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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專欄:藝術史研究不應忽視藝術本身

薛永年

薛永年

1941年11月生,北京人,美術史論家,書畫鑒賞家。1965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系,美術史學師從王遜、金維諾、常任俠,書畫鑒定從學於張珩、徐邦達。攻讀本科期間,曾參與張珩遺著《怎樣鑒定書畫》的記錄和整理工作。1980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研究生班,師從張安治先生。現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院學術委員會常委,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北京美術家協會理事兼理論委員會主任,東方收藏家學會書畫鑒定組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鑒定研究室特聘書畫鑒定委員。

記者:在美術理論學習之外,有實踐類課程嗎?教畫畫的老師們都是怎樣的?

薛永年:我在央美讀本科一共是5年,前3年,每周有3個半天學畫。既學中國畫,也學西畫。西畫由韋啟美教,中國畫由劉凌滄教。當時是創作實踐與理論結合的教學。主持系務的是金維諾先生,教學群體還有常任俠、許幸之、王遜、王琦等先生。教我們畫畫的老師也很厲害,以中國畫為例,請了工筆畫大師劉凌滄來教,劉先生攝影也很好,會畫漫畫,並且還寫過書,他的《唐代人物畫》寫得非常好,每次上課他都請學校列印好一篇他寫的文章,人手一份,一邊講理論一邊講操作,教給我們怎麽用顏色,怎麽研、漂、怎麽礬紙,包括技術性很強的東西,怎麽掌握溫度和濕度、膠礬配合的比例等等。我記得他說,研製色彩時有時候用乳砵研,有時候要拿手指頭研。他們的教學沒有框框,劉先生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沒有門戶之見,他會叫我們學習蔣兆和的藝術與葉淺予的藝術,劉先生也很推崇張大千,跟我們講張大千人非常好,一點都不保守,還把張大千當時在香港出版的畫冊(高嶺梅編)拿來給我們看,讓我們抄、印,我記得張大千講畫是藝術家創造的一個神仙世界,不是直接描寫現實。我們到葉淺予先生家去,他就給我們看張大千的原作。這批先生的思想在藝術上仍然很自由,他們的視野很開闊,也很有分寸,所以當時我們在學校所受益的不是在報刊雜誌上能看到的。

記者:當時的整個美術史教學,從理論到實踐,都比較注重對藝術自身規律的學習。

薛永年:對藝術史來說,一種是藝術的歷史,一種是歷史裡面的藝術。就是說一種是研究藝術是怎麽發展過來的,它的發展有怎樣的規律和內部外部的原因;還有一種是以圖證史,用影像去說明歷史的發展,不涉及藝術規律。比如,一張《清明上河圖》可以說明宋代的城市建築情況,不管畫家是怎麽畫的它都能夠說明。

當時的設課是讓我們這些在美術學院學史論、批評的學生們成為藝術的內行,懂得藝術規律、藝術本體、創作思維、創作方法、物質媒材以及不同視覺藝術的特性。版畫是黑白語言,國畫筆墨是語言,油畫色彩是語言等等,讓我們掌握它們最基本的特性。這是現在專業的美術院校及綜合性大學的藝術學院不見得有的,雖然強調了人文,卻逐漸忽略了藝術的基本特性,有部分學者認為現在的藝術史研究新階段就是拿藝術來研究歷史,這並沒錯,但是不全面,藝術本身的歷史也還是要研究的,因為它畢竟還是藝術史啊。那時學校教給我們的正是一種掌握藝術品質的能力,不是它不強調人文,而是自覺重視藝術規律這一塊。

記者:後來央美的書畫鑒定專業是怎樣設立起來的?

薛永年:改革開放後央美美術史系由我主持工作了,老主任金維諾先生關心我們,幫忙出主意說系裡應該培養書畫鑒定專業的學生,讓我和他去國家文物局跑跑看有沒有這個需要。金先生原來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後來果然我們跑成了,國家文物局願意把書畫鑒定的研究生培養任務給我們,陶瓷鑒定這塊放在北大,這樣在央美就慢慢形成一個鑒定鑒藏的研究方向,較早進行了探索,培養了一批學生。

當時提倡學校和博物館合作,請了故宮博物院的劉九庵等專家作為師資投入到教學工作中。館校合作之外我們設定了幾門課程:書畫鑒定專題請博物館老專家徐邦達等先生講,鑒藏史是一門,是故宮博物院的單國強先生幫助組織的;20世紀鑒定名家研究是一門,由我主持,和學生一起對20世紀海內外鑒定家的治學之路和研究成果展開討論,出版了《名家鑒畫探要》;鑒定的個案研究是一門,也是我主持,讓學生將某一位畫家的作品全都收集起來,按照創作年份排序,研究其繪畫風格的前後變化及其原因,教給學生最基本的鑒定研究方法,這方面的教學成果收集在江西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鑒畫研真》一書中。

記者:書畫鑒定涉及的知識面非常廣,文學、歷史、建築、服飾、風俗、地理等等都是研究時必不可少的參照,還需研究者具備一定的書畫實踐能力,學習門檻就會比較高,對年輕學者有什麽建議?

薛永年:各種文物、藝術品都存在鑒定的問題。比如瓷器的鑒定,一般可以通過窯口來判斷它的地域和時代,並沒有特別個人化的東西。但是書畫鑒定就大不一樣了,它是個人化的創作,古往今來畫家數量太多了,畫風千差萬別,其中包含了歷史故事、風俗習慣、神話傳說、花鳥草蟲、山水風景等題材和內容,背後蘊涵著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等需要的大量知識。涉及到藝術表現方面,它又是非常綜合的,要求在畫畫、書法、詩詞題跋、篆刻、材料等各方面有一定的素養。舉個例子,之前有出版社要編本華喦畫冊,拿了些圖片過來找我谘詢,其中有一張花卉的扇面,上面題字“仿十三峰草堂 華喦”,我就說這張畫絕對是假的,因為“十三峰草堂”是張賜寧的齋號,而張賜寧的活動時間比華喦晚了60余年,他學華喦是有可能的,華喦學他是沒有可能的,根據題款就可以知道畫是假的。還有一張畫兒看了題詩之後,我說有問題,為什麽呢?古代寫的是格律詩,結構嚴謹,對字數、行數、平仄和用韻都有一定的限制,古代文人畫家都具備這方面的修養,如果這張作品上面的題詩平仄韻腳全不對,肯定是造假。諸如此類。這需要具備多方面的修養,只有慢慢積累才可以綜合地對作品進行判斷。

記者: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文化事業的進步,藝術品市場進入“黃金時代”,那麽當下什麽樣的作品更值得收藏?

薛永年:藝術品的收藏看個人愛好,首先要自己喜歡,我不太讚成把藝術品當成一種股票性的金融產品,藝術品本身有它的審美價值,不能只看到它的物質價值,忽略了其藝術品質。

目前存在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就是把還在前進發展中的,還有待於歷史檢驗的當代畫家作品定得價格很高,甚至超過了經過歷史檢驗的古代名家的作品價格,這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完全是一種商業行為。和藝術的規律沒有關係。

另外,這種現象的出現和腐敗也有關係,畫價越高越好送禮,當代畫家好辦啊,能畫就是真的,拿古代畫家的作品送禮,一是古畫沒那麽多,二是不容易讓人相信是真的,這些都和腐敗相聯繫。所以,隨著反腐的深入,畫價會越來越貼近實際,貼近更多的人,符合它應該具有的理想價值。至少中等階層的收入應該收藏得起個別的畫兒,藝術市場才會有發展,如果都靠為給貪官送畫去買畫是沒有發展的。■

文章來源:@美術報(2017年8月19日第12—13版 評論,記者莊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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