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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丨在線心理谘詢師:他們找我們哭一場,然後繼續開工

撰文丨王遲遲

編輯丨袁禾

出品丨騰訊新聞谷雨工作室×立春工作室

幾乎所有在線救援的心理谘詢師,都在深夜裡接起過求助電話。那一端,有醫院的大夫、護士、藥劑師,甚至是後勤清潔工,也有醫院外被疫情波及的普通人。他們在深夜撥通電話,有人痛哭,有人只是靜靜地掛著,也不說話。

但電話這一端的心理谘詢師知道,他們已經握住了攀援自救的手。

大年初二,心理谘詢平台“壹心理” 上線了心理援助熱線。心理谘詢師汪文博是武漢人,第一時間就報了名。這已是武漢封城後第四天。一個在醫院工作的女孩跟他不停地哭,沒說自己的具體崗位,只是一個勁兒地問,什麽時候是個頭。哭累了,她像是覺得給別人添了麻煩一樣,開始解釋——父母年紀大了,沒人照顧,身體不好,她沒辦法回家,醫院也需要她。

“他們有太多的兩難。沒辦法。” 汪文博說。

醫護人員是擋在這場抗疫大戰最前排計程車兵,也是最需要穩定情緒的一群人。他們在一線救人,心理谘詢師則需要在線支援他們。

如何支持來話求助者,成為心理谘詢師們此刻最要緊的事。高校、各地心理學會和心理學研究機構,紛紛開通在線救助項目,試圖提供寬慰和支持。

撇浮沫的人

一名外地援鄂的年輕醫生到了武漢,第二天就要上“戰場”。他告訴汪文博,防護服已經被他反反覆複穿了十幾遍,還是不放心,怎麽都覺得不對。他不是呼吸科醫生,平時穿的手術防護服和疫區標準不一樣,這樣的場面他也是第一回經歷,擔心穿錯了怎麽辦。他一面害怕,一面又擔心因為害怕睡不好,增加感染風險。

還有醫生向心理谘詢師陳瓊求助:她有很高的職業榮譽感,覺得這時候站在“前線”非常光榮。但她又是個極為敏感的人,越想做好,就越焦慮,甚至有了軀體反應——手抖、心慌,躺下也不能安靜,一天只能睡兩到三個小時,接近崩潰。

他們陷入自己的情緒,像原地打轉的困獸。

“這些擔心是真實存在的。他是真的沒有辦法。他還要去救人。”汪文博在電話裡教援鄂的年輕醫生,給自己的焦慮劃定一個邊界。“你覺得你再練習穿幾次防護服,可以保證明天80%不出問題?”“兩次。”“好,那現在開始,你再練習兩次。”

年輕醫生練了兩次,深呼吸,關上手機鈴聲。他沉靜了一會兒,說自己好多了。

像這樣的案例,汪文博接到過很多。他把“焦慮”總結成一個公式:焦慮=我們意識到的風險-我們意識到的資源。

“我們意識到的”這個說法很重要,因為“有些焦慮的產生,是由於當事人誇大了風險、低估了資源”。汪文博的辦法是努力幫他核實資源,規避風險。具體來說,他年富力強,資源相對較多。“要幫他看到一些因為緊張而被忽略的資源,告訴他,現場不是只有他一個醫生,即便防護服沒有穿好,也有其他人能夠提醒。”只是谘詢當晚他由於過度緊張,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他不斷看到擁有的這些資源,焦慮感自然就會降低。

但這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

“有時候,人的焦慮值是虛高於基數的,我們就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也確實會有效果。如果基數不是虛高的,那我們只能針對當下的情緒,除了傾聽,其他什麽都做不了。”汪文博拿焦慮公式比對了一些案例,承認這一現實,“我們只是撇浮沫的人。”對那位年輕醫生的乾預,之所以比較輕鬆,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位年輕醫生的資源還是多的。

“易感人群”成求助主力

援助熱線上線前,“壹心理”的工作人員簡單預估了一下,判斷疫情嚴重的武漢地區求助者應該會比較多。他們準備好,要為前線當好“後方”。但幾天之後,他們就發現,疫區外的求助者更多,只有約15%的求助電話來自湖北。

處於風暴眼裡的武漢,反而是平靜的。他們忙的是求生:吃飯問題、口罩問題、隔離服問題,要擔心怎麽找醫生、怎麽找床位。其他地區的人,被鋪天蓋地的信息轟炸,在焦慮裡感受著危險,但又不是真的危險——這些人反倒更傾向於向心理谘詢師求助。

心理谘詢師何峻對接待的來電醫護人員做了大致梳理,求助更多的,是非疫區、非一線的醫護人員,包括社區工作人員、醫院裡與呼吸科無關的醫生。這部分人“接近一線,雖然有時間休息,但處境矛盾”。

矛盾來自兩方面。他們一邊要面對大量滯留醫院外的人群,體驗高壓帶來的緊張感,另一邊也會因為身在二線,感到無力和愧疚。一名在非疫區醫院藥房工作的藥劑師,接連打了三天電話,他坐立不安,手上必須做著事情,一旦安靜下來,會立即陷入極度焦慮。

“長時間的耗竭會引起崩潰。”陳瓊介紹,一時的高焦慮處理不當,會更容易誘發心理問題。本身是普通人群,但因為高焦慮時間太長,也有可能轉為有心理問題的“易感人群”。

心理谘詢師唐海燕發現,求助者中有很多是懷疑自己被感染的“健康人”。他們會在自己身上發現一些曖昧不明的感染症狀,比對來比對去,總覺得像,又有點不像。14天的潛伏期很長,想去問診,但去醫院又會增加暴露風險。網絡平台的醫生問遍了,說的也模糊,沒人能給出確定的答案。

就像大部分谘詢師提到的,“易感人群”是這階段熱線求助的主體。抑鬱症患者、邊緣型人格障礙人群更容易受到波及。他們“安全感很差,又敏感,信息會對他們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唐海燕介紹。

心理谘詢師樊瑞娟接待過一名大學生。媽媽是武漢的醫護工作者,上了前線。他被留在家裡,不斷刷著社交網絡和新聞媒體,隨時更新與防護物資有關的消息,擔心媽媽暴露在外,身處危險之中。同時,外界對“武漢人”、“湖北人”的眼光,也讓他極度敏感。一個在同學群裡針對“武漢人”的玩笑最終刺痛了他。他開始拚命擔心開學之後被排斥,每天做噩夢,吃著飯也會哭出來。“天暖了就會過去吧?”“不應該是這樣的。”這位來自武漢的大學生傾訴。

正如雪崩不是突然降臨的一樣,每個人在重大應激事件中產生的心理問題,都是有人格基礎的。“面對重大應激事件,你的處理方式,其實在你的成長過程中寫定了的。我們看到的是疫情導致了焦慮,但事實上,長期積累的情緒才是關鍵所在。”陳瓊解釋。

她接待過一名帶有強迫人格並伴隨焦慮狀況的來話者。他擔心死亡,擔心母親和女兒無人照料,他一天要量十幾次體溫,時刻攥著手機刷新聞,越看越恐懼。他幾乎什麽也做不了,被焦慮淹沒。他其實非常孤獨,從小就是“好孩子”,被嚴格要求,害怕讓人失望,習慣了成為家庭的支撐。所以他越是覺得自己不能死,就越是害怕死。

如果把疫情比作一場暴雪,那麽下雪時,有些人可以躲在屋裡,而另一些人找不到屋頂,只能暴露在風雪之中。那些原本就有“問題”的人,面對突發疫情這樣的重大應激事件,更是一次巨大考驗。

一名來電的公司女高管,說話邏輯清晰、條分縷析,聽得出來的簡明幹練。但她擁有很糟糕的人際關係——用心理谘詢師的話說,“社會支持系統薄弱”。疫情把她和職場隔離,她待在家裡,終日被迫面對自己。“她不能面對這樣的生活,沒什麽朋友,又不能跟自己相處。原本可以通過事業產生的價值感進行補償,但面對疫情,她沒辦法吸取能量,焦慮就爆發了。”張雪梅回憶。

還有那個有著極高職業榮譽感卻擔心做不好的醫生。她的父母也是醫生,她是一個從小就被“榮譽感”牢牢捆住的人。

工作和生活節奏被打亂後,原本疏遠和隔膜的親密關係,也會面臨刺激。一個湖北的年輕人把電話打給了張雪梅。這是一個寒假回家的研究生,很早就從網上知道了有關疫情的消息。他勸父母戴口罩,父母不聽,繼續招來牌友,一群人到家裡打牌。年輕人崩潰,勸阻叔叔阿姨們別來,還是沒人聽。他一氣之下,轟走了人,爆發了家庭大混戰。他甚至產生了極端情緒,在電話裡失控地大哭:“為什麽他們就是不聽我的?為什麽不肯相信我?是不是非要等我死了,他們才知道?”

“社會支持系統薄弱”是谘詢師經常用的一句話。不少求助者,找不到什麽人能做真正的交流,不得不獨立面對生存的壓力和現實的困擾,沒有力量支持。

找一個理解你的人

一次30分鐘的線上谘詢,無法完全疏導長期積累的情緒。如果能在現實層面解決問題,求助者的焦慮狀況就會有所調整,但這顯然不是心理谘詢師能夠做到的。有汶川地震、雅安地震、天津大爆炸等多次應急事件心理援助經驗的陳瓊,對此深有體會。

在線谘詢無法像普通心理谘詢那樣,依靠更長的時間建立關係、較完整地評估問題,然後循序漸進處理。大部分時候,熱線谘詢師只能傾聽、共情,做一些簡單的心理評估,盡可能幫助來電者尋找一些可以馬上操作的應對壓力的方法。

“熱線谘詢是沒有辦法得到反饋的。如果反饋不夠明確,那掛斷電話,我也不確定,我究竟幫到他多少?”唐海燕解釋這種無力感。

對在線谘詢的局限性,各平台也早有準備。所有谘詢師上崗前都要接受培訓,被明確告知——谘詢師可以傾聽、陪伴,有時候能給出一些建議,但也要接受一個事實,能幫助的很有限。這也是對谘詢師的一種保護,通過不斷強調“你的幫助並非萬能”,來避免他們被“無力感”所傷害。同時,心理谘詢師的背後還有來自督導的支撐——這是一個幫助的鏈條,督導負責處理他們在谘訪過程中積累下來的負面情緒。

谘詢師們非常認可,他們的工作對穩定求助者當下的情緒,甚至穩定整個社會的焦慮狀態是有作用的。谘詢師能做的,是讓他們冷靜下來。張雪梅把這一過程形容為“揚善懲惡”。“善是求助者自身具備的積極的部分,幫助他看到自己的價值;惡是他此刻湧起來的消極的念頭,幫助他抑製住對自己的否定。”

有時候谘詢師會教電話那頭的來訪者擴展自己的意識。比如那個一天量十幾次體溫的人,正陷入“意識狹隘”的怪圈裡。他過度關注自己的身體,引起動作變形。陳瓊能做的,是把他帶回當下的生活裡,想想朋友,看看家人,聊天,做飯。“很多焦慮,其實都是對沒有發生的事的焦慮,要讓他收回目光,看當下,看到自己掌握的資源。”

有些時候,谘詢師需要帶領來訪者做焦慮練習。陳瓊教那位始終擔心做不好的醫生,用一個具體的物品來想象自己的焦慮,把這個看不見的情緒外化、形象化。來訪者把焦慮想象成了冠狀病毒,帶著針刺,張牙舞爪的。“病毒球”很大,似乎可以吞噬她的身體,讓她恐懼。陳瓊引導她把“病毒球”推開。慢慢地,“病毒球”越推越遠,越來越小。她不再害怕,也不再強求這個小球徹底消失。後來,陳瓊得到的反饋是,她終於可以平靜下來,也恢復了正常的生活能力,甚至,可以給家人做做飯了。

更多時候,谘詢師會用傾聽、共情的方式,幫助來電者確定自己的價值感。比如那位即將奔赴“戰場”的援鄂醫生在掛斷電話後,屏蔽了手機裡的微信群,好好睡了一覺。他第二天又打來電話,只為說一聲謝謝。還有在醫院工作的女孩,痛哭一場後終於平靜下來。她告訴谘詢師,“能在你這哭一場,知道有人還在關心著我,也行了。我去工作了。”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傳遞給求助者一個信息:沒人能替你改變現實,但你可以找一個理解你的人去療愈。”張雪梅說。

“壹心理”統計了來電量,截至2月12日,熱線接待人次已經超過3000人次。另一家高校心理平台同一天的接待統計也是3000多人次。這意味著,僅這兩個平台,已經給 6000 多人送去了安慰和鼓勵。

積極地應對當下

比起這些尚可以暫時緩解的困難,他們更擔心的是第二輪心理風暴的侵襲。

當醫務人員從“前線”退下來,現實的緊張感消除之後,他們對心理谘詢的需求量勢必會變大。等疫區的人們生活恢復正常,他們的谘詢量也一定會上升。

“現在是普通大眾需要心理谘詢師,他們可能因為疫情、因為被隔離產生的無價值感需要我們。過幾個月,更需要我們的是醫務人員和患者、患者家屬。”唐海燕作了一個預估。

有些普遍心態,被歷次重大突發性事件印證,是大概率會出現的。比如“病恥感”,以及它帶來的麻煩。一些離感染很近的人,感染者、疑似患者、無意間做了病毒傳播者的人,或者連累了身邊人被隔離的人,很可能會在事情發生之後產生“病恥感”。

已經有人暴露了此種心態。一名求助者,因為無意間接觸了武漢同學,後同學被確診,自己連累了身邊一大串親人朋友被隔離。求助電話打給張雪梅,他覺得自己特別對不起身邊人,家人,朋友。“這種病恥感帶來的是自責和內疚。很可能走不出來,引發更嚴重的心理問題。”張雪梅分析道。

也有人後知後覺,待事情過去卻有了後勁兒,對那些在疫情爆發時怠慢甚至排斥自己的人心生怨念。

一個小夥子去車站接了武漢回鄉的表哥,事後才查出來,表哥已經感染了。小夥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載著懷孕兩個月的老婆回丈母娘家,造成了懷孕老婆和丈母娘全家被隔離。14天隔離之後,他回到家,越想越難受,給張雪梅打了電話。“他開始回顧,在這個過程中,誰對自己的憤怒了、排斥了,他開始盤算著這些,心裡很多不滿。”

這讓他們對“人生的意義”產生懷疑。

“很多人會經歷價值觀調整。”陳瓊接待的來電者裡,很大一部分都在懷疑人生。而她要做的,就是把求助者拉回現實——幫他們認清自己的歸屬,知道自己是被尊重的,幫他們理性分析在社會層級裡的成就感,去再次感知友情、愛情,讓他們看到,自己還在掌控著生活。

“人一旦有了掌控感,就會更積極地應對當下。”陳瓊說。有時候即便感到無能為力了,她也會用作家余華寫在《活著》裡的話勸一句——“沒有辦法,你要知道,人生的意義是活著本身,而不是活著之外。”

*文中所涉案例及谘詢師均來自壹心理。

出品人 | 楊瑞春

主編 | 王波

責編 | 金赫

運營 | 迦沐梓 閆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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