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曾經說過：“不喜歡把眼光局限於某一處。即使寫很小的問題，我也喜歡站在高點看它，從中闡述些大問題。”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程先生比較重視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1985年6月20日，程先生命及門弟子研讀《萬歷十五年》。 2007年夏天，張伯偉教授在第一屆域外漢學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主旨講演，討論“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這個題目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萬歷十五年》。
《萬歷十五年》可讀，也耐讀。黃仁宇先生希望他的讀者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 “看出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 其實，這本書還可以給讀者帶來其他方面的有益啟示，它的體例以及書中關注的議題，都值得仔細揣摩。本文關注書中提及的道德問題，嘗試梳理明代“道德觀念過於狹窄”的歷史表現，探尋其思想根源。
增訂紀念版《萬歷十五年》
1
世間多見張居正
《萬歷十五年》的第三章，用了一個和書名一樣引人不斷仿效的標題：“世間已無張居正”。這個標題至少揭示了萬歷和後任首輔大臣的孤獨、軟弱。不過，若從道德觀和人的本性上看，張居正並不特殊。他和普通人一樣，既執著於理想道德，又有一己之私。（第35－36、74－75頁）在萬歷早年的印象中，“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徵……他的心智也完全和儀表相一致。”（第11頁）可是，後來萬歷卻發現，“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第36頁）
萬歷皇帝也是這樣的人。“他從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張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經有了一定的目的。”（第120頁）雖然偶爾縱酒夜遊，（第30－31、57頁）但他在張居正去世而無人管束之後，仍然喜歡讀書，一度勵精圖治。（第33－35頁）應該說，此時的萬歷執著於張先生教給他的理想道德。當然，“皇帝仍然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他理智和情感的交戰。”（第136頁）他與皇三子母親鄭妃感情較好，所以不顧順序，打算先封其為貴妃。百官反對，他就同時冊封三個皇子為王，“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沒有氣魄”。（第99頁）當私欲與道德相遇，沒有多少人能永遠抑製私欲而嚴守道德！
大臣們更不例外。萬歷懶於問政之後，大臣升遷靠抽簽來決定，（第91頁）“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式。”（第91頁）忠於職守的大臣中有人“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第92頁）但並非全部。“有一部分官員，即以後被稱為東林黨的人，發憤要力挽狂瀾。他們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長官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寶座之外建樹。他們從小熟讀《四書》和朱熹的注釋，確認一個有教養的君子決無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鬥。這些以君子自詡的人物，不論在朝在野，總是標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們不合的為小人。”（第93頁）不僅東林黨人，其他大臣也都熟讀《四書》和朱熹的注釋，無人不以君子自居。在道德訴求上，他們多與張居正一樣，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在崇尚道德的同時，他們又各懷私心。“人們心裡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存在距離。明代開國時崇尚節儉，但是“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第105頁）“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麽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麽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第107頁）
私心有大有小。“‘四書’中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則彷徨於上述兩者之間”。（第108頁）模範官僚海瑞“和很多同僚不同”，（第103頁）說明一絲不苟、身體力行者不多。更多的應該是彷徨於兩者之間者。沈鯉“在文淵閣的大門旁邊豎立了一塊木板，上面寫著十項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時候，他就站在牌前低聲誦讀”。（第103頁）別人不能斷定他這樣是做作，同樣也不能排除他沽名釣譽的可能性。
當張居正多見，而海瑞成為極少數的時候，這個國家的道德標準一定出了問題。正常的道德標準應該具有可行性，能有效限制私心，而不被其綁架。
張居正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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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載難移義利觀
海瑞的道德觀念非常純粹，他堅信“人類的日常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可以根據直覺歸納於善、惡兩個道德範疇之內”。（第157頁）他“很不能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標準，而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範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第103頁）
這種觀點有歷史淵源和現實依據。歷史上曾經多次討論義利關係問題，重義輕利的一派總佔據話語權。孔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孟子則拒絕討論“利”的問題，稱“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到了西漢的董仲舒，就開始鼓吹“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 人們對“義”的推崇已經趨向極端。
重義輕利確實能給全社會帶來向上的動力，給治國理家帶來方便。“統治我們這個龐大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女人聽從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則以讀書識字的人作為楷模。”（第24－25頁）“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禦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第94頁）
然而，“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第94頁）很不幸，《萬歷十五年》中反映的，恰恰是這種顛倒原則的狀況。在這個時期，至善至惡都極為罕見，官僚多彷徨在兩者之間，既善且惡，時善時惡。
宋代蘇洵早就注意到重義輕利的危害，強調要把義利關係放在世俗社會背景中進行思考。他直言，一般人不可能單純地追求義，只有那些內心極其剛正的人，精英中的精英才能做到。要想讓佔絕大多數的普通人崇尚“義”，就必須用“利”來引導。 蘇洵的義利觀承認人的差異性和世界的多元性，今天的讀者不難理解——《萬歷十五年》就可以為我們證明，大多數人都不是海瑞，而和張居正一樣，在義利間進行不同程度的掙扎。可是，古人很難接受蘇洵的觀點。理學家朱熹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以“四書”和朱熹注釋為教義的明代，自然也不會有人注意到並認同蘇洵的這個觀點。
人們總是過度依賴純粹的道德，不願意直面複雜的社會現實。何以為此呢？從《四書》的注釋裡，我們可以看到朱熹的擔心：“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為了國泰民安，根本不能言“利”。 那麽，修身層面如何呢？《朱子語類》中，朱熹的話更坦誠：“利，誰不要。才專說，便一向向利上去”，“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 “恐人隻管去利上求”， 於是，刻意宣傳“義”及其正面作用，對“義”避而不談。傳統的不客觀公允的義利觀就這樣沿襲下來，很難撼動，就是本書作者，也堅信“有教養的人則決不能以利害義。”（第245頁）
其實，所謂“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 所謂“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等等， 終究只是良好的願望而已。明萬歷年間，“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第108頁）如上文所引，“總是標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們不合的為小人”。
那些飽讀詩書的人未必不明白這樣做的偏頗。國家過度推崇“義”、誇大“義”的作用，否認“利”的合法性，堅持說教和蒙蔽，他們有時也確實沒有選擇余地。在上者強調道德引導和輿論控制，在下者便挾道德以自重，或假道德以求私利。
就算是海瑞，至善之人也有趨利之時。一五六九年，他上奏折“陽求罷免，陰向管理人事的官員要挾”，（第163頁）“文淵閣和吏部終於向他低頭。當年夏天，海瑞被任命為南直隸巡撫，駐扎蘇州。”（第164頁）雖然“他畢生精神之所寄，在於按照往聖先賢的訓示，以全部的精力為國盡忠和為公眾服務”，（第181頁）但這樣的做法還是容易招致非議。
海瑞至善至剛的另一面，其實是“怪僻而執拗”（第169頁），不近人情。巡撫南直隸“八個月之後，他遇到劾參而被迫退休”。（第164頁）在提出辭職的奏疏中，痛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第168頁）他的家庭也不和睦。曾經以婆媳失和為由，先後兩次休妻；第三位妻子“在極為可疑的情況下死去”（第182頁），小妾自縊而亡。（第168頁）固守儒家倫理，恪守“忠孝”（第183頁）的海瑞沒有實現他的道德理想，他被後人認為“不合乎時代的潮流”。（第185頁）這樣的失敗，固然與孤立無援有關（“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第240頁），但主要原因還在於這種道德觀過於理想化。
海瑞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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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從來多困境
“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靠文牘。”（第59頁）明代“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第60－61頁）作為根基的道德主要來自經典書籍，“帝國的聖經‘四書’就為讀書人所必須誦習，而其中亙古不變的觀念又通過讀書人而滲透於不識字的鄉民之中，即幼者必須追隨長者，女人必須服從男人，沒有知識的人必須聽命於有教養的人。”（第178頁）
事實上，“我們所稱為制度，往往只是一個理想。”（第71頁）現實生活中，人們常與這種絕對的道德觀保持距離，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暗地裡另立標準。
張居正任首輔大臣時，蒙古部隊犯邊，後不戰而退。在張居正看來這完全歸功於譚綸、戚繼光的“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躊躇不前；然而臨近的兩鎮卻把功勞據為己有”。張居正一邊假裝糊塗，對兩鎮加以獎賞，一邊要求譚綸不要爭論。“這種做法，表面上是損己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風度；但是仔細研究，卻仍是有陰有陽”。（第219頁）
後來的“首輔申時行雖然提倡誠意，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複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鬥，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因為“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欲是不可能的。”（第64－65頁）“離開了權術，這些高級官員也無精明能乾之可言，而權術又總是和誠信背道而馳的。”（第73頁）一旦觸怒同僚，“技術上的爭端，一經發展，就可以更新擴大而成道德問題”。（第78頁）
武將戚繼光也有自己的辦法，他“獲得成功的要點，在於他清醒的現實感。他看清並適應了當時的政治，而把軍事技術作為必要的輔助，這是在當時的環境裡唯一可以被允許的方案。”（第214頁）“戚繼光的複雜來自環境的複雜，如果指望他簡單得如同海瑞，無疑是不近情理。”（第227頁）
“戚繼光的長處，在於他沒有把這些人事上的才能當成投機取巧和升官發財的本錢，而只是作為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的手段。”（第228頁）張居正、申時行等人也同樣，他們雖然有陰有陽，但都沒有突破一定的道德底線，大體上以陰濟陽，為家國盡職盡責。至於其他官員如何，就需要仔細研判並區別對待了。
無論是張居正，還是其他官員，他們對待道德標準的現實態度，引起了萬歷皇帝的注意。“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第89頁）“對各種告訐、爭論和答辯已經不感興趣，他對一切都取懷疑的態度。……每個人都是說管說、做管做，兩不相乾……他之所謂‘訕君賣直’，就表示他已經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陰陽。”（第84頁）“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於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歷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第92頁）
對於萬歷的頹廢，整個明帝國的官僚都有責任。“帝國的官僚政治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成千成萬的官僚，在維護成憲的名義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蓋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第217頁）大量官僚挾道德以自利，逼得皇帝消極怠工，說明當時的道德理想和相應的道德說教已經不合適宜，需要認真檢視和反省。
萬歷皇帝朱翊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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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是其難
萬歷年間，知識分子很少“發揚為公眾服務的精神……有時他們身上的自私苟且，還遠過於不識字的愚氓”。（第247頁）《萬歷十五年》對這種道德危機沒有進行專門探討。
在分析李贄和耿定向兄弟的思想衝突時，作者指出，唐宋以來“文官政治確立為統治帝國的原則……使集權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創立新的哲學理論，以維系社會上成千成萬的優秀分子，即讀書計程車人。”（第255頁）但是作者說這些知識分子“在經濟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第258頁）卻有失客觀。因為“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似乎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則父祖的節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含辛茹苦，經常是這些成功的背景。”（第63頁）“考場內的筆墨，可以使一代清貧立即成為顯達，其實幕後的慘淡經營則歷時至久。這種經過多年的奮鬥而取得的榮譽，接受者只是一個人或至多幾個人，但其基礎則為全體家庭。”（第245頁）還有，“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第65頁）
官僚多出身貧寒，俸祿卻又如此微薄（第15頁），無論京官還是地方官竟然都要靠額外收入度日（第106頁），海瑞那樣的清廉之士自然少見，道德危機的出現也便不足奇。
明代承襲了傳自宋代的理學，卻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來保證它的合理性，使其變得越來越不合情理。宋代官僚待遇優厚，朱熹等理學家自然可以從容論道。到了明代，情況便大不相同。貧窮出身的官僚在幾乎不能自存的情況下，還要擔當崇高的道義，未免不太現實。海瑞擔當道義，他一如既往地家徒四壁，最後妻離子亡。李贄強烈抨擊耿定向等人不道義，卻又“不得不依賴這些被抨擊者的接濟而生活。”（第252頁）這樣的窘境，一方面促使李贄“尋求個性的自由發展”，（第240頁），一方面把他逼入空門，獲得一個“化緣和尚的姿態”（第248頁），擺脫經濟依賴和家庭責任。人生的窘迫、道義的沉重，既成就了李贄，也毀了他。他眼光敏銳，思想深刻，這些思想卻不見容於世，遂引發道德衝突，至於自殺。
如果不想做海瑞和李贄，那就只能努力去做張居正、申時行和戚繼光，他們只有在口頭上認可一種道德標準，實際奉行另一種標準。在這些人的苦心經營下，這個帝國表面無事，實際上危機四伏，大廈將傾。
萬歷年間的這場道德危機，證明了蘇洵義利觀的正確。宋代沒有人能理解蘇洵的隱憂，或許是因為宋代文人生活優裕，尚可以從容論“義”。明代特別是萬歷年間，人們為什麽沒有反思這種義利觀，沒有注意到蘇洵的這個觀點？博覽群書的李贄，最不應該忽視蘇洵的這篇文章和這個觀點。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洵的文集到處流行。李贄“察覺到自己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別人也是如此，但他不能放棄孔子所提倡的仁。這樣，他只好在形而上學中找到安慰——世間的矛盾，在‘道’的範疇中得到調和而且消失。”（第271頁）他還是拘泥在“道”與“心”之中，而恰恰不能像蘇洵那樣，關注人，關注現實中的自己。
原題《“萬歷十五年”的道德危機》，系作者2013年12月26日在華東師范大學“悅讀匯 讀書會”上的演講底稿，部分刪節後發表於《中國德育》2014年第7期,程門問學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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