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信軍
道教音樂，源於古代宗法祭祀、信仰所建構的禮樂文明。這一文化現象，是我國傳統中敬神、禮神、悅神、讚神的宗法禮教及其遺風。
關於古代音樂及相關歌舞藝術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學界均認為“古代的音樂、歌舞，是上古之時‘巫師’所祭祀天帝、神靈、宗祖的一種禮教模式”。
在很久以前的上古時期，當時的人們還沒有完整、完美的樂器，更沒有樂譜和樂理知識。但是在祭祀之中，為了表達對天帝、神靈的崇拜、敬畏，也可以說是為了討其歡心而逐步演化而產生歌與舞。
故古人有“巫祝，歌舞以悅神”的記載及傳統。巫祝是上古時能與天神相溝通，並傳達聖意的中介人。可以說，他們在祭祀大典中掌握著禮教大權。
但是，這些巫祝的任務遠比這複雜得多：他們還要研究天文星象、知陰陽消長，以指導國家的農牧、時事、生活和生產。同時，他們還擔負著治病救人，幫助百姓釋疑解惑等任務。
根據有關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古時的巫祝在祭祀天地神靈時，所使用的樂器是極其簡單的，諸如一些木器、石器、骨器等。只要能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的器具就會被選用。
在這些器具的伴奏之下，巫祝們踏著有節奏的舞步，加之敬奉叩拜，以歌誦神靈功德，表示世人的敬畏及誠意，從而冀望上帝垂憐、降福於人。
黃帝之時，曾於涿鹿大戰蚩尤而平定天下，之後推算歷法，教人養蠶織布、播種五穀、造文字、定乾支、創音律等等。在這一階段，音樂才逐步得以不斷完善和提升。
到了夏商時期，統治者把這一傳統的‘禮樂’納入到國家制定的‘六藝’當中，音樂、歌舞藝術遂成大興局面。之後，不但祭祀大典用，軍事上也用，甚至婚喪嫁娶統統配上了歌舞。帝王將相、士卿大夫們為了滿足私欲，又紛紛把這些樂手、舞女藏在了自己的深宮後院之內。
東周（春秋）時期，禮崩樂壞，淫逸驕奢之風盛行，社會動亂不堪，群雄紛起致使民不聊生。故《道德經》直指時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道教於東漢正式形成教團組織後，吸收、承繼並發揮了古代方士、巫士的祈禱行禳之術以及相關的音樂、歌舞等傳統文化和藝術形式。當然，這些傳統音樂、歌舞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們都經過了歷代高道的創作、改編，才最終定型。
如古代歌舞（指上古時的巫舞）轉型成為道場所使用的經韻道樂及壇場上的踏罡步鬥等，就是北魏著名道士寇謙之天師（公元415年）制定的《雲中音誦新科之誡》所規定的，其中還將歷史上念經時的“直誦”方式，演變成了用音樂伴奏的“樂誦”方式。
另據北周武帝時的道教經典《無上秘要》記載的《陽歌九章》和《陰歌六章》來看，說明至少在南北朝時期，道教壇場音樂中就已經有了諸多經韻並廣泛流傳，而且還被細致的劃分為“陽韻”和“陰韻”。
無論政治體制、社會和諧穩定還是在科學科技創新，以及經濟、文化發展等各個方面，唐代在當時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傳統藝術方面，由於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提倡，道教音樂在帝王將相們的直接參與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如唐玄宗親自禦定的《霓裳羽衣曲》和《紫微八卦舞》等。同時道教也得到了很多文人雅士的信仰和喜好，寫出了許多反映道教、道樂的詩歌，促使道教音樂與宮庭音樂相融匯。這些道樂、歌舞的產生，無疑為宋金時期道教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北宋時期，統治者對道教音樂的發展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曾設雲璈部主管道樂，不僅親自為道教法事製聲讚唱詞，並采取措施積極推行道教音樂在全國各地的統一、規範。於政和年間（公元1111—1115），道教聲讚譜集——《玉音法事》三卷問世，共輯錄唐宋道曲50首。
金元之際，在王重陽祖師創立全真教派之後，經過七真（即馬鈺、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譚處端、孫不二）等高道的艱苦而卓有成效的改革與創新，形成了全真道道樂。
全真道道樂在繼承唐宋道樂傳統的基礎上，從本教派的教理、教義出發，進行改編、創作，不斷積累，逐步形成了以“全真正韻”為核心的道樂體系。
據《玉清樂引》記載，金大定元年，邱處機（邱祖）由膠西赴太清宮等道觀傳教。布道期間，曾對唐代道樂《三塗五苦頌》八首，進行了改編與創新，合成一首，並更名為《三塗頌》。孫不二（孫祖）則精心研究經韻琴曲，她在山東青島嶗山留下的琴曲，流傳至今並被稱為“孫譜”。
明代所傳《大明禦製玄教樂章》，收《醮壇讚詠樂章》、《玄天上帝樂章》、《洪恩靈濟真君樂章》三部，在原有道樂的基礎上，又收錄道曲14首。至清代，在道教齋醮音樂中，這些曲目在全國各大道觀中非常盛行。
（編輯：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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