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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四大缺漏,觀策略之執行

初,吾仰王安石之才,以為改革之茲事體大,能行其一二者,必可慕也。

然讀其史,覺其劇烈,更改甚多,以至於有諸多缺漏:

其一,不查民情,以為不如意者,必為虛偽,此掩耳盜鈴也;

其二,屬下踐行之人匱乏。茲事體大而用人貧貧,便為良策,亦成惡弊。

其三,文治之國,貶斥當世名望者。此猶欲用其族,而先消其長,自殘民心。安石雖言以法治,然法不能替人心也

其四,大國之治,可以法,然行之在人。有法而特權之人常蒙蔽之,以飽私欲,以國大而不聞,此古有之事。未去舊腐,再添新腐,責難於民

 

觀其弊,吾乃思《史記》所謂“日暮途窮”故。然國大而民眾,不能憑一人之日暮,而舉國行途窮之舉。

複觀安石之文,條理論證清晰,奈何僅舉聖人言行。聖人言行,何也?置之理想,而文過飾非,以為標杆也。現實行事不能參以為準也。

又,論策多有反覆嘮叨,不能直指而得其要也。

 

故吾疑之,其尚在文,不在策。

策之重,在可行,而非有所出、有所參也。依安石所言,“聖人之言不可參也”,然其思考策論,參於聖人事言,豈非可笑?

是以反觀安石之變法,可謂文家發奇想,而得年輕臣主之照應也。此可謂治之大誤也。與安石之變同喻者,乃張居正之主事,雖有不同,但多有類同之實也。

文:何為貴,感謝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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