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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是本次教育信息化的試金石。”

△空中課堂老師授課場景,來源:萬朋

作者|芥末堆 大衛

來源|芥末堆看教育

2月17日國家中小學網絡雲平台正式開通。截至三天后的20日12:00,平台網頁瀏覽次數2300萬,訪問人次1500萬。

隨著各地陸續在網上開學,海量的學生開始湧入在線教學平台,這為教育信息化基礎設施和在線教育帶來很大的考驗,除技術故障、伺服器奔潰等技術問題頻發,任課老師對突如其來的線上教學更是手忙腳亂。

在萬朋教育董事長兼CEO申屠祖斌眼裡,教育信息化的長期投入雖然取得一定成果,但重硬體採購輕維護升級、各產品融合難、使用門檻和使用人員信息素養弱等痼疾仍在,導致諸多地方購買的系統無法在此次疫情中發揮作用,“對各地方教育信息化建設是最大的一次檢驗”,申屠祖斌說。

另一方面,“空中課堂”的要義也在這些年的落地中出現執行偏差的問題,“其本質是課堂,而不是單純的直播工具”,申屠祖斌認為,傳統單向傳授的模式與看錄像課沒什麽區別,分層教學也無法得到實現。

而各學校急救式的動員老師全員上陣直播或錄播課程,在申屠祖斌看來,偏離了教育信息化共享優質資源的目的,並沒有發揮名師的最大效用。糾正這一點還遠遠不夠,如果往更深一層追究,會發現,不解決市場中對名師名校需求的收付費的體制機制問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名師共享”依然會是“空中樓閣”。

如何面對突然湧入的500萬學生

2月10日,萬朋教育免費開放的課後網“空中課堂”湧入500萬學生。申屠祖斌告訴芥末堆,當時公司800多人中除條件不具備的,600餘人全部上陣,對客戶進行技術服務,“幾乎所有平台都宕機了,就我們平台沒宕掉”。

申屠祖斌介紹,萬朋教育在大年初一宣布面向湖北省各中小學,免費開放課後網“空中課堂”,隨著疫情蔓延至全國,隨後又在2月10日面向全國中小學免費開放,於是緊急增加6千台伺服器、擴容600G帶寬支撐平台授課。

“我們動員了100多個研發,每台機器要裝半小時到一個小時,裝完還要測試,每天他們睡眠時間不超過4個小時,因為來不及裝”。申屠祖斌表示,公司同時還採購手寫板、耳機等設備服務教學,投入設備和寬頻價值超過4個多億。

△學生通過“空中課堂”上課,來源:萬朋

申屠祖斌認為,此次“空中課堂”需求暴增是教育信息化發展積累的過程,對於一些沒有“空中課堂”經驗的地區,因為受製於老師家裡的寬頻條件、遠程操作培訓難等原因,老師的信息化水準素養將影響課堂質量。“沒有事先準備,老師趕鴨子上架,一會兒話筒沒聲音,一會兒電腦又當機,一會兒PPT出不來了,效果大打折扣”。

但也有不少地方教育局和學校都做過“空中課堂”的試點,有了接受基礎,“疫情只是引爆點”,應對就相對從容。此次教育部政策要求,要防止以居家學習完全代替學校課堂教學,很多地方以複習課為主。申屠祖斌透露,有些地方教育局就會指定幾所名校來承擔“空中課堂”的任務,“這幾所名校馬上就要組織名師團隊,進行課程的設計、編排,整合複習的內容、講義”。

事實上,早在2010年,萬朋教育就在江蘇太倉開始“空中課堂”的試點,讓學生實現周末居家直播答疑、複習,作為平台提供方,收一些平台技術使用費。該模式受到學生家長的歡迎,“他們(當地教育局)當時覺得能真正解決城鄉教育不均衡的問題”。

十年來,課後網“空中課堂”產品經歷了15個版本迭代,擴大並發、降低延遲,提高互動性能。目前客戶已覆蓋全國99個地市,在湖北省此次發布的《湖北省中小學疫情防控期間開展網絡教學服務保障企業》(第一批)名單中,萬朋教育“空中課堂”平台入選第一批空中課堂推薦名單。目前,該公司在全國設有40多家辦事處,用戶覆蓋近1500個縣市區教育局、6萬多所學校。盈利問題上處持平階段,其中,“空中課堂”業務貢獻佔據公司的半壁江山。

“空中課堂”本質在課堂,放大名師效應而非全員直播

儘管,教育信息化發展十來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少讓學校的軟硬體具備一定的基礎,但在具體運用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

早在2012年,教育部為推進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提出應重點推進“專遞課堂”、“名師課堂”和“名校網絡課堂”的建設(按申屠祖斌解釋,專遞課堂通常是強校通過互聯網技術定向對薄弱校進行幫扶授課;名師課堂是以教育局組織的名師向區域內進行資源共享;名校網絡課堂以名校為基礎,將其資源面向其他學校共享)。

但“空中課堂”的這三種應用場景“內涵正確,在基層執行卻並不到位”。比如“專遞課堂”就容易搞成錄播教室,其呈現形式往往淪為單向傳播,缺少互動,“跟看錄像課沒啥區別”,這跟早期很多技術中標方缺少實現直播互動及應用設計也有一定關係。

△學生在上課,來源:萬朋

在申屠祖斌看來,“空中課堂”雖搭載在網和雲上,但也是課堂,首先需符合課堂的定義,“不僅僅是直播工具,同時需要有舉手,提問,交流互動,隨堂測驗,點名,課堂管理等傳統課堂必須具備的特點,老師要有準備地講課,否則無法保證授課效果”

但讓所有老師都上陣直播或錄播的做法並不恰當,“各個學校的老師水準參差不齊,突然轉線上還會面臨備課、技術使用等問題,教學質量無法保障”。

此次疫情中,江蘇太倉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參與線上學習:一是太倉市教育局精心組織的全名師、全過程、全免費的線上課程,二是江蘇省名師空中課堂的免費線上課程。

申屠祖斌認為,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是通過技術提高教學效率,並讓所有人共享優質資源,而“空中課堂”在教育信息化中又佔據核心位置,其目的是讓名師的效果最大化,而不是讓所有老師都去線上授課。

“空中課堂”要有別於線下課程,同時需要進行分層教學。申屠祖斌總結為“三個多”,首先是多層次,不同學習層次學生可以選擇不同的账號上不同階段的課;其次是多個老師組合課程,每個老師講自己最擅長的部分,組合起來(比如英語老師分作文、閱讀、聽力口語等不同老師教);再者是多個助教,主講老師只有在面對共性問題才會停下來解答,個性問題由其他助教老師在線解答。

這就對課堂管理提出很大的挑戰,“很多學生在現場課堂都沒有自覺性,更何況是在網上上課”,課堂管理需要知道“哪些學生在認真聽課,學生是否掌握課堂知識了、不懂的隨時可以提問等”,這些環節做不好,將對課堂效果提出很大的挑戰。

萬朋給出的解決之道是,通過技術優化迭代,涉及課堂互動和課堂管理功能,“學生不認真聽課了,老師馬上就可以知道,馬上提醒他。課堂內利用不定時的點名,有隨堂測驗,搶答,隨機選人等線下課堂的手段。如果學生很調皮,經常離開老師的課堂頁面玩其他的事,可以讓學生桌面和老師的桌面保持同步”。

不過,要想真正保證學習效果的閉環,涉及教學練測評多個環節的管理,無論對平台還是公立校來說,挑戰依然存在。

“你把培訓機構限制那麽嚴,沒用的,家長有需求,你管得住嗎?我覺得就要疏堵結合,你只有把體制內這些名師全部用起來,家長自然不會去培訓機構”,申屠祖斌說。

名師共享受機制影響,信息化要購買服務而非產品

但要使得名師資源作用最大化,仍面臨著體制機制問題。申屠祖斌表示,政府組織的名師共享範圍跟界限仍未有政策標準。“舉個例子,北京市四中組織一批老師面向整個北京市共享,學生要不要付費?還是通過政府買單?如學生買的話要怎麽買,政府買的話又該怎麽買?”申屠祖斌說,“如果純免費,名師名校去共享的積極性就會受影響,學校跟學校之間也是有競爭的”,

據申屠祖斌透露,目前,教育局和學校組織的“空中課堂”的老師,大都是象徵性地拿一點差旅補貼和版權補貼。“真正的頂級名師他們的境界是很高的,也不是為了收入,他希望有更多的學生去聽他的課,就應該適當獲取正常報酬,不是暴利”。

但這個願望比較難實現,因為它涉及到機制問題。現在有些當地教育部門在做試點,共享課程費用很低,但也遭到一些辦培訓機構的家長的舉報,老師容易被汙名化,“教育局和學校組織的就應該給這些老師正名,老師們不計較收入,但也不能讓他們搞得偷偷摸摸的”,遺憾的是,政策上並未對此做出相關規定。

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名師共享還是空中樓閣”,申屠祖斌說,但矛盾的是,“空中課堂”目前又是當下解決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化的最佳方案。

在申屠祖斌看來,這次疫情也是對教育信息化建設的集體檢驗。從2000年左右啟動的校校通工程,到之後的農村遠程教育工程,給薄弱校做教育資源的共享,再到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頒布,教育信息化從早先的應用融合階段進入融合創新階段,改革也進一步走到深水區,但問題依然存在,“隻管建設不顧安全、隻管硬體忽視軟體、隻管數據采集不顧數據維護的粗放式管理模式比較普遍”。

為什麽這次疫情來了,很多地方的系統派不上用場,教育部的國家雲平台還要緊急擴容,這就牽涉到機制問題”,申屠祖斌表示,很多地方買了系統後,並不能保持同步升級,並發用戶數和帶寬有限,“這次就荒廢了”。“而以前配的信息化設備比如資源庫,給老師備課做參考,學生幾乎沒人去用”,“很少有系統是真正拿來上課、管理的”,更多是做數據匯總、統計向上做匯報,“形式化比較嚴重,也浪費資金”。

隨著公立校對新高考排班走課、教務教學管理、家校溝通、智慧校園等需求增加,萬朋教育也逐漸發展成綜合教育信息化提供商。提供包括課後網空中課堂、新高考智慧校園平台等20多套教育解決方案。而這其中,空中課堂所佔據的業務貢獻仍佔據半壁江山。

申屠祖斌說,以往採購依賴於財政預算及渠道關係,領導一換渠道也跟著換,容易導致信息化產品的融合問題,而預算一旦吃緊,企業的服務就容易跟不上,升級迭代自然滯後。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的回顧總結中也提到,信息化與教育教學“兩張皮”現象仍然存在,廣大師生和教育管理者的應用動力也有待進一步激發。

教育信息化建設經過這次檢驗,“應該要改變採購方式,以後要買服務而不是去買系統”,申屠祖斌說,倘若企業服務做不好,政府和學校也可以更換企業,不會造成巨大的浪費。

申屠祖斌認為,最理想的狀態是每個縣有一個教育局組織的“空中課堂”,每一所名校都有個面向社會開放的“空中課堂”,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基於自願來做選擇,政策上解決激勵、收費等機制問題,“如果校內的教學加上課後的名師授課答疑,以及政府組織的面向地方的名師共享,則教育公平的問題就可有效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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