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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牢關之戰中李世民如何用三千騎兵打敗十萬大軍?

看到這個問題,有人肯定會含糊,這是講軍事史了?還是講成功學?

還真不是。

問題如下:

虎牢關之戰中李世民如何用幾千騎兵打敗十萬大軍?

回答如下:

這是一個典型的“李世民史書體”的故事,也是他有意識修改史書,故意讓人產生的錯覺。

在《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的相關記載中,竇建德軍的兵力數字記錄非常清晰,實數為十餘萬人,號稱三十萬。

在說正事兒之前,三解要解釋一下這三本書的關係,《舊唐書》原名就是《唐書》,成書於後晉開運二年(945年),由後晉的宰相劉昫領銜修撰,屬於“官修史書”,其資料的依據是當時經歷過晚唐、後梁、後唐的長期戰火之後殘存下來的唐代官方史書,比如歷代皇帝的實錄及國史等。

《新唐書》也是“官修史書”,由北宋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等合撰,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完成,由曾公亮進呈皇帝,這本比前一部《唐書》晚115年的作品,在信息量上卻公認得比《舊唐書》大,換句話說,經過115年的後晉、後漢、後周,再到北宋的動蕩,內容反倒多了,奇怪不?

這個問題且按下不表,先來介紹下另一本大書。

《資治通鑒》其實也屬於“官修史書”,並非司馬光一人的作品,而是出於眾手的煌煌巨著,成書於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比《新唐書》還要晚24年,不過在內容上,也並不與兩《唐書》重複。

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官修史書”並不是原始史料,而是以唐代國史的記錄為基礎,綜合修史時可見的其他唐代人記錄的材料,比如地方史志或私人筆記等內容,進行的“二次創作”,既然是“創作”,這個過程中就不可避免的有增、刪、編、改的行為。

如果我們運氣好,能夠看到這些“二次創作”所依據的原始材料,自然很容易分辨哪些是作者的手筆,但是,哪怕是《資治通鑒》成書的年代,也距今近1000年,那些他們曾經過眼的素材,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所以,當有不太熟悉歷史文獻的朋友問起三解史書“可不可信”的問題時,三解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古史的研究,很多時候不是你信不信,而是你“別無選擇”,只能通過“互證”等方式來辨別真偽。

當然,這還不是最慘的,像《舊五代史》本為宋太祖是宰相薛居正領銜編撰,當時五代實錄俱在,又有范質的《建隆五代通錄》打底本,所以內容詳盡,保留史料價值極高,卻由於歐陽修等人基於《舊五代史》新撰的《新五代史》的文字更加凝練,最終於傳播中逐漸被遺忘,以至於散失殆盡。

直到現代,史學大師陳垣祖孫三代又從《永樂大典》等書中一條條地“輯錄”《舊五代史》的原文,才有了今天我們得見的版本。

事實上,從現代史學研究的角度,《舊五代史》、《舊唐書》在編撰時保留原始“實錄”、“國史”的原文原樣,信息價值要遠遠大於歐陽修等宋人經過自己理解重新書寫的“新版”,問題是古人書生不這麽看,故事讀著舒服才是“王道”。

說了半天,還得繞回“實錄”和“國史”來,今天我們仍然可見的是《明實錄》和《清實錄》,這個其實嚴格來說,也是修撰的作品,只不過是本朝人基於一系列檔案資料所編撰 的當朝史,具體來說,即唐代之後,繼嗣之君讓史官據前朝皇帝起居注、時政記、日歷等編撰“實錄”,形成了慣例。

不過在唐朝,“實錄”也有本朝皇帝活著時就修撰的,就存世目錄來看,唐朝有如下“實錄”:

《高祖實錄》20卷,《太宗實錄》40卷(初稿《今上實錄》20卷,《貞觀實錄》40卷,《皇帝實錄》30卷),《高宗後修實錄》30卷(又《高宗實錄》30卷,又100卷),《則天實錄》20卷(初稿《聖母神皇實錄》18卷,又30卷),《中宗實錄》20卷,《睿宗實錄》10卷(初稿《太上皇實錄》5卷),《玄宗實錄》100卷(初稿《今上實錄》20卷,《開元實錄》47卷),《肅宗實錄》30卷,《代宗實錄》40卷,《建中實錄》10卷,《德宗實錄》50卷,《順宗實錄》5卷(初稿《先帝實錄》3卷),《憲宗實錄》40卷(初稿《元和實錄》),《穆宗實錄》20卷,《敬宗實錄》10卷,《文宗實錄》40卷,《武宗實錄》30卷,《唐宣宗實錄》30卷,《唐懿宗實錄》25卷,《唐僖宗實錄》30卷 《唐昭宗實錄》30卷 ,《唐哀帝實錄》8卷。

凡是帶“今上”二字的,肯定是皇帝仍健在時的作品,而這一大堆的書目看著不少吧?今天,只剩下韓愈所撰的《順宗實錄》留在他的文集中傳世,其余的,均為“己佚”,僅能從《資治通鑒》等書中見到引用。

這裡面確切涉及到“玄武門之變”和“開國功績”時的內容的,只有《高祖實錄》、《今上實錄》、《貞觀實錄》、《皇帝實錄》等幾本,北宋的幾位史學大家,比如司馬光、宋祁等人,都指斥唐代“大奸臣”許敬宗肆意刪改了《實錄》導致了太宗朝諸多記載失實,這也是個1000年的“屎盆子”。

其實,許敬宗哪怕是做了一些事兒,也不過是“小把戲”,見《唐會要》卷六三《修國史》中記載:

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編之秘閣,並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

翻譯過來就是,這一天,房玄齡、許敬宗等人把編撰好的高祖、太宗實錄交作業,太宗特別命褚遂良讀給自己聽,結果剛聽個開頭說他出生時有祥瑞的時候,就感動得流淚,說自己想起來父母,太難受了,就讓人把這兩份作品收起來,分賜太子、諸王,三品以上的京官可以隨意抄錄。

注意,那時候的書不是印刷的,是抄寫的,一張長紙,裝為卷軸,就像今天裝裱的書法作品,所以叫“收卷”,而唐初的三品以上,不同於明清,實際上是宰相以及勳貴重臣,可以去傳播。

也就是說,唐太宗很滿意,不過這裡又涉及到了他“為什麽滿意”?

恰恰因為他曾經不滿意。

《唐會要》卷六三《史館雜錄》記載: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房元齡曰:“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觀見?”對曰:“國史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國史,若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為鑒誡,卿可撰錄進來。”房元齡遂刪略國史,表上。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過隱,宜即改削,直書其事。

至七月八日,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

這一段話非常長,就講講大義,說的是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世民問褚遂良,你寫的起居注,我能看不能?褚遂良給了個釘子碰,說我的史書就是善惡必書,警戒君王的,沒聽說過有皇帝自己看的。

結果太宗上心了,說,我乾壞事你也記?旁邊的黃門侍郎劉洎也強,跟著褚遂良一起頂,說史官不寫,天下人也會記得。

逮著專業幹部下不了手,唐太宗乾脆找宰相房玄齡,讓他交作業。房玄齡也屈服了,為他刪略國史之後,送上。

太宗發現涉及“玄武門之變”的文字非常隱晦,就說了,我乾這事兒天經地義、理直氣壯,史官不用隱瞞,直接寫就行。

沒想到過了幾天,到了七月初八,唐太宗又對褚遂良說,我現在多做好事,希望你們能不寫我壞的地方。

注意,這段話的時間,實際上是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八之間,而《資治通鑒》中司馬光為了維護他心目中“聖君”的形象,把這個故事搬到了貞觀十七年七月,也就是房玄齡、許敬宗等人上實錄的時候,並將上述的刪略“國史”改成了刪略“實錄”。

其實,唐朝的“國史”是紀傳體的,而“實錄”則是編年體的,完全是兩種東西,時間也對不上,可見,唐太宗動心看“國史”在前,下指示修改史書也在前一年,即貞觀十六年,而貞觀十七年的“實錄”,則是這一大政治謊言工程的完工。

為什麽聽了第一句話,自己出生的“祥瑞”就哭了不聽了?

唐太宗是感到欣慰,故事改到連自己這個當事人都不知道的程度了,給“次子”吹出生時的祥瑞,無疑就是神化李世民個人的“純謊言”,可能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還不忘拿出去傳播。

而這一堆“神話”,恰恰是《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相關記載的底本,更何況還有歐陽修、司馬光這些唐太宗的“腦殘粉”為他塗脂抹粉,甚至忽略了一系列的基本常識,當然,只是忽略,而非罔顧史德的篡改,這幾位宋儒在某些不熟悉的領域犯糊塗,也不奇怪。

這就正好可以說回虎牢關之戰了。

竇建德大軍的人數,上文已經說了,有十幾萬人,而對照各處記載顯示,此戰,竇軍被殺三千餘人,被俘的又有五萬人,還有一部分逃跑潰散的殘部,總數規模上是大體吻合的。

但是,關於參戰唐軍數量的記載卻遠沒有這麽清楚,只有幾處:

1,唐太宗領3500騎兵東進虎牢;

2,唐太宗親帥500騎兵去觀察敵營;

3,唐太宗派出王君廓的千余騎兵去搶奪對手糧草。

這也是最吊詭的地方,唐朝自己的國史對對手的數量、傷亡、俘虜言之鑿鑿,對自家的軍隊卻語焉不詳。

而從這有限的記載來看,虎牢關之戰,似乎還真是唐太宗親帥3500騎兵打敗了10多萬人,但是,這段古代戰爭軍迷特別津津樂道,甚至吹噓出了從不存在的“玄甲軍”的歷史,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黎州總管李世勣。

李世勣原名徐世勣,原本歸屬瓦崗軍翟讓部,在李密內訌斬殺翟讓的政變中,徐世勣險些喪命,於是受李密派遣,攻佔黎陽倉,通過開倉放糧大肆招納河北、關東的義軍,其勢力範圍一直覆蓋到今天山東省的沿海地區。

李密被王世充擊敗歸唐後,徐世勣也跟隨投降唐朝,並被賜姓李,但是很快就被南下的竇建德擊敗,短暫投降了竇建德,又把老爹丟在對方營中,自己單騎歸唐,而失去了本身勢力和地盤的李世勣,只是區區一個“總管”。

要知道,唐初武德年間,為了爭天下,李唐大肆分割政區,哪怕是一縣之地都可以設州,幾個這樣的“迷你州”就會任命一個地方軍閥勢力為“總管”,職位的含金量,完全是與手裡的實力正相關。

處於人生低谷的李世勣恰在此時投入了李世民的麾下,據《舊唐書》記載:

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於東都,累戰大捷。

又東略地至武牢,偽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勣夜潛兵應接,克之。擒其偽刺史荊王行本。

武德四年,跟隨李世民進攻盤踞在東都洛陽的王世充,屢戰屢勝,又向東佔地盤至虎牢關。此時,王世充派自己的親族,受封荊王的王行本做鄭州刺史鎮守虎牢關,不想部下沈悅暗通李世勣,並接引李世勣的兵馬入城。

注意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東略地至虎牢,會是單槍匹馬嗎?

當然不能夠,這一句話,恰恰說明李世勣是一支領有明確任務的“偏師”統帥,而非跟隨李世民進入的虎牢。

要知道,面對洛陽堅城,李世民在幾次外圍戰勝利之後,已經確定了重兵圍困,分兵略地,消滅外援,最終困死洛陽的大戰略,只是沒想到竇建德援兵來得這麽快,這麽猛。

所以,當得知李世勣攻克虎牢,且竇建德大軍即將來援的消息之後,李世民親帥3500騎兵移兵虎牢關,也就是說,此時虎牢的守軍,已經是李世勣部+李世民的騎兵。

之後的戰況發展也印證了這一點,擁有絕對人數優勢的竇建德部久攻虎牢不克,在城下攻防對峙了了一個多月,才有了最終的決戰。

試想,如果真的虎牢關的唐軍總兵力只有3500騎兵,長達一個多月的陣地戰攻防,有沒有可能保留實力保留得如此之好?

而這恰恰是司馬光、歐陽修等人最缺乏常識的部分,哪怕再是雄關險寨,面對優勢兵力的持續圍攻,也不可能保持一個月的銳氣,所謂防守反擊,防守不住,哪兒來的反擊?

所以,李世勣在此戰中,絕不是一個“陪客”,甚至可能他才是真正的主力,不過無從驗證,只能找些旁證,比如戰後的“論功行賞”,見《舊唐書》:

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

也就是說,跟著李世民大敗王世充、竇建德的李世勣,在論功行賞的時候,以李世民為上將,李世勣為下將,一起穿著金甲乘戎輅到太廟去告捷。

要知道,告捷太廟的還有一個人,就是此戰的副帥李元吉,排在李世民、李世勣的中間,也就是說,李世勣在整個大戰中,憑借功績,越過了一大群比他資歷更老、實力更大的“總管”,而這個“大功”卻並沒有在任何記載中明示。

那麽,我們完全有理由猜測,李世勣真正的大功,恰恰是在虎牢對竇建德決戰的勝利,只不過,在高祖朝,這份“尊榮”還有他的一份,等到了太宗朝,就只能光榮全部屬於領導了。

當然,李世勣的這份“識趣”和許敬宗的“曲筆”,都為他們在貞觀朝換來了足夠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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