性的孤品——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那現在，工業化的批量生產，恐怕就要被想成是“下裡巴人”了，但我看到的是，“下裡巴人”的通俗並沒有抹煞其中蘊藏的匠心。

主管女士還為我們幾個實習生講述了發生在2012年的一次出版事故：

Klett-Cotta出版社旗下有一個專門出版奇幻文學的副牌霍比特出版（Hobbit Press），由1970年代出版德語版《指環王》開始，除托爾金的小說之外，也出版其他奇幻作家的作品。2012年，該副牌推出了首個德語評注版《大霍比特全書》（Das große Hobbit-Buch）。硬面精裝，正文使用黑色字，評注則是與封面相呼應的青色字，還加入大量細致描摹的插圖，在排版裝幀上下了很大一番功夫。然而，熱鬧上市之後，卻有《指環王》的忠實讀者在論壇上指出，這個版本的282頁和283頁之間，由於排版失誤，缺少了一段重要的文字！失望的不僅僅是讀者，還有在前期工作中付出諸多努力的工作人員們——這樣的問題恰恰出現在這樣一本“精品書”中，是讓人沮喪的。

出版社以這樣的方式，讓托爾金“把話說完”了。主管女士感歎，圖書這樣一種媒介，一旦成書便是一錘定音，再也沒有更改的余地、撤銷的機會了。（也許有人會問，如果銷毀這些缺少章節的圖書，為每位顧客更換新的圖書不是更有誠意嗎？但我個人卻認為Klett-Cotta出版社的做法已經很好了。拋開成本不說，從環保角度，也要考慮一下被砍掉的樹們的感受啊！）這就更加要求每個做書人都懷著審慎的態度，始終懸著一顆心來完成自己的工作。我想，圖書同時還是這樣一種媒介，其中的文字、插圖正確無誤是理所當然的事，為之付出的努力是隱形的，而其間夾雜的錯誤卻是極其扎眼的，給讀者留下的負面印象可能回立即抹煞其它的努力。作為讀者的我，更加感到出版社各個部門工作的珍貴，“完美”的書來之不易；而作為出版行業新人的我，也更明白自己要積累和學習的還有太多。

培訓結束之後，主管女士向每個實習生手裡塞了一本口袋書版的《指環王》，說：“你們不要看這本書普普通通。像這樣一本超過1500頁的書要印在一本書中，書不能太重太厚——重了不方便攜帶；紙張不能太薄——那會使後一頁的字映上來，造成閱讀時的不適，也給人廉價的感覺；字也不能太小——口袋書是讓人帶在路上看的，太小了無法在車廂裡閱讀；還要控制成本——口袋書版必須比精裝版便宜一半以上……”做書的人腦中想著的全是看書的人：為了讓一本書能被某個人手捧在手中，他們考慮到了每個小細節。

在那次培訓之後，雖然穿著一身綠皮的“悍龍”女士看起來還是一樣的嚴厲，對我的“早安！”還是“愛理不理”，但我對她的感覺變了，我相信她是個善良而細致的人，就像每個做書的人一樣。（文/邱瑞晶）

（本文轉自微信公號“中德人文交流”，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