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嵐的“留白”：啟發人們繼續思考

2019年3月1日，《北京青年報》資深記者、編輯，著名專欄作家，小說家尚曉嵐（筆名尚思伽）離開了我們，距今已渝百日。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讀書》雜誌編輯衛純懷念尚曉嵐的文章《曉嵐的”留白“》。生前，曉嵐曾在《讀書》雜誌共發表七篇文章，她曾說：“唯有給《讀書》的文章，是‘三不寫’——沒有問題不寫，沒有感覺不寫，沒有大量的閱讀不寫。”在衛純看來，曉嵐的文章”代表了一種新型的’思想文化評論‘，一種超越八九十年代文章風貌的新的探索，一種通過文藝作品串聯時代重大思想命題的可能，完全可以是未來《讀書》某一類型文章的代表方向。“

斯人已逝，但這世上惦念曉嵐的人，依舊能夠在她的文字裡，感受曉嵐的思想張力與生命能量。

曉嵐的“留白”

文 | 衛純

就在前天，收到了一件原本印有“朝陽區白家莊東裡23號院A棟《北京青年報》 尚曉嵐同志 收”字樣的退郵包裹，那是我們每期給曉嵐寄贈的《讀書》雜誌。即使出於對郵政術語的理解，但當看到信封上手寫“查無此人”時，我的心還是被深深刺痛了。這種感覺就像 3月1日的上午一樣：在經歷一個焦急無奈又心存僥幸的夜晚之後，聽聞最終的噩耗，那股血腥湧上喉嚨的味道，我分明記得。

曉嵐離開這個世界兩個多月了。這段時間，我一方面收集朋友們悼念她的文字與圖片，另一方面卻又試圖逃避她的離去，不敢輕言，難以下筆。在沒有機會正式和她告別的情況下，街上看到和她髮型、身高相似的女子，都會一時恍惚。緊接著襲來的，就是破碎一地的現實。如果說人生如畫，我想，這就是她生命最後時刻，給我的一份“留白”。

左一為參加活字文化“活字π”活動的尚曉嵐

認識曉嵐，大概和所有認識她的三聯人一樣，因書和出版而結緣。但真正熟悉起來，還是我2013年調入《讀書》之後的事。曉嵐常來三聯書店走動，一般只要她來，辦完事都會跑到四層《讀書》編輯部找我。我們會到三聯樓頂的天台上抽煙。天台上能看到那不失古意的北京城，甚至氣象允許，還能眺望到遠方的西山。曉嵐喜歡這樣彌足珍貴的老城風景。而就在這裡，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她年長於我，也在體制內的媒體做編輯工作，所以對雜誌和我本人的處境，可能遇到的困難，都會抱有不乏預見性的理解。而她善意的寬慰和有力的鼓勵，一如她給人和善、堅定、俏皮的印象，絕不會讓交談變成對周邊的抱怨。

尚曉嵐在三聯書店，2006年

我在《讀書》的六年時間裡，曉嵐給了我莫大，甚至可以說是無條件的支持。2014—2016年，她保持了一年一篇的發表節奏。2017年從一篇長文拆分出各自獨立的兩篇，分別名為《〈群魔〉的詰問》《彼岸的召喚》。但由於她從那時起全力改寫劇本《中書令司馬遷》，修改、發表兩文的事，暫且放下，她也並不催促（直到去年12月底在三聯相遇，她還主動幫我減輕此事的壓力。沒有讓她看到刊發，也成為我心中永遠的遺憾）。她參與了《讀書》發表或者沒發表的多次討論，更不用說一年一度的作者聯誼會了。記得2016年初，剛剛建立《讀書》微信公號的我們熱情很高，邀請三位年輕作者給我們寫聯誼會的通訊稿，其中就有曉嵐。那天活動，她很開心，告訴我有個奇特的角度可以來寫。我連忙說只要你寫得高興，公號上什麽文章形式都可以。最終，她寫了一篇充滿“怪醫黑傑克”“魔法美少女”的《三聯二次元世界》（最終三篇通訊發表的總題為《三聯作者會的氣氛差不多是這樣的》，用的也是她文中的語句）。這可能是曉嵐濃厚的動漫興趣下少有的相關文字，而她當時用的筆名“常守朱”，正是她微信頭像的原型。

這幾年，我和她，還有陶子，有事沒事會聚在一起，談談各自對於思想、文化、文學的看法。她倆說得很多，我從旁敲邊鼓。就在那幾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氛圍裡，我們在咖啡館、酒館的對話，就顯得格外另類。思想者或許注定孤獨，也正因這份氣息，這類交談更顯珍貴。我想，這可能也是曉嵐喜歡《讀書》雜誌的原因吧。她對我的支持，其實就是出於對《讀書》本身的感情。今年是《讀書》創刊四十周年，去年我要編一本《我與〈讀書〉》，約稿的作者裡就有曉嵐。她欣然慨允，而且是第一批交稿者。在這篇名為《四十仍“惑”》的文章裡，她回顧了中學時代閱讀這本雜誌的經歷，尤其看重《讀書》特殊的文體，將她從一般文學“美文”的趣味中拯救出來；而等到她90年代工作之後，中國正在經歷深刻而又快速的變化，《讀書》的辦刊風格也有所創新，她又以欣賞而不失平和的心態，閱讀它、學習它，甚至開始為它寫作。她說：“唯有給《讀書》的文章，是‘三不寫’——沒有問題不寫，沒有感覺不寫，沒有大量的閱讀不寫。迄今為止在《讀書》發的七篇文章都是如此。”在她身後閱讀這七篇文字，我相信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

《今天》117號，2018年1月

思想的孤獨，並不意味著沉默與安靜。必須承認，它也是鋒利的，有時會鋒利到劍拔弩張，有時會鋒利到反目成仇。在過去二十年中國的思想討論裡，這樣的情況並不鮮見。《讀書》雜誌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這樣的旋渦中，在人們各種閑言、猜想和漫天飛舞的標簽中飄搖前行。曉嵐當然有她的立場，也很看重思想本身的質量和力度。但在公開與私下的場合，她都不會因立場不同，就因人廢言（這並非老成世故，而是她不屑於讓思緒在所謂“人事”問題上做過多的停留），更不會做站隊式的簡單表態，她更願意發現問題本身的複雜。無論是在交談，還是在文章裡，她其實都不會橫斷截流般地驟下結論，反而，往往還會帶有某種猶疑，以及指向自身的反思。這使得她近年的文章也會有某種思想的“留白”。

曉嵐在《讀書》最早的發表，是2004年《天邊外的契訶夫》。後來評田沁鑫改造《桃花扇》（2006年8期，題為《不必要的喪失》）、評張藝謀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2007年6期，題為《是金子也不發光》）、評李安電影《色，戒》（2008年4期，題為《不談風雲，隻談風月？》）等，都可以看作是她對於當下文藝作品的回應。而從2014年發表《作為冷戰小說的》開始，她通過文藝作品來處理“思想”問題的筆墨越來越多，她的寫作格局也變得越來越大。猶記得2015年冬天，我第一次讀到《荒原狼的嚎叫》初稿時的興奮，裡面的句子，就仿佛鋼琴琴鍵，一聲一聲敲進了心裡。我們做過一些討論，她一度擴寫到8600字，我覺得語言風格有點不平衡，就又請她刪到6800字，也就是發表時的面貌。我注意到，她刪減的地方是那些會給人造成“立場化”錯覺的部分，我傾向於這出自她的自覺。而剝開“左”與“右”的外衣，她的表述的確更逼近問題的本質。難得的是，她還保留了一些非結論的、自己處理不了，但能啟發人們繼續思考的論述。這樣的“留白”，在我看來，其價值不亞於那種力排眾議式的宏大建構。這裡有她的真誠和謙遜，有她的抱負和姿態。曉嵐曾在劇本《中書令司馬遷》的青年學者討論會上說，這部劇本永遠都有修改的空間，可能“永遠處於未完成的狀態”。而她在思想隨筆中，這樣的“留白”也是一種未完成，應該有著相似的思路和結構。當然，這裡也包含她寫作時實實在在感到困難的地方。

尚曉嵐

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曉嵐寫作時關懷的問題、對話的對象，都是非常宏大、非常具有理論源流的尖銳問題。她做著很有強度的思考，但執筆時又不喜歡操持理論的武器，更多是付諸藝術直感與經驗理性。她更願意讓思想的律動，妥帖地附著在語言平實、感情誠摯的表達中。她想做到的，是“言如心聲，文如其人”。行文至崇山峻嶺，不是靠修辭技巧聰明地滑過，而是坦承這份逾越的困難。這不是曉嵐才力的局限，而是她的可貴。如果細讀這批文章，我們會發現，這些困難，都是何等絞纏於歷史、糾結於人心的血與火、苦與樂的大難題！如果沒有她的文字引領，恐怕我們許多人永遠都走不到這高山橫亙之前。

曉嵐在《讀書》上的寫作，是一直在進步的。編曉嵐的稿子，我不敢輕施斧鑿，總是鼓勵她自己做些減法。而每一次我看她發來的修訂版，無論和上一版間隔多久，都能看到明顯的變化：或是文字更舉重若輕了，或是表述地更為審慎、更有分寸，這能讓人感到她的用心與用力。所以，我總在想，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思想的“留白”，或許總有一天她會自己填上。曉嵐並非學界中人，不用為職稱、升等的事寫作。她生命中的最後幾年，給《讀書》寫的這些文章，僅僅出於對思想、對文藝的本能熱愛。1978年以後，中國逐漸打開公共生活空間，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裡，有過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這裡面出現過很多非常優秀的思想文化人士。可是，隨著市場化與大眾文化的興起，許多當年的“弄潮兒”、今天的成功人士們，已失去了往日的銳度，甚至換了一種活法。這影響到了最近一二十年中國知識界的面貌。可別人不做的事情，曉嵐卻在自覺地當成愛好來做。她始終保持“求知和思考的樂趣”，保持“與社會伴行的緊張感受”（《四十仍“惑”》），寫作時才華橫溢又直面難題，這在今天的時代，是極為難得的。而她在《荒原狼的嚎叫》中呼喚“新型文藝”的產生，引人深思；殊不知她自己寫的這些文章，也代表了一種新型的“思想文化評論”，一種超越八九十年代文章風貌的新的探索，一種通過文藝作品串聯時代重大思想命題的可能，完全可以是未來《讀書》某一類型文章的代表方向。

曾經，我問過、猜過，改完《中書令司馬遷》的曉嵐，接下來會有哪些寫作計劃。曾經，我對作為思想者、寫作者的曉嵐，一直充滿各種各樣的期待。

可惜，這一切被驟然畫上了句號。

尚曉嵐

這是一種“未完成”，也是另一種被迫的“完成”。曉嵐留下的這些文章和創作，其實足以證明她的能力。可越是能證明這些，就越會讓我對她生命的“留白”、思想的“留白”，百感於心，淒惻歎惋。

2019年5月11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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